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救世之策

［ 作者：易中天    转贴自：腾讯论坛
先秦诸子的救世之策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儒墨道法的救世之争。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先秦诸子，尤其是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人类文明的这个黄金时代，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主要的几个文明民族，都产生了自己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比如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先秦诸子等，他们的思想至今影响着全人类的文明进程。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民族会产生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呢？他们给我们又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呢？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出现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心智的成熟
马克思把人类的童年时代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正常的儿童，第二是粗野的儿童，第三是早熟的儿童。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另外两种他没有说。粗野的儿童我不知道是指谁，但我的判断，早熟的儿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早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点可以作为证明，一是《周易》，《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二是周人的智慧。
根据夏商周断代的工程，武王伐纣大概是三千多年前；而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周人奠定的。武王伐纣的特点是非常之快，根据史书的记载，武王伐纣是元月出兵，丑月就颠覆了殷商王朝，整个战争只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一个月的时间就颠覆一个政权，这是一个奇迹。美国打伊拉克都花了56天，那还有飞机、坦克、导弹。如此之快给周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忧患。《易传》上有一句话，叫做“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年创造《周易》的人一定有忧患意识，他的心里一定存在着忧患意识吧。过去的解释是，周文王被殷纣王关起来所以存在着忧患，但我觉得整个周人的思想就是忧患。他们虽然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心中充满了忧患，其代表人物就是周公。他想到，一个无比强大的殷商王朝，最后为什么像纸老虎一样一捅就破、像泥巴墙一样一推就倒了呢？直接的原因是四个字———“前徒倒戈”。也就是说，殷纣王派出迎战周武王的先头部队，遇到周武王的部队之后掉过来打自己的后续部队，后续部队再接着掉转矛头打殷纣王了，要不然周武王怎么会胜利得这么快呢。
周公就在想，为什么殷纣王的部队都调转矛头打殷纣王呢？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得人心呢？就因为他们太不把人当人。殷商王朝不把人当人的两个证据是人殉和人牲。人殉是把活人殉葬，人牲是杀活人祭神、祭祖。牲，原本是指动物，马、牛、羊、猪、狗、鸡等等，但是殷商王朝还要杀人，叫人牲。他们不单杀奴隶，而且杀平民、杀贵族。因为祭祀在本质上是人和神的交易，我的说法是叫做“请神吃饭”，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请客吃饭。请客吃饭的规格，一是被请的人的规格，二是请客的人的规格，还有就是所办事情大小的规格。你要请人家办一件大事，肯定得有鱼翅、鲍鱼、鹅肝等。同样，如果殷商王朝要请神办一件极大的事情，杀奴隶就不够规格。杀奴隶就是请神吃牛腩粉，甚至是吃素肠粉，吃很多份也没有用的，得请人家吃澳洲龙虾。谁是澳洲龙虾呢？贵族。殷商王朝这样不把人当人，当然不得人心，所以“前徒倒戈”。由此周公得出结论，要保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王朝不把人当人，周王朝就必须将人当人。这就有了周公的第一个政治主张———以人为本。这是我们民族非常古老的一个思想，它就是从周代开始的。
周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周政权是从殷商王朝的手里夺过来的，得给一个说法。不能说这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就老子坐，这不能服众。这时周公出来解释，天下是天的，但是天不能够直接管理天下，它要委托一个代理人进行管理，这个代理人就是天子，即天的儿子。我们打一个比喻，天下是公司，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天，天子是总经理，产权是天的，治权是天子的，产权和治权剥离。既然产权是天的，天下是天的，天子是天派来管理人民的，那么如果这个天子不合格，是可以换届的。指定天子的授权叫“天命”。如果要换届，就要“革命”。革命的原文是“革除天命”。天要收回授权、变更授权，所以有商革夏命、周革殷命。
