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解放军《北平入城式》是补拍的？

　　北平入城式“补拍说”

　　纪录片导演赵燕在2003年发现了一个充满挑战的选题：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版的《我们的足迹》一书中，老摄影师刘德源气愤地驳斥《戏剧电影报》1994年4月24日刊登的文章《解放北平有两次入城式》，此文认为北平入城式的纪录片是事后补拍，而非当天实况。

　　赵燕带着疑问追踪核实，他找到当时参加拍摄《北平入城式》的摄影师和助理人员——石益民、李华、赵化等，这几位当年的小伙子从东北电影制片厂一路南下，拍摄《解放天津》、《北平入城式》，并跟随解放军拍到南京和广州，现在都已是耄耋之年。

　　《北平入城式》“补拍说”，令这些现在八十多岁的老人情绪波动很大，他们讲述了亲身经历，以说明“补拍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的故事被赵燕用《北平入城式之谜》这部纪录片保存并播出。

　　《北平入城式之谜》播出后，那位用笔名发表《解放北平有两次入城式》的作者找到赵燕，坚持了自己的看法：2月3日入城式一个月后，前门一带曾专门摆拍过一次入城式。赵燕解释道，1950年以后，为了配合（前）苏联方面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确在前门附近补拍过一段入城式，是彩色的。但是时间与那位作者所说的不符，因为1949年2月3日实拍入城式后，这些部队旋即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几位摄影师也随大军南下，不可能在北京再呆上一个月，他们跟拍各兵种“宜将剩勇追穷寇”去了，那时中南和西南多省还没解放。　

西直门实拍接管

地处解放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石益民，1948年11月22日接到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拍摄的任务，第二天东北野战军就出发了，他们要在华北军区主力的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石益民和他的另外8位同事，编成3个摄影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路向南，一直拍到解放广州。

1949年1月底，这些年龄在17到20岁左右的年轻摄影师终于扛着摄像机辗转到了北平城外。这时，傅作义的部队自1月21日签署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后，已于25日开始陆续离开北平城。这年的春节是1月29日，为了让北平市民过个平安年，人民解放军定于31日进城接管北平，这一天是大年初三，这天也是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平津战役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结束的日子。

石益民提前一天，在30日下午就随负责接管北平防务的东北军第四纵队121师进城实地勘察。这样一来，他对于人民解放军怎么进城，傅作义部队怎么撤退，如何交接，地势地形怎么样，怎么选机位心里已经有了个大概。

第二天上午，北平市民间传遍了“解放军下午一点钟进城”的消息。石益民和战友、助理摄影师赵化等人一大早就被通知上了一辆大卡车，在他们的车后，一些战功卓著的队伍扛着威震敌胆的战旗排成长龙，还没进城，北平城外的群众已经一片“热烈欢迎”的呼声了。

四野政委莫文骅带领121师从西直门入城，与原在城内值勤的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石益民的拍摄任务开始了，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过来，与傅作义的防务人员互相立正、敬礼，防务交接完成了。北平城在这个简单而迅速的敬礼过程中和平易手。

舞者戴爱莲：鲜艳的旁证

助理摄影师赵化当时不到20岁，这位年轻人看到一个穿着“毛朝外衣服”的漂亮女性，“抹着红嘴唇”，一阵风似地赶到解放军队伍前头，表示要给部队跳舞。正好部队中还有个军人站起来，“戴老师、戴老师”地喊着要与她共舞。

1948年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舞蹈课的戴爱莲，得知解放军正月初三进城接管的消息后，推了辆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就出了家门，当时她穿着一件翻毛外衣。

赵化他们碰到了来欢迎解放军的戴爱莲，解放军接管北平时有摄影师跟拍这一事实，无意间被戴爱莲的舞蹈所佐证。

戴爱莲生前曾两次告诉新华社记者 闵捷，自己是在初春听说解放军要从西直门进城，那天早上并没人通知过她，她骑上车就跑到了西直门，“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很多，我跟着队伍一直走到北海后门。解放军停下来休息，大家席地而坐。这时，北大、清华的学生发现了我，有人喊起来：‘爱莲，跳个舞吧。’我就在围出的场地上跳了起来，大家都非常兴奋！”

赵化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场面，赵化还记得有位男军人走上前去，向戴爱莲施了一个持枪礼，并主动要求与“戴老师”一起跳舞，军人跳了一个像鸭子步一样的（前）苏联舞蹈。

