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外汇管制可迅速增强国力

2009-09-18 | 放开外汇管制可迅速增强国力

一个国家强盛或者衰落，并无规律可循，往往在于某个意外事件，某个人的一念之差。崇祯皇帝未把太子朱慈烺及时送往南京，是明朝国祚不继的致命失策。德川幕府对外妥协，换来了明治维新崛起。满清对外强硬，使中华民族堕入深渊。日本轰炸珍珠港，战前一日元兑两美元，战后五百日元兑一美元。泰国四世国王将太子送往英国留学，使泰国成为近代东亚唯一幸免于殖民以及战火的国家。很难从前述幸运与不幸总结出历史规律来。

最近一次幸运降临中国，源于1978年一次邓小平与李光耀之间的谈话，它大致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国国力从崩溃边缘发力猛追，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出口国。盛誉当前，但也面临一些困难。金融危机过后外需萎缩，内需难以提振，全靠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一条马车力挽狂澜。但是消费滞后于投资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之后更为显著。与此伴生的现象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维稳成本高昂。

与种种现象相比，“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才是现今面临的最大困惑。邓小平以强人姿态为留给后人的政治资源几乎用尽，从何处寻找新的改革合法性来源？那是国家领导人思考的战略问题。我只提议一个未用尽的资源——放开外汇管制。

     放开外汇管制的楷模——新加坡

独立之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类似之处，人民行动党原本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色彩很浓厚的政党。新加坡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既广泛又深入，也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但是新加坡经济取得了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绩效，比之于全球效率最高的经济体也不逊色。下面以一组与香港的对比来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奇迹。

新加坡是个600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岛国，周边都是些“香蕉共和国”，穆斯林国家，国内族群构成较复杂，存在种族冲突的可能性。香港1100平方公里，人口700万，背靠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邻近台湾，香港居民几乎百分之百为华人、汉族，而且就近有大陆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补给。这些方面，香港优胜。

新加坡和香港同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华人社会，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上极为相似，又同是自由港，两地这些方面同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2008年香港人均约GDP45000美元，新加坡人均约GDP52000美元，表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已经反超香港。香港背靠腾飞的大陆被新加坡反超，出人意表。新加坡有何秘诀呢？

我想到三条：1）香港回归后，一些原先在香港的英资企业集团从香港搬到新加坡,使得香港流失一些国际化集团的经营，缩小了港新差距；2）新加坡彻底放开外汇管制，在外汇和债券交易两方面超越香港；3）新加坡币值独立浮动，吸引外汇投机资本入驻，又使资源更易集中于优势产业——金融业。

币值自由浮动与外汇管制密切关联。香港基本法订明“不实行外汇管理，港币实行自由兑换”，但由于港币币值采取紧盯美元的办法，为贸易商提供了便利，但放弃自主性，降低了香港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说得文学化一点，这是香港为大陆出口商作出的牺牲。所以总结起来，新加坡的秘诀只是一招——彻底放弃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起源

自古以来货币是自由流通的。清朝曾经广泛流通墨西哥银元，清朝完全不觉得自己吃亏，而认为自己沾了便宜。鸦片贸易兴起之后，银元由流入变为流出，清朝惊慌起来，但也只是干预鸦片贸易，而没有限制银元进出。

一战前，欧美各国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在黄金输送点的自动调节机制约束下，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自动调节平衡，也不存在外汇管制问题。

一战爆发后，由于战争消耗巨大，英、德、意等参战国发生了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引起其货币汇率暴跌，资本外逃，为防止国际收支继续恶化和黄金流失，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金本位制，实行纸币流通，并禁止外汇自由买卖和黄金输出，这就是外汇管制的发端。

自此以后，各国往往会以防止资本外逃，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本国汇率，维护金融安全等等诸多借口实行外汇管制。尤其是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时，各国往往趁机加强外汇管制。新加坡是个例外，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新加坡非但不搞外汇管制，反而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

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危机，也没有资本外逃一说。由此可见，外汇管制既非中国特色，亦非社会主义特色。没有任何政治理论要求中国坚持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后果

事实上外汇管制是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发行机制尚未成熟的表现。外汇管制是为了限制资本外逃，把资本外逃说成是投机，但投机是人为的贬义词，本来是个中性的动词，投机是为了避险和获利。实际上资本外逃是躲避纸币泛滥造成的货币贬值风险。