天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天子这个总经理合格不合格呢？周公说是以德为标准。夏桀失德，所以商汤革命；殷纣失德，所以周武革命。这样一说就清楚了：周人既然是以德得天下，那么也得以德治天下，才能保住这个政权。由此周公得出他的第二个结论：以德治国。
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德怎么治国呢？德是一种软控制，是诉诸良心的。如果大家都讲良心、讲道德，可以以德治国。如果大家都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就治不了。何况道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来治国呢？这就必须有一整套可以操作的制度。于是周公提出了第三条：以礼维持秩序。
礼，就是等级制度。比如有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吃，谁先吃，谁后吃，谁多吃，谁少吃，怎么办？周公说按照礼(即等级)来分配，实际上就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二是分配制度。我觉得从古到今的政治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礼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众所周知，人生而平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人是不爽的，当然也有爽的，最高规格的那个人爽，其他人就不爽。怎么办呢？周公提出了第四条：以乐保证和谐。乐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音乐的乐，一个是快乐的乐，音乐是快乐的、快乐就像音乐。乐怎么能够保证和谐呢？音乐是由乐音构成的。乐音的特点，是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一样。所以，乐音的特点就是多样，但是将它们组织在一起很好听，这就是和谐，和谐就是多样统一。周公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待遇不一样，不要有意见。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乐音。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乐音，这个社会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这是天生的啊。
这就是周公的政治智慧———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这样一整套的政治设置，产生于三千多年前，是不是证明了我们民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呢？应该说是。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这个制度好，如果这个制度好那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了。它有问题，但是在当时却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三千年前想出这样一整套的政治设置，确实是心智的早熟。
第二个原因：社会的剧变
周公建立了这一整套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东周，到了春秋时就出问题了。礼坏乐崩，礼不起作用了，乐也不起作用了。为什么礼和乐不起作用了呢？因为周公创立的“封建制”崩溃了。前面讲过，周公是了不起的。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是制度的创立者。周公创立的制度有三个。前面讲的“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是“礼乐制”。与之配套的，还有“封建制”和“宗法制”。什么叫“封建”？刚才我说，天下是天的，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可是这么大的天下，天子管不下来，就分为若干“国”，指定人来管理，这就是“封土建国”，国又分成若干“家”，也指定人来管理，叫“封土立家”。打一个比喻，天下是总公司，董事长是天，总经理是天子；国是分公司，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国君，也就是诸侯；家是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三级所有、层层转包，这就叫“封建”。这是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结构、国家结构。
可是到了春秋，就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呢？子公司越做越大，将分公司给吃掉了。比如说晋国。晋国的“国有资产”落在三家大夫的手上，赵、魏、韩，最后将晋国分了，变成了三个国家。还有一种是小的分公司越做越大，吞并了其他的分公司。比如楚国在西周封建时是封到第四等的爵位———子爵。后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吞并其他的国家，他就不满足于做子爵了，就称王了。称王之后，还跑到周天子的地盘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还公然问象征着天下治权的“九鼎”多大多重，明摆着是挑衅周天子的领导权。
