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60年

骆思典（Stanley Rosen），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国三十余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协会成员。编著有《21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英文）、《中国电影艺术、政治与商业间的交互作用》（英文）等。

中国青年：从红卫兵到汶川地震志愿者

《同舟共进》：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骆思典：我1971～1976年在香港写博士论文，关于红卫兵的思想研究，也是我研究中国的开端。第一次到中国内地是在1980年，去了北京和广州。以后每年都会来中国，去不同的地方。

《同舟共进》：那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了。在您的记忆中，3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骆思典：中国变化太大了。记得1980年我带团（学术研究团）到北京，是国际旅行社安排的——当时以个人身份是很难进入中国的。那时北京的酒店非常少，房间不够，只能住天津的招待所。每天凌晨5点起床赶到北京参观游览，第二天凌晨1点才能回到天津，那时天津到北京坐车要4个小时；1980年也带过团经澳门去广州，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只能坐船渡江，当时广州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1980年代的中国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我们的团友很喜欢拍那些地方，当地人就阻止说：“你为什么拍最落后的地方？你想干嘛？”然后就把我们带到新一点的地方去。其实我们都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感兴趣，这正是矛盾之处。现在中国城市里，落后的地方已很难找到了。

《同舟共进》：您觉得30年中，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骆思典：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尤其是青年。我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在香港呆了5年多，采访了200多个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红卫兵。他们大多是还没毕业的中学生和共青团员。很多人认为红卫兵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并不那么简单，有些红卫兵的思想很“红”，非常革命；有些是“我看透了一切”；还有些认为自己是牺牲品，上山下乡就留在农村一辈子……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都是爱国者。红卫兵也有很功利的（这一点跟现代中国青年的物质主义有点像），比如很多红卫兵竞相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并不单纯因为爱国，还因为这与个人的工作、前途密切相连。中国现代的青年，思想上当然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开放得很快，互联网开始普及，海归派回国，青年对国际的变化了解得更多，思想也更多元。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有三个特点：国际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物质主义。中国青年在平时物质主义表现得比较强，但有特殊情况发生，比如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就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汶川大地震后，很多“80后”去到四川当志愿者，这与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所以，常态和特殊时期要分开来看。

前段时间《中国不高兴》引起很多争议，我也看了。我觉得他们（作者）就是民族主义者。比如，他们认为美国已经不那么强大了，中国为什么不出击？还有，他们批评亲美派，批评改革派，当然也批评自己的政府。

《同舟共进》：那些红卫兵现在的生活怎样？

骆思典：他们有些人联系我。有一个红卫兵，以前是广州科技学校的，当年没什么文化。几年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儿子要上大学，不知乔治敦大学好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好。我告诉他两所大学都是美国顶尖的院校，但乔治敦大学是私立学校，学费比较贵。他说，钱不是问题！他在硅谷已经有了自己的电脑公司，还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款。很多红卫兵到了美国都挺成功的，因为他们很努力，这一点我很钦佩。他们本身的文化不高，甚至有些现在英语都说不好，但他们的孩子都很成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当然，“文革”那段经历对他们影响很大。不久前有个人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论一部电影《高考》，电影内容是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他看了觉得很感动。他们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还有很多人就留在了农村一辈子。



透明度：中国下一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舟共进》：您前面谈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在您看来，社会发展有没有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表现在哪些地方？

骆思典：当然有，比如物质主义、腐败、“包二奶”等等。拿物质主义来说，有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小学生知道麦当劳叔叔的比知道孙悟空的要多。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强调儒家思想，强调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我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有两个矛盾，一是社会稳定与反腐败的矛盾。政府强调稳定，地方官员为了维持稳定，不让老百姓上访，压制群体事件，对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隐瞒了太多东西。老百姓对中央政府有信心，反而对地方官员不信任；二是经济发展与反腐败的矛盾，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太密切，如果在短时间内过于强力反腐，有人担心会影响经济发展。

《同舟共进》：美国媒体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吗？您个人的看法呢？

骆思典：说实话，很多美国人不怎么关心外国的事情。比如在香港，可以看到美国的新闻，但在美国，很少有外国的新闻，即使有，也多是有关伊拉克、阿富汗的。当然，中国非常成功，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记得看过《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报告，在美国、欧洲，有90%的人承认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很奇怪，中国人自己反而不一定承认。在我看来，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方面，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国，但在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方面，还称不上大国。

《同舟共进》：您认为中国要继续健康快速地发展，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骆思典：透明度，我认为这是中国继续发展面对的最大问题。“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去到地方考察，有些地方领导把粮食都收集起来，堆在他经过的路上，做出丰收的假象。经过改革开放，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一点，但问题还是存在，比如很多大学给出的就业率有很多水分，这样，中央就很难知道真实的情况，这将最终影响政府的决策。透明度会影响很多方面。

再比如在西藏和新疆事件上，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媒体误读？除了它们本身的因素外，跟中国的透明度也有很大关系，一是对外的透明度，二是对内的透明度。

