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污血事件”受害者获赔10亿加元

总理哈珀宣布扩大赔偿范围，5500名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受害者有望每人获赔1千到30万加元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25日宣布，加政府将向上世纪70至90年代因输血而感染丙型肝炎的一批人赔偿10亿加元（8.8亿美元）。
“我不再认为我是被遗忘的人。”当听到加拿大政府新的赔偿决定后，丙肝患者基斯·贝里表示非常欣慰：“现在看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们为此争取了很久。”
当地时间25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宣布，政府将向上世纪70到90年代“污血事件”中因输血而感染丙型肝炎的一批人赔偿10亿加元（折合8.8亿美元）。
总理坚持亲自宣读赔偿决定
宣布新的赔偿决定时，总理哈珀说：“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公平的赔偿，因为所有的受害者都忍受过痛苦，我们的政党一直同意这种做法，现在政府将其付诸实施。”
此次赔偿的对象包括5500名因输血感染丙肝或艾滋病毒的人，个人的赔偿原则也将和1986年至1990年受害者的赔偿一致。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的病情、收入损失和医疗费用决定赔偿数额，每个人的赔偿范围在1千到30万加元之间，赔偿金一次付清。
哈珀还表示，这一决定为更加具体的最后赔偿方案奠定基矗在得到加拿大四个省的法院批准后，还将实行审查，确保赔偿金按时下发。赔偿的声明原本由加拿大卫生部长在本月6日公布，但哈珀总理希望亲自宣读这个决定，因此才根据他的安排将时间推迟到25日。
赔偿具体数额须法院裁定
对于总理的声明，丙肝患者贝里感到很满意。贝里在1979年的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现在他的病情已经缓和，让他能够继续工作。贝里说：“当政府在1998年决定分别对待受害者，并将我们拒之门外时，我的尊严全失。”但是他说，一些受害者已经撑不到赔偿金来的这一天，“我们也失去了一些朋友。有的人等不到今天。”
杜汉娜·雷杰一直在为因输血染病的患者争取权益，她说：“因为人们等得太久，因此很多人的态度就是，只有拿到赔偿我才相信这是真的。”雷杰认为，虽然政府已经决定赔偿，但受害者拿到赔偿金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提交成堆的表格，证明自己是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之后再由法院裁定赔偿的具体数额。
红十字会负责人面临10年监禁
在“污血事件”发生后，当时66岁的加拿大红十字会和输血部门负责人的罗格·佩罗被指控没有监视可能携带病毒的被污染血液。他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以及7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刑事疏忽指控导致身体伤害指控，仅仅这项指控就可能被判最高10年监禁。
其中包括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监控HIV阳性的血液源；未能在献血者问卷中提出“科学的问题”，避免接受被污染的血以及对血液进行丙肝和HIV监控时“没有理由地拖延”。由于他患有心脏病，对佩罗的审判在今年2月被推迟。
由于未能告知加方售出的血液可能携带病毒，70岁的美国新泽西州的阿穆尔制药公司前副总裁麦克尔·罗德尔以及当时担任加拿大生物制剂局局长的约翰·富雷斯和生物制剂局血液制品部门负责人沃克·鲍彻，都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和1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赔偿经过
赔偿何以迟到8年
上世纪70到90年代，数万加拿人因输入被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患病，其中1200人感染HIV病毒并患上艾滋病，还有多达2万多加拿大人感染了可能致命的丙型肝炎病毒，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灾难。
由于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在这场灾难中难辞其咎，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决定，给在1986年1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间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提供总量为11.18亿加元的经济赔偿。但是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却不在赔偿范围内。
政府做出决定后，一些在赔偿范围之外的病人得到了来自红十字会的资金援助；此外，各州也对本州的一些病人提供了赔偿。然而对于1986年以前的受害者，加拿大卫生部当时表示，不会再考虑赔偿问题。
此后，众多没有得到赔偿的“污血事件”受害者以及加拿大丙肝协会、加拿大血友病协会等组织为获得公正的待遇继续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在社会压力下，2004年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开始讨论是否将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纳入赔偿范围。
2005年11月，加拿大政府与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法律代表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政府将对他们进行赔偿，并进一步协商赔偿的具体金额。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目前的病情和可能的发展一次性支付赔偿，这也是为了降低行政支出。在受害者获得赔偿前，赔偿协议需获得四个州法院的同意，政府还将设立一个评估和执行赔偿的专门机构。
■受害者
“希望能活到赔偿下发那一天”
受害者克尔有望获赔30万加元。
难以忍受的关节疼痛、严重的肝并持续的抑郁症，这让53岁的琅达·克尔几乎每天都生活在阴影中，一些生活上的小事都必须依靠邻居的帮忙。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医生告诉她，会有一天她再也起不了床。
1976年，克尔在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因为染病，她也不得不辞去护士的工作。她的病情现在还在恶化，由于肝脏已经严重受损，甚至都不能接受肝移植手术。而在克尔被病痛折磨的3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1998年，政府宣布赔偿方案时，克尔和6000多人因为在1986年之前感染而没有被纳入赔偿范围。
当她在25日听到加政府宣布赔偿的决定后，克尔终于感到了一些欣慰：“我只是希望能活到赔偿金下发的那一天。”根据新的赔偿决定，像克尔这样的病人很可能得到最高数额的赔偿———30万加元。这笔钱能够让她接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
通过每个月两次的按摩疗法和物理疗法，克尔还能一定程度控制病情，让自己能生活自理。
和克尔相比，蒂娜·林顿要幸运一些。1985年，她在生产时由于输入了被污染的血源而感染丙肝。虽然林顿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患病也让她失去了工作，因此损失了30万加元的收入。为了得到合法赔偿，林顿已经进行了长达12年的漫长斗争，终于等到赔偿决定，林顿说：“这是我们应得的。”但当被问到是这笔钱是否能补偿她所经历的病痛时，她说：“你的健康是没有价码的。”
林顿说，在过去12年中，政府的精力总是在别的问题上，从脑病到非典，直到现在的政府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因此对于此次的赔偿决定，她仍保有疑虑：“要等到我把政府的支票兑成现金，那时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