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尾大不掉之患

明末，

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

萨尔浒之役中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中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中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上资料显示，明朝在与后金作战的三次失利中，所动用的兵力数分别为——10万、18万、15万，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一直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

其实，关乎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亦然来临，而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

不过，以孙阁老、袁县令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阁老的策略是力求速战、大举进攻，但实际上没什么希望，杨镐所部是10万人，袁应泰、张铨议兵18万，熊廷弼、王化贞手下有15万兵马，可三次大战均告失败，而孙老师的队伍虽说一度领饷的人有14万，但他自己后来清汰下来，却只有11万，就力量而言不见得比有前三次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而后来的“柳河之败”更是证实了孙老师的队伍还不如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手下。

至于袁县令所提的什么“凭坚城，用大炮”就更为可笑了，因为修城必须先立营，而立营的根本还是战斗力，如果战斗力都能在辽东随处立营了，那又何必修城呢？不如灭了后金算了……反之，不能在战场上消灭后金，也就无法去后金所占领的地区立营，在这种前提下，修那么多城，架那么多炮，不过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袁同学想凭坚城、大炮而“五年复辽”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然，后来袁县令自己改口了，说他七拼八凑一支队伍就足够消灭后金了（已足平奴），这支队伍由东江镇凑2万（为奇，打游击），蓟镇凑1.2万(为援，守碉堡)，辽东镇全算上一共12万人（为正，去进剿）[2]，可还没等他把队伍拉出去，后金却已经打到京城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平辽,平到京城”。

后金一打到京城袁督师就挂了（不是阵亡，而是被刮），没能实现他带12万人去剿灭后金的宏愿，为此还有人深感遗憾，意思是如果袁督师把队伍拉出去了，那历史或许就能改变。不过，这个构想其实是实现了的，后来洪大人就凑了13万人去和后金决战于锦州，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十几万的兵力是解决不了后金的，只可惜孙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孙老师是因为掐架而突然插手辽东的，所以对困难明显有估计不足，可谓没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可谓没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若是先见、自知都失明了，那确实就跟睁眼瞎没多少差别了，因此孙老师去辽东，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摔跟头是迟早的事情，实属无望之灾，而孙阁老赴任以后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朝廷折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边缘。

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33.4%）。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方大人卓见）。

方大人的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透支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王同学此前那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如今已初现端倪了（王大人高见）。

不过，可惜的是，高见也好，卓见也罢，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因为明王朝得是重病，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明朝究竟得的什么病，到底又是怎么亡的，一直以来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气象灾变，这就是“小冰河期”。

明王朝由健康到有病，再因为有病而虚弱，最终由于虚弱过度而亡的过程，就是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写照，而这段时间正好跟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小冰河期”吻合。这段“小冰河期”的特征是气温偏低2摄氏度，可别小看了这两度的温差，它能让空气中的水分子减少，海水蒸发量下降，极地的冰川增加，形成类似冰河前进的现象，“冰河期”就是因此得名的。

水分子减少，蒸发量下降，冰川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降水减少，降水减少必然导致干旱，而干旱则会带来粮食作物歉收，长期歉收必将引发饥荒，饥荒肆虐之下动荡就再所难免了，这就是小冰河期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

所以，在“小冰河期”长期延续下（长达70年），明王朝得上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干旱、饥荒、流寇、内乱等等，而此时身处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也活不下去了，于是频频入寇抢掠，典型就是蒙古、后金两家，尤其是后金，壮丁不到六万，忠顺了那么多年，若是能熬得过去，想必也不至于非要挑战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

当然，这人口过亿也不完全是优势，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口规模也是一样。若在丰年，人口是资源，人多力量大，人口过亿自然可称泱泱大国；可如果是在灾变之年，饥荒是一切祸端滋生的温床，人口就不再是资源了，反倒成了负担，人口越多越是遭殃，之前的“泱泱大国”此时便立刻沦为了“殃殃大国”，大明王朝就是个活生生的写照。

随着灾变的持续，以及多种并发症的进一步恶化，明王朝的财政逐渐开始出现了问题。此时，明朝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因为对于干旱、饥荒要赈济，对于流寇、内乱要镇压，对于边患、入寇要抵御，对于后金这种叛乱则要剿灭，可是作为一个税收重心还在农业的大帝国，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在灾变中却不得不锐减。如此一来，明朝就陷入了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财政开销，一边又是严重锐减的财政收入，这样持续下去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财政枯竭。

财政若是日趋枯竭，那开始的表象就是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但由此引发的却是更为严重的饥荒、流贼、内乱、入寇……如此的周而复始之下，大明王朝便走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弯。

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可惜当时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切，其实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无法得知灾变还要肆虐多少年，这种技术放到现在都还没有，何况当时。

这时，明朝就好比一个庞然大物因为有病（财政匮乏）而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以至于连一个个头比自己小很多的对手也解决不了，还被咬了几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关起门来睡一觉，养几天，等病好些了，操家伙再来接着干，这就是王在晋的策略，而孙阁老的办法却是带病接着干，即便因病应付不了对手，那也要拖着病体在野外候着，吹点儿寒风、受点儿冰雪，都无所谓……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方略，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整死拉倒。