当晚接管了电台

1949年1月31日，徐树滋为了这一天，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地下”工作。

徐树滋经常被介绍为北平的地下党，现年86岁的老人笑着说：“我不是地下党，我入党是解放以后的事儿了。”

年轻时的徐树滋是辅仁大学的进步学生，1945年从辅仁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毕业之前，苏士文当了他4年辅导老师。1948年，徐树滋毕业3年后的一天，苏士文找到正在北平广播电台搞电波电离研究的徐树滋，告诉他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了，但是，是打进北平还是和平解放，还说不准，但无论如何，先控制国民党的电台。苏士文说，“城市工作部”要求他们尽快搜集北平城内各大小电台的资料。

搞这些事关重大的情报，徐树滋具有先天优势。他一直在一线从事技术工作，而且他几乎在北平所有电台都有实习或工作经历。他要提供的是组织机构、设备设置、政治、业务、人员面貌、管理情况。这些材料很快调查清楚并整理出来，交由苏士文转给地下党。经过考验后，苏士文又交给学生徐树滋另一项新工作：保卫电台。

1949年1月31日，上级通知徐树滋，今晚解放军会对国民党电台实行接管，而他从那一刻起不再是“北平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而成为我方在技术方面的接管人员。

这天下午1点30分，石益民和他的摄影队同事用胶片记录了北平防务接管，整个下午，北平城内各机构都在有序地进行交接，电台接管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钟。接管西长安街3号北平广播电台的共产党方面负责人是李伍。

入城式的民间记忆

燕京大学放寒假后，三年级学生郑祖心一直住在铃铛胡同18号的家里，这里后来成为北京火车站。正月初六上午，郑祖心听到街上热闹起来，院子外头在传、在嚷嚷，“解放军、解放军进城啦！”

街上已经人山人海，郑祖心个头小，急得她跳起来往路上看，解放军还没有走过来，人群追着人群朝着想象中解放军的方向拥来拥去，她一边喊着“欢迎”，一边猫着身子朝人缝里钻。那支还在传说中的部队，这天早上7点钟已从南苑出发，一个小时后刚刚开到永定门内。

在此之前，郑祖心从未见过共产党，也没见过解放军。2月3日这天上街欢迎解放军，也没人通知她，她周围的人都是街坊，也不像是被谁组织来的样子。

距她高呼“欢迎、欢迎”一个甲子以后，郑祖心说，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共产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国民党都干了些什么呀。国民党发行的那个金圆券银圆券，转眼就不值钱了，拿出去10万，只能换回来一双鞋子。所有人都知道这样满眼腐败的日子毫无希望。

从迎接东野入城的地理位置来说，郑祖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她家往北到东单之间，不远处有个举世闻名的小胡同叫东交民巷。2月3日，四野扛枪的步兵、开军车的汽车兵、军用卡车牵引的大炮车、新缴获的坦克从东单东交民巷间隆隆地来，隆隆地去。这支部队从城南的永定门进城，经前门、正阳门，没有直接北上长安街，而是专门拐进东交民巷这条3公里长10来米宽的小巷口，从这条记录着半个世纪屈辱的小街道上威武昂扬地走去。郑祖心说，这样狂欢的记忆一生只有一次。

大学冒出许多“地上党”

大年初六轮到江康值班，他一大早就上了未名湖边上的大水塔，站在这座哨所上观察有无敌机。这一天不少同学早上就进城了，但是他去不了，男生有一部分人被学校组织起来成立了“护校队”。

1948年以来，国民党各方面都显出了颓势，因此挣扎得也厉害，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的队伍已经开走了，但是特务活动非常频繁。燕京大学只有拿起自卫的武器，成立“护校队”。

江康春节护校期间，国民党的飞机没有来过。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1月25日开始撤出北平，并于1月31日把200万人口的北平的防务交给了解放军。解放军入城后加强了北平城的空中防务，江康甚至听同学们说，共产党带来了打飞机的高射炮，就架在天安门附近，各种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所以国民党飞机不敢来了。

2月3日晚上，进城的同学们返校后，校园里热闹起来。这些一早进城的学生目睹了解放军入城式，江康羡慕地听说他的学生还爬到了军车上，有的还坐上了大炮车跟着队伍走了好远，有很多地方军队都走不动了，全是老百姓，太热情，欢迎的人群把路给堵严了。

这一天后，北平很多大学都冒出一些“地上党”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做地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