这在儒家来看就是礼坏乐崩。为什么会礼坏乐崩，大家都不遵守规矩了呢？因为某些封建领主、诸侯、大夫，大了、强了嘛。楚国初封时只有五十里地，到了春秋时几百里、上千里的土地，这叫什么呢？耗子腰里别了一杆枪，就起了打猫的心思。起先，是某些“超级大国”，比如齐、晋、楚，充当“国际警察”，到处派“维和部队”。这就是“春秋五霸”。到了战国，霸主也不当了，各自称王，这就是“战国七雄”。“战国七雄”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再打再兼并，打到最后只有一个国家，这就是秦。所以我从来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因为秦之前齐国、赵国、韩国、魏国等等，原本就都是独立主权国家，不是分裂状态。因此我认为是“秦兼天下”，它是兼并。以前是三级所有、层层转包，兼并后，天下只有一家公司独大、垄断经营了。三层所有、层层转包的国家制度，我称之为邦国制度，一家独大垄断经营的国家制度，我称之为帝国制度。从邦国制度到帝国制度，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春秋战国。这是我们民族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样巨大的变革，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必须回答。有这个历史的需要，才产生先秦诸子这样的思想家。这是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社会的剧变。
第三个原因：士人的崛起
社会有了问题，需要有人回答。谁能回答呢？先秦诸子，都是士的代表。儒家是文士的代表，墨家是武士的代表，道家是隐士的代表，法家是谋士的代表。实际上，只有士，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什么是“士”？士，是低级贵族。贵族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个等级，与宗法制有关，也与封建制有关。按照宗法制，一个家族的爵位、财产和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不是嫡长子的，就只能做低一级的贵族。比方说，周王是天的嫡长子，周王还有庶出的哥哥、嫡出的弟弟，就分出去做诸侯。诸侯也是嫡长子继承，也有庶出的哥哥、嫡出的弟弟，就分出去当大夫。大夫也是嫡长子继承，也有自己庶出的哥哥、嫡出的弟弟。这时不能再分了。怎么办呢？就当士，就是第四等的贵族。
第四等的贵族又怎么样呢？天子、诸侯、大夫，这前三等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有统治权，士是没有的。结果到了春秋战国，士最牛。比方说，当时魏国有一个士叫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有一天出门遇到了魏国的太子。那时的路很窄，必须要有人让路，应该地位低的人让路。太子马上下令停车，回避让路，而且下车行礼问田老师好。田子方没有搭理。太子就不高兴了。于是太子就问，田先生，学生我有一事不明，是要啥有啥的人牛，还是一无所有的人牛呢？田子芳说，当然是一无所有的人牛了。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不动产，你们敢牛吗？你们瞧不起别人，不动产就会丢掉，我什么都没有，我怕什么呢？没有领地可以丢，没有职务可以丢，没有官衔可以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我们这些士人，就是靠我们的知识、智慧、能力来帮助你们这些掌权的人，你们不听我的，我换一个地方就是了，我扔掉你们这些“老板”就像是扔一双破鞋。
这就很清楚了，当时的士人确实是毛，必须依附于一张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问题是那个时代的皮很多啊，不在这张皮上还可以在那张皮上，所谓“朝秦暮楚”，早上在秦国，晚上在楚国。当时士在各个国家找工作，没有人说这是卖国贼。当时人的观念不是国家，而是天下的观念。我是属于天下的，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那时没有爱国主义，只有天下主义。而且各国的国君也不能挡他们，士人来了要客气地接待他们，如果不接受的话还要送上路费，客气地打发他们。那时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
以上，就是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的三个原因，我们民族的心智成熟了，社会发生了变革，又有了这样一批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社会剧变导致的问题，他们有能力来回答，因此他们争相提出自己的救世之策，就是天下大乱、礼坏乐崩怎么办。
先秦诸子的四种救世之策
儒家：以仁爱救世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救世之策的人 。孔 子 的 救 世 之 策 就 是 四 个字———“克己复礼”，即回到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这个方案是对症下药，既然现在的问题是礼坏乐崩，那么我们的办法就是恢复礼、恢复乐。