不过，袁县令的招更损，重病之下在野外受冻不让休息不说，还要求朝廷去干苦力，本着“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一路要把城堡不断的往前修下去，还一直要修到后金的老巢，这么折腾，恐怕即便是好人也会累趴下的，何况大明王朝如今还是个病人。

明王朝作为一个重病在身的病人，再被如此一番折腾之后自然就不行了，最后到了连动弹都困难的地步，因此后金得以三番五次的入关袭扰，而大明王朝则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宰割，这都是因为彻底累趴下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金之所以能入关夺取天下，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孙老师、袁县令二人的疲明之策，所以对于他们大清应该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就是不知道在清修的官史里，孙、袁二位大能被钦定塑造为“光辉形象”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反正乾隆对老袁的态度不像是祖上有仇，反倒象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而孙老师就更为特殊了，整个《明史》里就他一个人的传是单立的，一家子人住的是独栋别墅，而其他人再牛，都只能住筒子楼般的集体宿舍。

当年明月对此有颇有感慨，他说：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悉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4]

点评：

孙阁老这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统帅，一出手就让朝廷揭不开锅，让辽东战事终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确实堪称明末最“尾大”的战略家，而他老人家留下的这个尾大不掉之患也确实害人不浅。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是一场长达70年的灾变，这对于一个靠农业税收来维系的帝国而言，其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不过明朝底子相当厚实，从灾变开始的1580年一直挣扎到了1644年，前后一共64年时间，差那么一点点就扛过去了，从1650年起灾变就逐步结束，之后整个民生又逐渐恢复正常，这一恢复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一段灾变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可见某朝实在乏善可陈）。

说到这里若再回顾一下当初的八里铺重城之争，我们会有趣的发现，倘若当时能奉行王在晋的策略，筑八里铺重城，暂守山海关，而并不急于到关外去扩军备战的大搞铺张浪费（可节省几千万），那明朝兴许还真能多扛几年也说不一定（意义非凡啊）。

当时，王同学是一再上疏阐明自己的看法[5][6][7]，他的这些见解非常明确的揭示了财政匮乏的危害要远胜于其他忧患，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堪称远见卓识），但《明史》对于王在晋这种有远见的同学，评价却反而很差，很直白的说他修八里铺重城是没有远略之举。

明史载：“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这种瞎说可谓够狠、够准，并且颇具学术内涵、专业水准，当然这也得两说，这可能是别有用心，但也可能是纯属巧合，不过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明史》对王同学的评价是低得没谱。

另外，对于老孙头这类乱开方子，往死里整人的，《明史》以及后世的评价却又高得过分了些，《明史》对孙阁老的夸赞这里就不赘述了，而在后世对他老人家的评价中，仅以三位大能之一的当年明月为例，他就直接把老孙头捧成了大神——“拥有改变宿命能力的人”（狂汗）。

当年明月：“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了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8]

点评：

在一场万年难遇的灾变来临之时（一万年就这么几次），在大明王朝财政已经显现出透支迹象之际，给朝廷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孙大人，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唯一有能力、有手段改变王同学经略地位并取而代之的人，但孙阁老促成的这一改变却是把大明王朝推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是位能改变宿命的人，没他或许明朝还亡不了。

  其实，后金从来都不要广宁，看看地图都知道，什么意思…… 广宁都不要，就是说后金连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等等地方，是通通都不要的，所以孙承宗、袁崇焕折腾关宁锦防线一直延伸至右屯，去获取什么“纵深”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他们两人修“纵深”，修了N多年，花海了银子，结果却只不过占了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而最终被拖死的，也并非是后金，反倒是明朝自己，这一悲哀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王在晋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这样的恶果，就是“尾大不掉之患”没能避免的而导致的。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大库史料》卷十五  袁督师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百姓敲骨剔髓，□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五百二十万两。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仍问之民间耶，民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

[4]【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5]【《三朝辽事实录》卷六  王在晋题：“……臣看得辽左军兴费繁钜，田赋频加，取足于溢额之征，漏卮难塞，外廷无措，仰给于大盈之积。待米成炊，其在司农，艰窘倍常，仰屋窃叹，圣明洞鉴，无俟臣心。”】

[6]【《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复辽左之城郭人民，须从新肇造，刍粮、军器须从新搬运，将来经费不可胜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所费不赀。如欲联属西虏，岁费尤难预计，必非司农所能克办也。陛下于燕闲之暇，须密密清查御帑，倘琼林大盈之积，易竭难支，百凡内庭供应，服御颁赏之类，俱从节缩以佐军兴。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王在晋题：“国家财力东西支应，万分无措，典兵者不恤司农之苦，司农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来用二、用三，今且加编、加役，邦本日瘁，国势难支，职滋惧焉。”】

[8]【当年明月 著《明朝那些事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