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龍應臺：大學，如果沒有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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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 大學 如果沒有人文
中國網china.com.cn 時間： 2008-09-25
龍應臺，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于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
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於“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裏。為什麼兩個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關係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冷血”的張愛玲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 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皺紋裏，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裏。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余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裏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裏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捨得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動的蟲……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休戰 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裏，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 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仿佛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裏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惟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 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 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 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余錄》像是一個曆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余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裏，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 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裏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潛
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艷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的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爬到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於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 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 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裏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 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淩淑華、卞之琳、林徽因、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裏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糅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1930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 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為台灣出生的許地山既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又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雙重學位，是一個學兼東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裏的“文藝復興人”:1902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 高等政治學校讀書。1914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 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余種語文的能力。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 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當時的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日記裏記載了這個過程:“晨晤許先生，他說庚委會撥款若干與港 大，史樂詩擬聘陳寅恪在港大任哲學教授，一年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會還在薄扶林運動場舉行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許地山在1941年過世，陳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職位。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饑餓困頓的情況下閉 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于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 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裏寫成。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精英，譬如律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 哲學等，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 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了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 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195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推動的 “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像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爾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文/龍應臺）
此內容為作者在香港大學的演講，有刪節。“萬松浦書院網”特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