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先秦儒學關於社會正義的訴求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1-12發表評論>>

郭齊勇教授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演講
關於正義問題，西方自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到當代的羅爾斯都有很多討論。在我們的國學中，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其實也是有一些思想資源的。儒家的社會理想與制度設計多是針對當世的社會弊病提出，並用來批評、指導當世的。大家知道，關於權利觀、公私觀、群己觀、正義觀，都是歷史的、具體的，儒家當然也不例外，但它毫無疑問都具有某種普遍性，值得今人記取。
先秦儒家並不棄絕私利
仁政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在先儒養民、富民，以及安頓百姓的生命與生活的基礎上，孟子首次明確提出為民制產。
先秦儒家對老百姓的私利相當關注。例如孔子治國安民的主張是“庶、富、教”，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肯定民生，強調藏富於民，把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受教育權看作是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喪、祭”，重視百姓的吃飯與生死問題，主張如子產那樣“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孔子希望統治者不違農時，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繼承孔子的人道主義，孟子反對暴政。孟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論為前提的。正因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關於私人，尤其是小民的權利、領域或空間，孟子強調保障老百姓的財產權或物權，認為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產業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證他們的收入所得，上足以贍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小；好年成，豐衣足食；壞年成，不至於餓死；然後再引導他們走上善良的道路。
孟子嚴厲批判了戰國中期的社會不公：“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書中多處談到“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家生活理想。人民有土地宅園，有桑麻、家禽、家畜，無凍餒之虞，有絲衣，有肉食。在戰亂頻仍之際，孟子反對不顧人民的死活，驅民耕戰來滿足人君的私欲，而主張輕刑薄稅。所謂“王道”就是使得老百姓養生喪死無憾。
先秦儒家對土地、賦稅和商業有許多制度方面的設計，孟子、荀子和《禮記·王制》對此都有很多相近的論述，根據他們的看法，王者的法制是：均等賦稅，平正民事，裁製萬物。土地稅，九分取一或十分取一。關口和集市，只稽查壞人，而不徵收賦稅；給商人空地以儲藏貨物，不另外徵貨物稅；山林和漁場，按著時序關閉或開放（生態的考慮），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徵收稅用；依據土地的肥瘠程度而徵收賦稅；流通財物，轉運糧食，暢行無阻；借民力助耕公田（即勞役地租），不再徵收其田稅；耕種祭田不徵稅；徵用民力一年不超過三天；農夫的居住地不徵地稅和額外的錢；田地和居邑不得出賣，不得在公家給予的家墓地之外再求余田；犯罪的人，刑罰只及于他本人，不牽連到他的親屬（“罪不及孥”）。
我們知道，儒家的“禮”是社會的公共生活規範與秩序，隨時空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禮別貴賤，禮講等級差別，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禮本于天”，“禮”的秩序源於宇宙的秩序，“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秩序的價值有神聖性，其中就有合理性、公共性、公義的內涵。這種人與人的差異性社會原則的“禮”不僅受制于“天”，而且其內在精神是“仁”。“仁”高於“禮”。仁政學說的目的是為民。因此，仁政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在先儒養民、富民，安頓百姓的生命與生活的基礎上，孟子首次明確提出為民制產，認為人民只有在豐衣足食的情況下才不會胡作非為，並接受教化。仁政以土地制度為基本保障，這還是生存權問題，民生問題。小民的基本口糧，家庭成員的溫飽，老人的贍養，均是仁政的主要內容。孟子多次提到要保證黎民不饑不寒，糧食如水火那麼多，五十歲以上的人有絲棉襖穿，七十歲以上的人有肉吃等。荀子在肯定人的現實存在的社會性差異時，並沒有忘記“公平”、“正義”。
最不利者應受到最大關懷
“政必本于天”，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與正當性，也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則。
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二個原則是差異原則，但其實質是公正，其中講到最不利者應得到最大的關懷。其實儒家傳統中都有這些最基本的訴求。
孔子的正義主張、扶植貧弱的思想在孟子那裏得到充分發揮。孟子指出：“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關於養老恤孤制度，《禮記·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的分級養老制以及行養老禮的禮俗與制度。對於弱者，《禮記·王制》幾乎重復孟子之說，對鰥寡孤獨的供養，由政府提供經常性的救濟，並形成定制；對於聾、啞及肢體有殘疾、障礙的人也有供養制度，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的收入供養他們。
荀子主張“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禮記·禮運》的作者假托孔子之口，抒發了大同之世的嚮往：“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認為在小康之世，雖然“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但仍然有仁、義、禮、樂來調治社會。“政必本于天”，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與正當性，也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則。禮是體現義的規範、定制；義是法則有分別的依據，是施行仁道的節度，是分限之宜、恰當、正當。
今年汶川地震，我們抗震救災很有成效，取得了現代抗災的豐富經驗。古代是如何救荒的呢？讓我們看一看古代的荒政思想與實踐。《周禮·地官·大司徒》規定大司徒的職責之一是掌握救濟災荒的十二條政策，凡遇到災荒，諸侯國應貸給百姓谷種與糧食，減輕租稅、刑罰，免除徵調徭役，開放關市山澤的禁令，免除市場貨物的稽查，減省或簡化禮儀，鼓勵婚嫁，祭祀鬼神，嚴懲盜賊等，以安定萬民，不致使百姓流離失所。遇到大的饑荒或瘟疫，大司徒應命令相關諸侯把災民遷徙到富裕之地，把糧食運往災區，解除山澤禁令，停止徵調徭役，減輕賦稅，寬大處理罪犯。“移民就谷”至少在戰國中期就已成為定制。據《孟子·梁惠王上》記載，魏國的惠王對孟子說：“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兇指災荒，年成不好。魏惠王對孟子抱怨，說：我執行了移民就谷，卻仍然得不到百姓的諒解、擁戴。孟子則批評魏惠王只是被動地這麼做了，還做得不夠，沒有從內心關愛百姓，沒有從根本上立仁愛之心，真正實行制民之產、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仁政王道。
後世儒家對此身體力行。例如南宋朱熹在知南康和提舉浙東時，努力勸農賑災，寬恤民力，為減免貧困縣的賦稅，多次奏請朝廷。朱子為賑荒寫了數以百計的奏狀、札子、榜文、佈告，想了一系列辦法，逼使朝中宰輔同意他的救濟百姓的措施，如大修荒政，調度官糧、義倉，對富戶中納粟賑濟者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對乘機哄抬糧價、放高利貸者予以打擊，抑制強宗豪右，嚴懲貪官污吏等，足見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實踐儒家“王道”“仁政”思想的。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義原則在開明專政、溫和統治時期，在制度上亦得以體現。
文章來源: 解放日報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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