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设计为人民服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00:07
周 博
一九二八年，建筑师汉斯·梅耶接替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就在前一年，格罗皮乌斯心中分量最重的建筑系才在包豪斯正式建立，由汉斯·梅耶出任建筑教授一职。为什么格罗皮乌斯会把“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包豪斯命运的职务交给一个思想极为“左倾”的青年设计师，到现在学者们也解释不清楚。但是，让梅耶出任“建筑教授”显然是因为他的设计研究在当时的欧洲具有前沿性，而他研究的对象正是“平民住宅”的设计问题。
在接任包豪斯的教职之前，对于建筑设计的改革，梅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观念：一个是他从英国学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设计理念；另一个，梅耶认为在建筑设计中应该体现一种协作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而这两个设计改革的观念都是为了解决工业化给社会下层所带来的压迫和异化。总体上讲，梅耶对于建筑设计的思考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设计如何才能提高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汉斯·梅耶认为，设计应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而不应该为奢侈服务。在他看来，包豪斯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改造资产阶级的设计文化，而是要为人民服务，人民大众的需要是“一切设计行为的起点和目标”。“人民”在汉斯·梅耶那里指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梅耶早年就曾参加过德国的土地改革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梅耶深有体会。他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工人阶级是未来新的、更加广泛的民主文化的希望。在包豪斯，梅耶还开设了一门叫做“平民住宅”（People’s Apartment）的建筑课程，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在梅耶任职期间，包豪斯的建筑系协助格罗皮乌斯完成了德绍托滕地区的平民住宅设计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设计运动中的经典之作。
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之中，汉斯·梅耶并不是唯一关注大众住宅设计问题的人。现代设计史上三位最重要的大师——格罗皮乌斯、密斯和勒·柯布西耶都在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的探索。而柯布西耶那篇最为著名的现代建筑宣言《走向新建筑》（第二版，一九二四），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普通人的住宅设计。柯布西耶的出发点是人类最为真实、朴素的需求，他认为“一切活人的原始本能就是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是人类必需的产品”。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柯布西耶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他还将住宅问题与社会的稳定结合在了一起：“住宅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社会的平衡决定于它。在这个革新的时期，建筑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估计价值，重新估计住宅组成部分。”他认为，“社会的各个勤劳的阶级不再有合适的安身之所，工人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如果不解决住宅问题，社会可能会发生灾难。因此他提出：“今天的社会革命，关键是房子问题：建筑或革命！”显然，在柯布西耶看来，住宅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如果生存问题受到了绝望的威胁，接下来的就是“革命”。而住宅建筑设计能够避免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
为什么“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显得那么迫切，甚至都和“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呢？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人、城市平民的激增，普通人的住宅问题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了。它曾经牵动过很多知识分子的神经，但其中最为激进的主张当然是恩格斯提出的。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论住宅问题》（第二版，一八八七）中，恩格斯写道：“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城市，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存在着。”
对于这个问题，蒲鲁东认为应该废除住宅租赁制，由工人以低息贷款的形式购买住宅，从而解决住宅问题。而奥地利经济学家扎克斯则提出了小宅子制、工人自助解决住宅问题、资本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和国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等办法。恩格斯对他们的办法逐一进行了批判，认为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手上。恩格斯的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在城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为，从人道的角度讲，只有这种独立的住宅才更符合人的生存尊严。十九世纪末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包尔生在其所著的《伦理学体系》（一八九九）一书中就曾这样说：“过度拥挤的住宅条件危及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幸福、道德和居住者的家庭感情。当一家人只占有一套房屋而与别的转租人和寄宿者合住时，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时无法推翻，工人的住宅条件也是需要改善的，而旧时代的房屋设计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样，比如北京，把四合院平均分配给平民阶层，只会变成“大杂院”。这尽管比没有住宅要好，但毕竟不是一种真正合乎个体尊严的居住条件。）也就是说，恩格斯只是考虑到了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日益激增等变量。那么，如何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个问题，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呢？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者们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就是要设计一种新的工业化、标准化、预制构件的、低成本的“平民住宅”，这种设计样式完全是为普通人所准备的。而他们所探索的平民住宅也就是我们今天遍布城乡各地的大众住宅的原型。