滥发纸币如同铸币税。滥发货币、资本外逃和外汇管制可以看成征税、避税、反避税三种相对立的行为。肇因是滥发货币，而非资本外逃。罪魁是货币发行当局，一般来说货币发行结构与外汇管制机构即使不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是关系密切，接受共同的上司领导。

外汇管制管得了资本外逃，管不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危害极为严重。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增加交易成本。通货膨胀使得储备性资产价格提前上涨，例如有色金属、能源、房地产，阻碍生产部门扩大再生产。通货膨胀让富裕阶层提前占有储备性资产，阻碍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上涨速度。劳动者实际收入上涨速度放慢，又会降低代际劳动者素质提升速度，影响国家长远发展。

外汇管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外汇管制使货币发行者失去了对外汇流入流出的作为决策参考的客观依据，使得货币当局陷入盲目，既可能通货膨胀，也可能通货紧缩，使得经济难以平稳发展。也就是通常所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外汇管制还与汇率浮动互相牵扯。面对外汇放开管制的呼声，外汇管理局说人民币还没有自由浮动，先外汇放开会导致热钱涌入或者资本外逃，导致金融风险。面对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呼声，央行说外汇还没有自由流动，汇率形成机制不成熟。虽然长期来看，人民币自由浮动应该与外汇自由化相辅相成，但是短期内并不需要共同进退。香港就是固定汇率加外汇自由化，除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受过一次冲击，平时运作得远比实施外汇管制的大陆金融当局轻松得多。先放开外汇管制，再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是能够让人放心的次序。

金融管理当局不愿放弃外汇管制拨开似是而非的说辞，归根到底还是还是利益驱动。外汇管制是外汇管理局的立局之本，在位者肯定不会否定自己的必要性。前外管局局长吴晓灵离任之后，不断发表放松外汇管制的言论，那才是客观理性的声音。中央银行也是外汇管制的既得利益者，央行只需对内发行无息的人民币钞票和低息人民币债券，然后购买利息相对高的美元债券就能轻易获得稳定的账面收益。只要人民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央行就高枕无忧。但这么做的代价高昂，中国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等于诱惑美国当局使用滥发货币这种不道德的套利机会，外储越多越对美国产生依赖，使中国丧失经济主权，以及发展前景。

放开外汇管制的结果

放开外汇管制使金融管理当局集中精力于金融监管，为经济活动提供优质服务，而非套利，中国的金融产业才有振兴的希望。美国金融服务也占GDP25%，不仅高于普通国家，也高于以金融中心著称的香港和新加坡，可见中国的金融产业空间多么广阔。

观察二手房市场我们知道，房屋定价权掌握在交易者手中，而非存量房业主或者买不起房的市民。只有数量众多的外汇交易操盘手，中国才能执外汇市场之牛耳。放开外汇管制，等于将数万亿外汇储备交还给国民，等于用外汇武器武装国民。在外汇市场上，中国派出的不再是中投、汇金、央行等少数几个中世纪骑士，而将是无数现代志愿兵战士。数量稀疏的骑士容易被敌人瞄准，寥寥几个国企寡头容易被外人腐蚀泄密。黑石和铁矿石都可能是致命诱惑，只有数量庞大的经营主体才不容易被对方偷袭击倒。

货币也是一种选票。放开外汇管制是货币发行当局愿意接受外界监督的宣示，无论对进出口外贸还是吸引资本流入都是极大利好。放开外汇管制，不仅允许国民监督本国货币发行，也允许国民监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新加坡也许政治上不够民主，但是外汇彻底自由化，等于授予国民另一种监督权力，抵消了政治不民主的缺陷。或许货币监督比选票监督效率更高，毕竟货币每时每刻都在运用，而使用选票的频度要低得多。

30年前中国尚未开放市场，美国进出口贸易只占GDP总量的5%，基本上是个封闭经济体，现在超过了25%。因此中国开放自己同时，也撬开了美国的国门，美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门罗主义，中国打了一场反向的鸦片战争，中国取得胜利。而且没有像当年英国那样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美国人也获利了，美国人代价仅仅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