不过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媒体的态度有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我跑了中国很多地方，经常跟大学生交流，当时很多大学生不相信中国媒体，而几乎百分之百相信BBC和“美国之音”；现在不同了，更多大学生知道欧美的媒体不一定正确。这也跟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大关系，现在的中国青年怀疑一切（包括西方媒体），这对中国政府是有很大好处的。

《同舟共进》：对中国的未来，有人把您归为“乐观派”，您“看好”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骆思典：未来的趋势很难预料，从总体趋向看，我比较乐观，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也很难说。因为中美的利益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是“同舟共进”的。不仅仅中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不可能一个国家情况很坏，但与它密切联系的国家还能很好，这是全球化的趋势。当然，中国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不可忽略，就是一旦有危机发生，群众相不相信政府？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毛泽东是权威，他带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接着是邓小平，他带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没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个变化。



从电影看中国社会60年变迁



《同舟共进》：我知道您很关注中国电影，尤其是有关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您能从电影角度谈谈中国60年的变迁吗？

骆思典：我在美国加州大学讲授电影课，也谈中国电影，我做了一个反映中国60年变化的片子给学生看。这里就谈谈我挑出来的电影和片段吧。

《乌鸦与麻雀》，开拍于1948年，讲述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群麻雀般辛苦谋生的平民房客和一个乌鸦般贪婪凶狠的官僚房东斗智斗勇，最后房客取得“胜利”的故事。影片折射出国民党与老百姓的矛盾，也宣扬了个人力量有限、集体才有力量的思想。那是解放前夕，是最乐观的时候。在电影的最后，描述国民党的官员偷偷到香港去了，房客们都很兴奋，说国民党走了，共产党就快来解放我们了，我们要迎接新社会了。

《决裂》，1975年上映，主演之一是葛存壮，是歌颂“文革”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镜头——“马尾巴的功能”，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老师在讲台上讲“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下面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发难了：我们为什么不讲一讲牛尾巴的功能呢？因为在学生看来，南方没有马，只有牛，所以教授是“理论脱离实际”，后来贴了大字报批判这个教授。于是得出结论：教授不如老农，课堂不如田野……

《霸王别姬》，故事的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到1977年，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我特别喜欢“文革”时期那段：谁都不信任谁，谁都背叛谁……表现得非常好。

《顽主》，1988年首映，是根据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描述三位无业青年在北京开了一家“三T公司”，专门替人解难、解闷、受过。我后来把这个剧本翻译成英文，与王朔在北京一起吃过饭，他看我翻译的英文剧本，但他英文不好，只认识一个“China”。电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镜头，就是在迪斯科有一个时装表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清朝的官员、国民党的官员、共产党的官员，有地主、贫下中农，还有当年的潮流青年朋克一族……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敌对的，音乐一开始，都一同跳起了舞，好像一家人。我想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历史太复杂了，都算了吧，我们重头再来吧。1988年是中国的过渡时期，很开放。

《盲井》、《盲山》。《盲井》于2004年上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矿区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并害死在矿井下，再向矿主索要赔偿来赚钱。金钱让两人丧尽了天良……但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为了保护那个16岁的小男孩，这个谋杀者与他的同伴发生冲突，最后死在深深的矿井下。《盲山》于2007年上映，与《盲井》一脉相承，以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在国际流传的李扬的最初版本中，女大学生并未被解救）。这个系列片的导演李扬正在创作第三部作品《盲流》，是关于农村小孩到城市来的。我认为这一系列电影展示了中国发展带来的一些坏现象，表现了社会和人性“盲”的一面，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国家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反映。

《非诚勿扰》（导演：冯小刚）和《南京！南京！》（导演：陆川）是我近期给学生看的两部电影，学生很喜欢《非诚勿扰》，我也曾邀请冯小刚到我的课堂展示他的电影。

《同舟共进》：您有喜欢的中国导演吗？

骆思典：我喜欢谢晋，喜欢他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多于《鸦片战争》。我曾请他到我的公寓，讨论他的一部还没完成（也不会完成了）的电影。但他告诉我，我1980年代以前的电影你不要看，那时我不是很自由。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海港》。但他1960年拍的《红色娘子军》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也很喜欢贾樟柯，他和李扬都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他们用电影镜头记录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同舟共进》：对于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骆思典：这里我谈一部电影《功夫熊猫》，我认为这部电影给了中国一个教训——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的东西，为什么是好莱坞拍这个片？我想，如果由中国来拍，熊猫不可能那么胖那么懒，因为熊猫是中国的象征。陆川在看完《功夫熊猫》后也曾呼吁“把熊猫还给孩子们”。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太严厉，太强调“政治正确”，是不利于电影发展的。中国拍电影有三个原因：一是商业，二是艺术，三是政治，即所谓的主旋律。而好莱坞最看重的只有一点，就是商业。 我来说两句(点击回复,无须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