这就有一个问题，礼已经崩了、乐已经坏了，怎么恢复得了呢？孔子说关键是找到礼乐制度的核心思想，这就是“爱”。这个爱在儒家那里叫仁爱。仁爱包括三个内容，亲亲之爱、恻隐之心、忠恕之道。亲亲之爱的第一个亲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意思就是爱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对父母的爱，称之为孝，其次是对兄弟的爱，称之为悌。孝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孝悌怎么救天下呢？孔子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顺序延伸，就是顺着血统和血缘关系往前推，比如从对父母的爱，顺序延伸，就爱到了祖父母、曾祖父母。第二个原则是对等相爱，就是儿子要孝顺父亲，父母也应该爱子女，叫“慈”，也叫“父慈子孝”。悌也一样。顺序延伸，对等相爱，从亲兄弟，到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再到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同学、同僚、战友，再列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这个救世方案灵不灵呢？不灵的。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予，跑来跟孔子辩论，说老师啊，三年之丧太长了吧？孔子说，你的父母亲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饭、吃酒、吃肉、听音乐，你觉得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很好过啊，孔子没有办法，说“汝安则为之”，你觉得好过就这么做吧。所以我对以德治国一直很怀疑。孔子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治好，能治好国吗？
墨家：以兼爱救世
在墨子看来，孔子的仁爱根本就有问题。真爱是无私的，但凡有私便非真爱。大家作为父母，可以想想自己对孩子的爱，都是自己舍不得吃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用给孩子用，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教育。所以墨子提出他的救世方案是兼爱，就是平等的爱，爱父母、爱子女、爱乡亲、爱同学，统统一样，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所以儒家和墨家的分歧在于，儒家主张“爱你有商量”，墨家主张“爱你没商量”，只有人人平等天下才能太平。而且墨子说，不但要爱，而且要互利。墨子说，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相反，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请你们自己算算账，是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合算，还是得到别人的恨和祸害合算呢？为了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你就应该爱和帮助别人。每一个人都帮助别人、爱别人，每一个人都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这个社会就是双赢、多赢、互利、互爱的美好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双赢观念，非常了不起。
到了孟子的时候，墨子的学生和孟子有一个辩论。墨子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儒家不是讲爱民如子嘛，那么我问你们，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有区别吗？孟子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比如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眼看要掉到井里了，任何人都会上去救一下，没有人会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但这不是兼爱，这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 皆 有 之 ，比“ 男 女 授 受 不亲”的礼法还重要。所以，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不拉一把就是畜生。但是你不能因为拉了嫂子的手，就说我兼爱了，我爱嫂子就像爱老婆，可以吗？所以在儒家看来，兼爱是不能救世的。
道家：以不爱救世
道家说，什么仁爱、兼爱，都不顶用。要救这个世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爱。因为最好的社会不需要爱。
庄子有一则小寓言，他说鱼离开了水来到陆地上，活不下去，于是鱼和鱼就互相吐出泡沫救别的鱼，这叫“相濡以沫”。这当然很好，很崇高、很感人，但是庄子接着说了一句话，“不如相忘于江湖”。不如这些鱼都在江里、湖里，有的是水，用不着吐泡沫。所以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救助的，最好的管理和领导是看不见的。老子说最好的领导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领导，但是从来看不见，他也不管事，特好。这叫“太上，下知有之”。第二等互相表扬，叫“亲而誉之”。第三等是互相害怕，领导根本不敢见群众，群众也不敢见领导，叫“畏之”。第四等就是互相骂，领导咬牙切齿，群众也在下面嘀咕，叫“侮之”。