在恩格斯所提到的那些出了问题的城市——巴黎、柏林、维也纳——恰恰产生了现代设计最重要的先驱者。维也纳的阿道夫·鲁斯写出了《装饰及罪恶》，用一种雄辩的道德话语将现代建筑设计进行了纯化；格罗皮乌斯、密斯和汉斯·梅耶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着现代住宅设计的探索；瑞士人柯布西耶则在巴黎设想着他的平民住宅试验。他们解决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平民住宅的设计问题相关。而有关平民住宅设计的论述也成了现代设计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无疑，平民住宅设计模式的产生与现代设计的先驱们对于平民、大众、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思考也参与建构了现代设计民主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统——也就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中所勾画的，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思想传统。就像莫里斯说的那样，艺术不仅应该“取之于民”(by the people)，也应该“用之于民”（for the people），艺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效劳。这种民主主义的艺术精神在二十世纪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信念汇集到二十世纪初的设计乌托邦思潮中，一直影响着先锋设计运动。在佩夫斯纳看来，“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正是这种思想影响的产物。
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理想在美国和北欧的现代设计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美国设计产品都有着浓厚的商业主义气息，这也是被许多批判消费社会的思想家所极力诟病之处。但是，美国设计的另一面就是平民化和大众化，如果没有这一点，美国的商业设计不会这么成功。美国的设计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民气质，因为它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贵族的历史、“优雅生活”的历史。它的工业设计一开始对准的就是大众。而且美国人有“美国梦”，总是设想着当一种产品、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以后，如何降低其成本，让更多的人享有，从而使生活和工作更为便利。正是这种“美国梦”促成了二十世纪初的“福特T型车”和二十世纪末的“个人电脑”出现。受大众化的设计理想和“美国梦”的影响，美国早期现代运动的设计作品，无论是建筑还是产品设计都具有朴素、简洁的美感。像鲁斯、格罗皮乌斯等欧洲的现代设计大师受美国早期现代设计的影响也很大。而以阿尔瓦·阿尔托为代表的北欧设计师把这种现代设计的平民化的理想与自然的、有机的设计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机现代主义设计。北欧的设计特点在瑞典企业宜家的经营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其取材于自然、物美价廉的设计，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写着“为大众设计”的条幅，它所选取的形象代言人也不是那些象征着“高尚生活”的明星，而是普通家庭中健康、开朗的男女形象和平民化的设计师。这种设计文化的展示并不完全是商业噱头，它也是现代主义设计理想经过一个世纪渗透的自然结果。
无疑，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一部分，民主的设计传统在欧洲和美国是渗透到其设计文化骨髓中去的东西。但在中国，现代主义设计却多被当做风格去接受，而其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倾向却从未受到认真的思考。然而，对于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平民化的设计主题仍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缺乏以平民大众作为对象的设计思考无疑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柯布西耶在七十多年前所构想的平民住宅设计，比如塔楼，在今天的北京随处可见，他所设想的未来都市景观与今天中国的城市面貌也都出入不大。现代主义的设计样式在当代中国似乎得到了全面的胜利，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主义理想的真正胜利呢？显然不是，只能说是一种景观形态意义上的胜利。当“后现代”之风刮起之后，现代主义的压抑和冷漠的形式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诟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在“历史文脉”和“符号”上下了些功夫，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如果说现代主义令人压抑的是设计师的主观意志和冷漠的形式，那么后现代主义令人压抑的则是滥俗的商业符号和对往昔风格的抄袭。以“后现代”为标榜的设计师更愿意谈论“文脉”、“符号”、“身份”、“时尚”、“欲望”，绝口不提设计的平民化和民主问题。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可以看到从古典时代到后现代，整个西方的建筑风格演变史。更有甚者，凡是政府机关，多是贴了贵重石材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后现代，凡是洗浴场所都是清一色金碧辉煌的罗马建筑。就算是在装满了普通人的塔楼上都能发现“午餐肉”一样颜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符号。