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剑为何在楚墓中出土

越王勾践剑为何在楚墓中出土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中出土，全长55．6厘米，越玉勾践剑虽然已深埋地下2300多年，但至今仍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足证《战国策，赵策》所记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医”决非向壁杜撰，《越绝书·宝剑篇》曾记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越王勾践的“纯钩”宝剑评论说：“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瓤，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溢于塘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职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好犹不能得一物”。而《庄子·刻意篇》则云：吴越之剑“押而藏之，不敢用也，主之至也”，其声价之重自不待言。

　　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公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的技艺。1973年6月在日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时，这把宝剑和东汉的银楼玉衣都是其中的精品，郭沫若先生在展出前，专为勾践剑和银楼玉衣题诗一首，诗云：“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安错金，银搂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并指出“剑铭自作，实赖民工；衣被王躯，裁成对革。创浩历中者。并北英雄帝干。乃是人民工匠当 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在祝辞中说：“在这次出土文物展会里还特别展出了与楚有关系的古城发掘出越王勾践的剑。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我表示衷心地敬意越王勾践剑的展出，轰动了日本科技界和考古学界，许多学者对我国古代精湛的铸剑工艺盛赞不已，叹为观止，1984年12月越王勾践剑又和刚在江陵出上不久的吴王夫差矛赴香港展出，被香港各界人士誊为“稀世珍宝”，是我国古代兵器中的“双壁”。

　　然而，当时的越国领土地处今浙江一隅，越王勾践的宝剑为什么会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江陵墓中出土呢？香港考古学家吕荣芳先生根据该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简研究，认为墓主人滑即邵滑，也即淖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吕先生进一步从《史记·甘茂列传》和《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载史料剖析，认为楚怀曾派邵

滑到越，离问越国内部矛盾，诱使越国内乱，而楚怀王乘乱之机而亡越。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回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邵滑，邵滑死后，将这把弛名天下的宝剑殉葬，以显赫他生前的功绩，这是有可能的（见《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中山大学古文研究室同志通过对该墓出士竹简的整理研究，也主张墓主人是邵固，越王勾践剑是从越国缴获的战利品。（见《中山大学学报》1977年第2期）。

　　陈振裕先生从这座楚墓出土的竹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其他墓葬的同类器物分析比较，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墓主邵固并非邵滑，墓主邵固应是生活在楚威王或早些时候，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主要政治与外义活动都在楚怀王后期，邵固与邵滑是生活于不同时期的两个人。墓主邵固生前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大夫这一等级；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在楚怀王十五年以前就是楚国的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在“齐破燕”后，曾担任了联赵魏伐齐的重要使命；尔后又被派到越国，为越王所用。五年后，由于邵滑在越国搞离间活动，遂使越国内乱，楚国便趁机出兵灭掉越国，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根据史书和竹简所记，楚越之间的关系在楚威王之前是很密切的，楚昭王曾娶越王勾践之女为妃，而勾践将他珍贵的青铜宝剑作为嫁女之器而流入楚国，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墓主邵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从他祭把先王、先君推测，他是楚悼王之曾孙，竹简中还记他常“出入侍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死时很年轻，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侍候而把名贵的越玉勾践剑剔葬邵固墓中，也是很有可能的（陈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方壮酞先生则认为越王勾践剑何以会流落到楚国来，这是和楚国灭越问题分不开的。因此，江陵望山1号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国灭越以后，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顷襄王徒都于陈之前。因为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勾践宝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据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践剑也有“可能是越国王子奔楚国，客死郢都的随葬品”（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除上述三种意见外，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鼎先生认为：春秋未年，晋联吴以抗楚，楚联图吴，互相报聘，故吴物人晋，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践灭吴以后，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赠之可能也（引自《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谭维四文章）。如此看来，越王勾践这把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为什么会在远离越国的江陵楚国墓葬中出土，还是一个未解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