张元济

张元济：“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底，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为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

　　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

　　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3]

　　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张元济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其间1905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

　　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毛泽东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

　　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

　　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6]

　　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7]
    “难于应召”的理由有五条之多
    1949年的变化是张元济所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8]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
　　 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
　　 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要他请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
　　因此他“再四踌躇”，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 
　　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 

　　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
　　“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 
　　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 
　　“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 
　　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还在观望犹豫之中。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他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 
　 9月4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这一天在写给张国淦的信中他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 
　　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17] 
　　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9月11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在日记中称，他虽然83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 
　　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此时，商务印书馆正面临着建馆半个世纪多以来最大的考验，职工会与商务之间即劳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劳资纠纷在商务历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的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作为资方代表，张元济对工运、对劳资纠纷，一向的态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从容处理发生的劳资纠纷也非易事。何况商务经济效益的滑落，使矛盾更加尖锐了。3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商务丁英桂的信中说，他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月24日到28日间，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出了业务改进。6月28日，看过他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他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月2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月5日，他临行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 

　　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

　　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

　　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 

　　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

　　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 

　　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 

　　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41] 
　　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了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二十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月8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

　　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北大在英文系任教的侄孙女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他当年参加殿试、从而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参观了北大校园，在故友蔡元培的塑像前久久不肯离开；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他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83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一日看尽京城花，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月12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挚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成了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力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岁以后仍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他自印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

　　9月16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不必介意。）[44]
　　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详述了傅增湘的近况。[45]

　　10月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写信告辞，但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

　　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时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应令下情上达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寒暄，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 ][ ]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毛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毛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47]
　　10月1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前贤，铲此[ ]毒，一雪此奇耻。[4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月5日，毛泽东回信，感谢送书。
　　10月6日，吴贻芳来看张元济，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尽管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都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两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行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高答应稿子写成后一定请他本人过目。17日，高汾将问答稿送给他，他略作修订后送还。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问及张元济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奇女吟》各一册，并郑重嘱咐谢如要将他的访谈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国富民强的渴望，无时不萦绕着张元济这位正直、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此他常常放言无忌。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建议。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他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对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毛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50]
    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1949年随着时代的转变，与土地改革有关的矛盾、冲突开始浮出水面。9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高镇武的遭遇与处境，虽然他说高的“乡音甚难懂”——“自言年七十矣。教书数十年，略有储蓄，置有房宅两所。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 ]栖止。全家九口，原有田四十亩，今分回十亩，子媳女均在学校教课。有妻在室，不能力作。以前在供给制时，甚艰苦。近改薪给，较宽裕，生计各无忧，但必须力作耳。”[51]

　　当天他与陈毅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10月初，他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幹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52] 

　　10月15日河北沧州籍的学者孙楷弟来访，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53]当时不仅“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常常被来自故乡的有关土地、房产被占的求援声困扰。6月19日的宋云彬日记说，有人告诉叶圣陶，“谓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叶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信稿交宋云彬斟酌，宋说“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54] 

　　就在10月11日这次会面时，毛泽东还谈到章士钊想经营商业，将来北京，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起来反对，张元济也说杜月笙的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赖，于地方上不免受扰”。陈毅表示，如要让杜回上海，宜慎重处置。

　　周善培谈到读经，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并说到现在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改革汉字，他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我国的疆域如此辽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那天的晚饭非常简单，“前后不过十味，烹调并不精，且盆碗亦甚小。各人均自盛饭，此亦一特点也”。[55]但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元济内心是愉快的，所以他才会把谈话的内容一一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不仅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0月10日朱德也曾登门看他，张元济在谈话中说此后不会有内战，即外国却也将绝迹，但朱德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张说东北的钢铁产量不少，朱德告诉他明年大约可出四十万吨。[56]周恩来和他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9月11日周到饭店看望他，“谈半小时而去”。[57]9月13日，周请张元济等政协代表吃饭，共六席，推他“居首座”。[58]9月26日，他接到通知周恩来请吃午饭，因事先与陈叔通、马寅初等有约只好辞谢了。结果是周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他们约定的人基本上都被邀，会后入席，仍是他“居首座”。[59]10月17日，张元济离北京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其中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60]

　 王云五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最初发表时曾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61] 

　　此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以张元济的性格，向毛泽东写信未尝不可能，在祠堂张贴布告似乎与他一向低调的为人不太吻合。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对张元济几乎都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仅9月10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月8日，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访，说看到《新建设》发表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这固然是因为张元济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

　　抗战前夕出身于进士、翰林的张元济竟然发奋用白话文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９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明显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月4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