可怜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费尽心思研究出来的平民住宅样式，经过当代设计师稍加变换，就被地产商用奢华的地产广告词藻推到市场上，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对此，设计师乐得坐享其成，过起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日子。没有几个设计师真正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平民住宅设计当做自己的研究课题，更没有人愿意反思，发出独立的批评声音。其后果就是，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在许多地方都不尽人意。当我们因为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问题责备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会很轻松地把责任推给开发商，说这是甲方的问题；而当问题转到开发商那里时，开发商又会推给专业设计人员，说自己是外行，只管经营。于是，没有人承担责任，只剩下业主自叹“活该”了。
这种缺乏反思的、唯利是图的“跟风”和“不负责任”不仅存在于建筑设计领域，在平面、产品、环艺和服装等设计领域可谓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当代设计缺乏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平民需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的思考，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可贵的创造力。须知，设计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风格的创造。设计问题不是单纯的风格问题。风格也许过时，但问题不一定过时。“风格”如同“时尚”，来去匆匆。如果我们的设计跟着流行的“风格”和“时尚”走，而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办法，那么，真正的“中国设计”就永无出头之日。设计没有自觉，设计师没有担负起他们应该担当起来的责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设计的悲哀。
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有一块以政治波普的形式，集毛泽东书法而成的红地黑字大牌子，上面写着“设计为人民服务”。学校还制作了许多印有这些字样的T恤和纪念品，无论是国外的朋友还是学生都觉得很酷、很喜欢。但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块听起来很酷的招牌，更能够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为之奋斗、实践的理想。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严重缺失对于中国当代设计的健康发展必然是极为有害的。设计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世界和人的真实需求。普通人的存在及其幸福永远都应该是设计学科的核心的问题。试想，如果有权有钱的人不理解“馈赠”的意义，不愿意让出一些“暴利”来馈赠给大众变为“福利”；而设计师也只管做一个唯权、唯钱是从的小商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借造势而起的“豪华盛宴”中，中国设计的前途上会有明灯长久闪耀吗？
一九二八年，建筑师汉斯·梅耶接替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就在前一年，格罗皮乌斯心中分量最重的建筑系才在包豪斯正式建立，由汉斯·梅耶出任建筑教授一职。为什么格罗皮乌斯会把“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包豪斯命运的职务交给一个思想极为“左倾”的青年设计师，到现在学者们也解释不清楚。但是，让梅耶出任“建筑教授”显然是因为他的设计研究在当时的欧洲具有前沿性，而他研究的对象正是“平民住宅”的设计问题。
在接任包豪斯的教职之前，对于建筑设计的改革，梅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观念：一个是他从英国学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设计理念；另一个，梅耶认为在建筑设计中应该体现一种协作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而这两个设计改革的观念都是为了解决工业化给社会下层所带来的压迫和异化。总体上讲，梅耶对于建筑设计的思考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设计如何才能提高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汉斯·梅耶认为，设计应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而不应该为奢侈服务。在他看来，包豪斯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改造资产阶级的设计文化，而是要为人民服务，人民大众的需要是“一切设计行为的起点和目标”。“人民”在汉斯·梅耶那里指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梅耶早年就曾参加过德国的土地改革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梅耶深有体会。他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工人阶级是未来新的、更加广泛的民主文化的希望。在包豪斯，梅耶还开设了一门叫做“平民住宅”（People’s Apartment）的建筑课程，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在梅耶任职期间，包豪斯的建筑系协助格罗皮乌斯完成了德绍托滕地区的平民住宅设计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设计运动中的经典之作。
