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茀：谁盗窃了苏联

谁盗窃了苏联

□ 黄立茀

【“大众私有化”变了颜色】

苏联人民经过74年的艰苦奋斗，使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强大的工业国，跃身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1990年，国家所有制经济占90％以上。1992年1月俄罗斯开始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俄的私有化，实质是对全体人民70多年劳动积累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1992年1月，俄罗斯启动私有化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年10月1日起，全国居民每人发放一张价值一万卢布（当时约合32美元）的私有化证券，可用于购买企业股份，也可出售和馈赠。当时共发放近1.5亿张，约占国有资产的35％。同时，主要对小型企业，也对一些大中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当时进行私有化改造的企业，3/4以上选择了职工持本企业股份51％的优惠方案，加之老百姓人人领到了私有化证券，使俄罗斯私有化确实显现出“大众”的色彩。1994年7月1日后进入私有化第二阶段——现金私有化阶段。这一阶段，需要支付现金购买企业的股份。

令人深思的是，随着私有化进一步推开，“大众私有化”变了颜色——广大人民并没有进一步成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却逐渐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聚的现象。1996年11月，七大金融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称，金融寡头集团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的经济。新俄罗斯经济精英的出身结构更耐人寻味。俄学者的研究表明，新经济精英群体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这个数据披露以后，俄罗斯国内外舆论界惊呼：俄罗斯形成了“寡头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苏联人民创造的大规模国有财产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

丘拜斯在为自己设计的私有化辩护的书籍《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中，揭露了这批人的行径：“当时（指苏联）存在的精英们”，“ 盗窃”了“全民的财产！”

【原始市场中的财富神话】

为什么恰恰是苏联时期的少数官员得以盗窃全民的财产？他们是怎样攫取全民财产的？

这要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官员垄断性的经济管理权力说起。

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全国经济资源全能的配置者，经济官员代表国家掌握着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也就掌握了巨额的国家财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变现官员管理的经济资源，但官员负责制订企业的计划指标，决定企业利润的多少，诚如戈尔巴乔夫所言，在短缺经济下，他们成为企业的“皇帝和上帝，主宰和恩人”，并获得“垄断的权力”的“伴生物——礼品、贿金、互相利用等”。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部分经济官员已利用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从企业大肆捞取好处，迈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步。

但是，苏联经济精英真正大规模攫取国有资产，是在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现了原始市场（自发市场和自发私有化），形成了变现经济资源管理权的条件以后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1986年开始进行经济分权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本意，是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力，激活合作社、租赁企业、个体劳动及国营企业等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一些经济管理官员和厂长却窥测到了经济混乱中蕴藏着个人致富的巨大商机，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地搞起了自发私有化。

研究俄罗斯产权改革问题的专家拉德金指出，1987年《国营企业法》颁布以后，在各个经济层次上已经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自发私有化。丘拜斯则将自发私有化归结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他回忆说：“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

“企业的经理们、各个部委级机关的领导人们完全按经济逻辑行动起来了……以低价签订出售企业产品的合同，以低价把企业的厂房和生产设备出租给一些下设的公司，发放后来根本就不会返还的贷款等等……经理签署了与某厂家为期5年的租赁合同。合同中规定了令人发笑的租金。而那里有多少资产进入了人们的腰包啊……”

经济管理官员攫取财富的另一平台是自发市场。苏联时期由于轻工业落后，生活用品经常短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由于经济运行出现混乱，生活用品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各类商品储备大约短缺75~80%。肉类、灌肠制品、动物油、干酪、糖果点心类食品、洗涤剂、彩电、照相机这些商品“一卸车”投入市场，就销售一空。1980年代中期以后，“短缺”几乎成为分析苏联经济形势时用得最广的一个词。

自发市场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工业产品与国际市场有巨大的差价。以1991年上半年价格为例，世界市场棉花价格约为苏联的8.57~15倍；植物油约为6.53倍；牛肉约为2.8倍；小麦约为2.86倍。据前政府总理盖达尔回忆，1991年底，市场上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170卢布兑换1美元，但如获得正式石油出口配额，则1卢布即可换1美元，换言之，石油出口的利润高达170倍！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倒买倒卖，苏联形成了俄罗斯学者所称的“自发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诚然，自发市场也向普通百姓敞开财富之门，但是由于平民百姓没有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只能挣个辛苦钱——正如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回忆的：普通百姓可能成为国际小倒爷——用个人汽车运走俄罗斯的套娃、锈品、蘑菇，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和中国买进服装、鞋靴、化妆品、传真机、计算机等。跑一趟，可以赚得数百、数千美元。而经济管理官员们在自发市场上却是大手笔——他们能够搞到国际市场短缺商品的出口配额（1989年需要出口许可证的商品占苏联出口商品总数的70％），进而搞到石油、铝等国际市场紧俏的原料，用成列的火车运往西方，拿回百万、千万美元的利润。总之，在自发市场兴起之初的1988~1989年间，经济官员“拥有创造财富神话所需要的权力和关系，却还没有严峻的竞争对手”。他们在自发市场中不断地变现着自己的权力，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弗·约尔丹斯基总结的：“大型的财富”“以飞快的速度”积累起来，而这些苏联经济官员也神话般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实施经济休克疗法，经济运行陷入混乱和失控，通货膨胀率高达8000多倍，俄罗斯的原始市场近乎疯狂，出现了商品、金融、产权全方位的投机市场。在投机市场中，苏联时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官员的财富以滚雪球的速度膨胀起来，迅速完成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俄罗斯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谁盗窃了苏联？】

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指出，俄罗斯新经济精英从来不是做小本生意的人，也不是穷人——他们是苏联时期掌握着权力的人。丘拜斯开列了通过自发私有化发财的人群的社会身份：他们“是一些党的、经理层的、地方的和工会的精英代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经济精英1988年时52.6%是身居高位的权贵官员，33.4%是一般官员，只有14%是非精英。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还对新经济精英在苏联时期的政治身份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区分，指出，1993年时俄罗斯的经济精英近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其中，37.1%出身于共青团领导，12.9%出身于苏共领导，4.3%出身于苏维埃领导，37.1%曾为各部机关的领导，其中5%过去地位最高的领导者，领导职务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任命的。根据同一研究，俄罗斯新银行家群体的88.2%由苏联国家银行工作者组成，私有生产机构的42.8%由苏联生产领域工作者创立。

上面的数据雄辩地说明，俄罗斯新经济精英多数由苏联时期的官员演化而来——过去，他们高踞苏联社会的上层，今天，他们又高踞俄罗斯社会的上层。不同的是，过去他们仅掌握着国有经济资源的管理权，用指令性计划控制国家的经济；如今，他们拥有了这些经济资源的所有权，用手中的财富掌握了俄罗斯主要的经济命脉。他们是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大赢家，他们得到了苏联时期梦寐以求的个人财富，但是付出的成本，却是一个由他们的先辈缔造的伟大的党的垮台，一个由他们的先辈缔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和曾经拥戴、追随他们的多数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无声地掠夺。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下列历史链条：苏联官员—→原始市场经济（自发私有化、自发市场、投机市场）—→不受约束的经济管理权力变现为个人财富—→部分苏联官员演化为俄罗斯财富精英。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链条，给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第一，需要从原始的市场经济转变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正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提升政治文明，确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政治文明中，“任何权力主体都要受到约束”。

第二，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经济资源的全能配置者，转变为公共产品提供者。政府的职能，是培育制度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弥补市场失灵等。

第三，需要经常、有效地加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教育。如此，方能避免重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掠夺的覆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