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为人民服务也要讲成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1:07:02
“为人民服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很伟大的口号，也代表一种伟大的精神。只要我们听到有人是在“为人民服务”，一般都会肃然起敬，以至于人家在服务的过程中不够周到，甚至犯一点儿错误，都是可以得到理解和同情的。
然而，在经济学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服务都不可能是免费的，包括我们全心全意所依靠所信赖的人民政府。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什么是行政管理费呢？说白了就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费用。政府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个费用由人民来支付，而且价格太高，人民自然有权置疑是否恰当。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成本居高不下”问题，每年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被“两会”代表议案直观地“设置”出来，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另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万兴亚3月12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惊呼： “公务员一天耗电量，普通百姓用19天。”。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在发言中提到的数字更是令人咋舌：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据有人测算，许多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分别被用于领导和司机的私事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政府改革已经迎来了一个好的时机，因为这项改革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口号后面，往往都有一个成本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时候被热情和善良的愿望所忽略，有的时候被提出口号的人所隐藏。比方说，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政府，你们是用谁的资源在为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拿自己的资源(财产和精力)来为人民服务(像雷锋那样)，当然是多多益善，而且可以算是高风亮节。但如果政府用的是社会资源来为人民服务，那么他们只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公仆”就不必自称“父母官”，做出一付父母用自己的资源来恩惠孩儿的姿态。其实，政府不过是“炒菜”的，把菜炒好了，人民拥护你，感激你，把菜炒糊了，那是你的罪过，因为那些“菜”本来就是人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都不是官员从家里拿来的，都是人民为了过好日子，通过税收支付的。所以既然是用人民的钱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当然有权力，问一问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成本，这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我们不会这样想事情，现在我们的“两会”代表开始这么想事儿了——在政治家们谈政绩的时候，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非要用那么多的资源，才能取得这样的政绩？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经济学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的体现。
应该公允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政绩来表述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不能只谈政绩，而不谈成本，尤其是不能不谈机会成本。例如，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这些钱如果用在其它方面是不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大的收益呢？比方说，医疗改革问题，据卫生部部长高强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 7日)。但最近，我们也从报纸上读到，印度政府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免费医疗服务。现在，全国所有的国民，不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无业人员，都可以在政府医院享受免费医疗，连农村医疗网络也很健全——占人口72%左右的农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医疗(《人民日报》2006年2月28日)。
尽管印度并不比我们富裕，许多方面还不如我们，但印度政府的这种以有限的资源为人民服务的思路却值得我们借鉴。印度政府认为这样做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正如新德里大学一位教授所言：“谁都可能生病，但大部分起初只是得一些小病。如果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则可有效防止发展成大病，这对于国家来说可以节省更多医疗支出，对于民众来说可以减少对看病开支的担忧。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健康得以保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这样看来政府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一个怎么算账问题。其实，如何看待为人民服务的成本问题，并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记者专访时还说：“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0000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
总之，在经济学看来，作为一个执政党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难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最大化的为人民服务。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使资源的利用率更高，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然而，在经济学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服务都不可能是免费的，包括我们全心全意所依靠所信赖的人民政府。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什么是行政管理费呢？说白了就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费用。政府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个费用由人民来支付，而且价格太高，人民自然有权置疑是否恰当。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成本居高不下”问题，每年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被“两会”代表议案直观地“设置”出来，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另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万兴亚3月12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惊呼： “公务员一天耗电量，普通百姓用19天。”。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在发言中提到的数字更是令人咋舌：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据有人测算，许多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分别被用于领导和司机的私事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政府改革已经迎来了一个好的时机，因为这项改革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口号后面，往往都有一个成本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时候被热情和善良的愿望所忽略，有的时候被提出口号的人所隐藏。比方说，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政府，你们是用谁的资源在为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拿自己的资源(财产和精力)来为人民服务(像雷锋那样)，当然是多多益善，而且可以算是高风亮节。但如果政府用的是社会资源来为人民服务，那么他们只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公仆”就不必自称“父母官”，做出一付父母用自己的资源来恩惠孩儿的姿态。其实，政府不过是“炒菜”的，把菜炒好了，人民拥护你，感激你，把菜炒糊了，那是你的罪过，因为那些“菜”本来就是人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都不是官员从家里拿来的，都是人民为了过好日子，通过税收支付的。所以既然是用人民的钱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当然有权力，问一问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成本，这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我们不会这样想事情，现在我们的“两会”代表开始这么想事儿了——在政治家们谈政绩的时候，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非要用那么多的资源，才能取得这样的政绩？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经济学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的体现。
应该公允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政绩来表述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不能只谈政绩，而不谈成本，尤其是不能不谈机会成本。例如，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这些钱如果用在其它方面是不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大的收益呢？比方说，医疗改革问题，据卫生部部长高强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 7日)。但最近，我们也从报纸上读到，印度政府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免费医疗服务。现在，全国所有的国民，不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无业人员，都可以在政府医院享受免费医疗，连农村医疗网络也很健全——占人口72%左右的农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医疗(《人民日报》2006年2月28日)。
尽管印度并不比我们富裕，许多方面还不如我们，但印度政府的这种以有限的资源为人民服务的思路却值得我们借鉴。印度政府认为这样做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正如新德里大学一位教授所言：“谁都可能生病，但大部分起初只是得一些小病。如果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则可有效防止发展成大病，这对于国家来说可以节省更多医疗支出，对于民众来说可以减少对看病开支的担忧。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健康得以保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这样看来政府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一个怎么算账问题。其实，如何看待为人民服务的成本问题，并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记者专访时还说：“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0000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
总之，在经济学看来，作为一个执政党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难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最大化的为人民服务。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使资源的利用率更高，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