道家推崇所谓的“无为而治”。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领导如果是稀里糊涂的，老百姓就纯朴善良，都不使心眼。相反，领导人明察秋毫，下面的人就全部跟你斗心眼儿，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反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救世？道家认为不救才是救，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被折腾坏了。庄子说，黄帝治天下挺好，因为黄帝治天下使“民心一”，就是让大家都很单纯，还不错。到了尧帝时就出了问题，尧帝治天下的理念是让大家爱。爱怎么不对？因为有爱就有恨，有亲就有疏，你和某些人特别亲近就会和某些人的关系特别疏远，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分歧、等级。到舜的时代又糟糕了，引进了竞争机制。以前人与人之间顶多是有隔阂，现在变成了竞争对手，尔虞我诈。结果不可收拾，最后大禹治天下时，人心已经完全变坏了，合理合法的进行斗争，由竞争而斗争、由斗争而战争，天下大乱。最后怎么样呢？儒家也跑出来了，墨家也跑出来了，摇唇鼓舌、妖言惑众。可见事情就坏在你们要治天下，有治就有乱，没有乱你治什么呢？所 以 道 家 的 救 世 方 案 六 个字———“不折腾才有救”。别折腾了。庄子说，领导就像是山顶上最高的那一棵树上的叶子，有没有呢？有，管用吗？不管用。老百姓就像是野生动物一样，跑来跑去、自由自在，该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有忧患，就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如果我们没有身体，我们还有忧患吗？反过来我们也要问他一句了，那么请问我们能够没有身体吗？我倒是真想不生病，我也知道生病是因为有身体，我有胃病是因为我有胃，我有肺结核是因为我有肺，但是我能够没有胃、没有肺吗？所以道家的这个也救不了世，最后出来了法家。
法家：以法术救世
法家说仁爱、兼爱、不爱都不顶用。你们儒家都是讲爱民如子，你就不要说将老百姓当儿子了，就算是你的亲儿子，你真的都管得好吗？管不好啊，你看看这些纨绔子弟，有几个管得好的？亲儿子你都管不了，你去爱他，有用吗？你对子女越爱，他越不听话。你看看那些问题少年，父母讲爱他没有用，老师教他没有用，乡亲们劝告他没有用，警察拿着手铐和绳子来，他就乖了。有用的是什么呢？有用的是棍子———刑法。爱是没有用的，法才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人心是恶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好处的事情他才做，有害处的事情他不做。
韩非讲了一个故事，说伍子胥被抓住了，守关者要押伍子胥回去见大王。伍子胥说，你知道大王为什么要抓我吗？因为大王怀疑我偷了他的夜明珠，你现在在我身上搜一下那颗珠子在吗？守关者一搜没有。伍子胥说，对，没有。但是你要押我回去，大王肯定向我要珠子，我就说被你吞了。守关者就说，你出去吧，我没有看见你。
于是，韩非提出的救世方案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就是赏和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同样，如果规定在街上倒垃圾要砍掉一只手，看还倒不倒。教育、爱有什么用？有人随地吐痰，你说我爱你，他就不吐吗？规定吐一口痰就让他吃回去，他就不吐了。“三刀”就是势、术、法，也就是权势、权术、刑法。韩非说术和法还不同。法要公开，术要藏着。法要公开，让人民群众都知道，拾金不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随地吐痰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且赏要赏得重，罚也要罚得重，罚得他倾家荡产，看他规矩不规矩。
这样一比较，我们发现法家最管用。法家救世之策的基础，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法家说儒家和墨家都说选贤任能，可是一个国家德才兼备的人有几个？十个可能都数不出来。但是如果制度定得好，任何人都可以上岗。就是要将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一架机器，就像是电脑自动控制的程序，程序都安排好了，自动运转，当领导干什么呢？按一下按钮就行了。帝王治天下，只要按一下，再弱智的人都可以当，所以最后法家成功了。
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议，秦王国就强大起来了。秦始皇兼天下之后，就将法家思想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是由于法家思想自身的不足和秦政权自身的不足，秦二世而亡。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将道家思想树为国家意识形态。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实行的还是法家思想。历代统治阶级的做法都是外儒内法、明儒暗法，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群众，你们要爱啊，要爱君王，因为君王和领导就是你们的父亲，不要造反、犯上作乱。这是对付读书人和老百姓的，通过忽悠读书人去忽悠老百姓，让他们不要造反。所以没有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有半部《论语》哄天下，真正实行的还是赏和罚。汉武帝之后，儒家和法家真正成为执政党，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道家是参政议政的在野党，墨家思想变成地下党。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成功的不等于最正确的。法家的思想是最管用的，最成功的，同时也是问题最多、最大的。墨家的思想是最不管用的，但是里面包含了很多可贵的社会理想。所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重新发现了墨家。当然墨家也有很多的问题。
准确地说，儒墨道法各家都有他们的可取之处，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问题，我们对待这笔宝贵的思想遗产，态度应该是一视同仁、抽象继承、现代阐释。
(周筱赟整理，经易中天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