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之中，汉斯·梅耶并不是唯一关注大众住宅设计问题的人。现代设计史上三位最重要的大师——格罗皮乌斯、密斯和勒·柯布西耶都在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的探索。而柯布西耶那篇最为著名的现代建筑宣言《走向新建筑》（第二版，一九二四），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普通人的住宅设计。柯布西耶的出发点是人类最为真实、朴素的需求，他认为“一切活人的原始本能就是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是人类必需的产品”。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柯布西耶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他还将住宅问题与社会的稳定结合在了一起：“住宅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社会的平衡决定于它。在这个革新的时期，建筑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估计价值，重新估计住宅组成部分。”他认为，“社会的各个勤劳的阶级不再有合适的安身之所，工人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如果不解决住宅问题，社会可能会发生灾难。因此他提出：“今天的社会革命，关键是房子问题：建筑或革命！”显然，在柯布西耶看来，住宅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如果生存问题受到了绝望的威胁，接下来的就是“革命”。而住宅建筑设计能够避免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
为什么“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显得那么迫切，甚至都和“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呢？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人、城市平民的激增，普通人的住宅问题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了。它曾经牵动过很多知识分子的神经，但其中最为激进的主张当然是恩格斯提出的。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论住宅问题》（第二版，一八八七）中，恩格斯写道：“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城市，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存在着。”
对于这个问题，蒲鲁东认为应该废除住宅租赁制，由工人以低息贷款的形式购买住宅，从而解决住宅问题。而奥地利经济学家扎克斯则提出了小宅子制、工人自助解决住宅问题、资本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和国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等办法。恩格斯对他们的办法逐一进行了批判，认为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手上。恩格斯的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在城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为，从人道的角度讲，只有这种独立的住宅才更符合人的生存尊严。十九世纪末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包尔生在其所著的《伦理学体系》（一八九九）一书中就曾这样说：“过度拥挤的住宅条件危及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幸福、道德和居住者的家庭感情。当一家人只占有一套房屋而与别的转租人和寄宿者合住时，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时无法推翻，工人的住宅条件也是需要改善的，而旧时代的房屋设计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样，比如北京，把四合院平均分配给平民阶层，只会变成“大杂院”。这尽管比没有住宅要好，但毕竟不是一种真正合乎个体尊严的居住条件。）也就是说，恩格斯只是考虑到了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日益激增等变量。那么，如何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个问题，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呢？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者们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就是要设计一种新的工业化、标准化、预制构件的、低成本的“平民住宅”，这种设计样式完全是为普通人所准备的。而他们所探索的平民住宅也就是我们今天遍布城乡各地的大众住宅的原型。
在恩格斯所提到的那些出了问题的城市——巴黎、柏林、维也纳——恰恰产生了现代设计最重要的先驱者。维也纳的阿道夫·鲁斯写出了《装饰及罪恶》，用一种雄辩的道德话语将现代建筑设计进行了纯化；格罗皮乌斯、密斯和汉斯·梅耶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着现代住宅设计的探索；瑞士人柯布西耶则在巴黎设想着他的平民住宅试验。他们解决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平民住宅的设计问题相关。而有关平民住宅设计的论述也成了现代设计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无疑，平民住宅设计模式的产生与现代设计的先驱们对于平民、大众、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思考也参与建构了现代设计民主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统——也就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中所勾画的，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思想传统。就像莫里斯说的那样，艺术不仅应该“取之于民”(by the people)，也应该“用之于民”（for the people），艺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效劳。这种民主主义的艺术精神在二十世纪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信念汇集到二十世纪初的设计乌托邦思潮中，一直影响着先锋设计运动。在佩夫斯纳看来，“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正是这种思想影响的产物。
