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龍應臺：大學，如果沒有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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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25發表評論>>
龍應臺，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于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美國、中國台灣、德國多所大學。著有《野火集》、《孩子你慢慢來》等。
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於“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裏。為什麼兩個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關係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冷血”的張愛玲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皺紋裏，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裏。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余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裏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裏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捨得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動的蟲……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裏，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仿佛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裏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惟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余錄》像是一個曆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余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裏，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裏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文章來源: 文學報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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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于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美國、中國台灣、德國多所大學。著有《野火集》、《孩子你慢慢來》等。
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於“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裏。為什麼兩個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關係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冷血”的張愛玲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皺紋裏，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裏。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余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裏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裏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捨得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動的蟲……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裏，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仿佛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裏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惟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余錄》像是一個曆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余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裏，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裏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文章來源: 文學報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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