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振亚：看章乃器如何做人

   这个世界上，教人如何做人的人多，言行一致，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做人理念的人，就不那么多了。而在一些特殊的时代，在面临天堂地狱的选择中，仍然能够坚持“做人”原则，那就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但民主党派的前辈章乃器算是一个。

   在章立凡回忆父亲的文字中，章乃器有一句话让人难忘，——“人总是要做的”。此话看似寻常，但在一个非常时期，敢于说，能做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7年8月15日，在粮食部领导干部会议上，章乃器有一个表态：“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其时，他已受到点名批判，被毛泽东主席钦定为“右派的老祖宗”。只是“右派”帽子还没有正式戴上，粮食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官帽和准官帽还没有宣布摘去。此时，他态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处理的轻重，这一点他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这种不在乎官位，只在乎“做人”的表态，在他自己，是人格尊严的自然流露，在有些人看来，就有些挑战意味了。这无异于从道义上否定了这场“阳谋”运动，同时也把自己的官路彻底堵死。

   在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谈到章乃器时，就很有几分恼怒。说他是“右派中间不愿意变的，死不投降的”，要把他“摆在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章乃器当然不能怎么办。但毛的恼怒，毛的这些负气的话，显然来自章的表态。不过，从毛说章是“右派的老祖宗”，也透露出他对章的看法早就埋在心里了，有新账，也有老账，已到了可以清算的时候。

   要清算就要有罪名。当时“右派”的一个总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罪名安不到章乃器身上。在“鸣放”中，他的确不乏惊世骇俗之言，但想从他嘴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来，却并不容易。原因是，章乃器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既然接受共产党邀请，与共产党合作，做了共产党的大官，不管他心里有着什么样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追求，双方达成的共识他是会严格遵守的。那就是：一是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二是要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尽管在一段时间里，众声喧哗，说什么话的都有，他只是遵从替共产党整风的宗旨，真诚地提出批评与建议；言论是自由的，但无一不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正是这个原因，对于那些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发言，他理直气壮地给予反驳，对于那些诬蔑诽谤，人身攻击，地毫不留情地给予还击。他既不让自己的良知受到委屈，也决不让歪风邪气得逞于一时。他这样做，等于在不断地鞭挞批判者的灵魂，宣布批判会的不义。如此，这批判会当然就无法再开下去，只得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章乃器的书面检查写了出来，长长的三万多字，题目为《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检查的最后写道：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已。”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今天看来，这是两句既实事求是，又真切感人的话，作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都应该这样做。然而，章乃器以这种诚挚态度对待检查，只可能被认为是抗拒，甚至会上纲上线到对党的诬蔑，对革命群众的诽谤，是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顽固不化。我想，迎合需要的检查，可以换得从轻处理的检查，章乃器应当会写，但既然坚持“人还是要做的”，这样虚伪的检查他就不会写。

   章乃器如此坚持正直的“做人”，其代价很快就看到了。

   1958年1月，他的粮食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职务被撤销，只给他留下一个政协委员的闲职了。此时，周恩来总理召见他，未承想，草偃木折，他人未见萎缩，凛然之气不减，说话依然不失锋芒。他反问：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我是宁死都不能承认的。按照当时运动的逻辑，首先是因为你“反党”，你向党进攻，然后才是撤你的职，罢你的官，而章乃器却把这个逻辑翻了过来。这段话，很有点戳穿西洋镜的味道。换了别人，心里即便这样想，嘴里也不会这样说，因为说了对自己决无好处。但章乃器大概不会想到什么好处不好处，他想到的应该是：“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他肯定失望了，但并不是失去了官位。

   过了半年，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反右”内容，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不顾已入另册的“右派”身份，也不顾对总理是不是有所冒犯，突然站起来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我们无法知道辩才无碍的总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或者根本就未置一词。章乃器这话，当然是不可能被“考虑”的，但在“做人”上，他真的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对自己与对他人都是赤裸裸的真实。

   当章乃器身上只剩下一个政协委员的闲职，与一个连闲职也算不上的民建会员时，鉴于生存的困境，他“做人”的准则是不是要重新厘定，降低标准？不。章乃器一点也没有像有些挨过整的人那样，接受“教训”，从此关闭说真话的嘴巴,乖乖地做孙子。

   在1962年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他说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批评“大跃进”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头脑发热。针对《人民日报》上一篇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他激动地说：“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这种话，心中腹诽，背下议论，应该不乏其人，公共场合，如此直面抨击，慷慨陈词，除章乃器，历史上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人。其代价是，他因此成了党外“右派”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典型。民建中央开除他的会籍还嫌不够，并致函全国政协，建议撤销他的委员资格。

   1963年3月，章乃器最后一顶“官”帽——政协委员被摘去。为此,章乃器给周总理写信,表示自己的愤慨:“民建违反章程，背着我毫无根据地用扣帽子的手法，开除了我的会籍。会籍本无所谓，再度诬蔑我反党是不能容忍的。”而奇怪的是，民建违反章程的建议，竟获得政协通过，章乃器说：“这对政协来说，是很不幸的。”显然，章乃器连部长、常委都不当回事，更不会为民建会籍与政协委员耿耿于怀，他只是不能容忍诬蔑他反党，不遵守大家共同制定的章程。

   这就是章乃器。宁肯不做官，也不能不做人。

   自己如何做人与教导别人如何做人，这完全是两回事。章乃器不是一个喜欢教导别人如何做人的人，一辈子也不曾说过“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之类的漂亮话，可是，论及做人，论及言行一致，论及宠辱不惊，他绝对是难以企及的标杆。

五柳村2009年9月14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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