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理想在美国和北欧的现代设计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美国设计产品都有着浓厚的商业主义气息，这也是被许多批判消费社会的思想家所极力诟病之处。但是，美国设计的另一面就是平民化和大众化，如果没有这一点，美国的商业设计不会这么成功。美国的设计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民气质，因为它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贵族的历史、“优雅生活”的历史。它的工业设计一开始对准的就是大众。而且美国人有“美国梦”，总是设想着当一种产品、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以后，如何降低其成本，让更多的人享有，从而使生活和工作更为便利。正是这种“美国梦”促成了二十世纪初的“福特T型车”和二十世纪末的“个人电脑”出现。受大众化的设计理想和“美国梦”的影响，美国早期现代运动的设计作品，无论是建筑还是产品设计都具有朴素、简洁的美感。像鲁斯、格罗皮乌斯等欧洲的现代设计大师受美国早期现代设计的影响也很大。而以阿尔瓦·阿尔托为代表的北欧设计师把这种现代设计的平民化的理想与自然的、有机的设计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机现代主义设计。北欧的设计特点在瑞典企业宜家的经营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其取材于自然、物美价廉的设计，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写着“为大众设计”的条幅，它所选取的形象代言人也不是那些象征着“高尚生活”的明星，而是普通家庭中健康、开朗的男女形象和平民化的设计师。这种设计文化的展示并不完全是商业噱头，它也是现代主义设计理想经过一个世纪渗透的自然结果。
无疑，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一部分，民主的设计传统在欧洲和美国是渗透到其设计文化骨髓中去的东西。但在中国，现代主义设计却多被当做风格去接受，而其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倾向却从未受到认真的思考。然而，对于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平民化的设计主题仍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缺乏以平民大众作为对象的设计思考无疑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柯布西耶在七十多年前所构想的平民住宅设计，比如塔楼，在今天的北京随处可见，他所设想的未来都市景观与今天中国的城市面貌也都出入不大。现代主义的设计样式在当代中国似乎得到了全面的胜利，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主义理想的真正胜利呢？显然不是，只能说是一种景观形态意义上的胜利。当“后现代”之风刮起之后，现代主义的压抑和冷漠的形式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诟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在“历史文脉”和“符号”上下了些功夫，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如果说现代主义令人压抑的是设计师的主观意志和冷漠的形式，那么后现代主义令人压抑的则是滥俗的商业符号和对往昔风格的抄袭。以“后现代”为标榜的设计师更愿意谈论“文脉”、“符号”、“身份”、“时尚”、“欲望”，绝口不提设计的平民化和民主问题。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可以看到从古典时代到后现代，整个西方的建筑风格演变史。更有甚者，凡是政府机关，多是贴了贵重石材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后现代，凡是洗浴场所都是清一色金碧辉煌的罗马建筑。就算是在装满了普通人的塔楼上都能发现“午餐肉”一样颜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符号。可怜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费尽心思研究出来的平民住宅样式，经过当代设计师稍加变换，就被地产商用奢华的地产广告词藻推到市场上，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对此，设计师乐得坐享其成，过起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日子。没有几个设计师真正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平民住宅设计当做自己的研究课题，更没有人愿意反思，发出独立的批评声音。其后果就是，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在许多地方都不尽人意。当我们因为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问题责备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会很轻松地把责任推给开发商，说这是甲方的问题；而当问题转到开发商那里时，开发商又会推给专业设计人员，说自己是外行，只管经营。于是，没有人承担责任，只剩下业主自叹“活该”了。
这种缺乏反思的、唯利是图的“跟风”和“不负责任”不仅存在于建筑设计领域，在平面、产品、环艺和服装等设计领域可谓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当代设计缺乏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平民需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的思考，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可贵的创造力。须知，设计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风格的创造。设计问题不是单纯的风格问题。风格也许过时，但问题不一定过时。“风格”如同“时尚”，来去匆匆。如果我们的设计跟着流行的“风格”和“时尚”走，而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办法，那么，真正的“中国设计”就永无出头之日。设计没有自觉，设计师没有担负起他们应该担当起来的责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设计的悲哀。
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有一块以政治波普的形式，集毛泽东书法而成的红地黑字大牌子，上面写着“设计为人民服务”。学校还制作了许多印有这些字样的T恤和纪念品，无论是国外的朋友还是学生都觉得很酷、很喜欢。但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块听起来很酷的招牌，更能够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为之奋斗、实践的理想。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严重缺失对于中国当代设计的健康发展必然是极为有害的。设计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世界和人的真实需求。普通人的存在及其幸福永远都应该是设计学科的核心的问题。试想，如果有权有钱的人不理解“馈赠”的意义，不愿意让出一些“暴利”来馈赠给大众变为“福利”；而设计师也只管做一个唯权、唯钱是从的小商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借造势而起的“豪华盛宴”中，中国设计的前途上会有明灯长久闪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