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原苏联国家建交始末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政治经济等各种矛盾的不断加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瓦解了。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于当天抵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进行外交谈判。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央根据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外交部署。当时，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国家事务的副部长，以中国政府代表或特使的身份，参与主持了有关谈判。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实现了中苏关系向新的国家关系的平稳过渡，巩固了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冷静观察，
　　坚持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方针
　　
　　早在1989年9月4日，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对苏联的动态一直密切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过问。1990年、1991年两年当中，外事部门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看法，总的来说，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失败，苏联将出现大的乱子，是看到了的，但是，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竟然解体，而且速度如此之快，开始是没有料想到的。
　　苏联的瓦解，及其造成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西方大国自1989年以来对我国施加的压力等等，这一切使得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和复杂了。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如何处理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给我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当时，除了提出总的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外，对外交工作的各个方面，小平同志也都作出了一系列分析和判断。处理同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是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明显变化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外交部门抓紧工作，明确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快速建交的方针，以巩固原苏联地区的外交阵地，并进一步开展工作。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正值苏联东欧国家大动乱的前夕，可以说我们时机抓得很及时。否则，后来苏联发生动乱，国家关系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预计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给后来中国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以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度比较活跃。为此，我们也必须抓紧行动，不让台湾当局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钻空子。
　　处理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方针、政策明确了，执行起来仍有阻力。国内许多同志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从思想上、感情上一时难于理解和接受，议论纷纷，给外交部提了许多意见。但是，如果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利益分开，不能把历史恩怨和当前国家关系区分开，苏联解体后，我们和原苏联地区国家的关系问题，将会是很复杂、很难处理的。外交部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虽然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还是顶了过来。
　　“八一九”事件以后，苏联解体进入倒计时，我方有关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各国举行建交谈判的具体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同波罗的海三国建交之神速，
　　令国际社会瞩目
　　
　　
　　1991年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第二天，钱其琛外长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
　　9月8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从北京出发前往波罗的海三国，谈判建交事宜。有关表态口径，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文及英文文本，代表政府签字用的授权证书等，都已准备齐全。我们还特意从中国驻英国使馆调来一位一等秘书作为英文翻译。原因是据我们了解，三国对俄罗斯很不满，建交公报可能不愿使用俄文，如果这样，可用英文替代。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做这样的准备是正确的。建交谈判落实到文字，写建交公报，他们不同意用俄文。最终建交公报文本一式三份，中文一份，三国各自文字一份，英文一份，三份同等有效。当时我们还没人懂对方文字，对方也没人懂中文。
　　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到莫斯科以后，转道当时的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乘汽车直接去波罗的海三国。列宁格勒和三国距离很近。中国在列宁格勒有总领馆，我们从总领馆借了两辆车，直接到了爱沙尼亚，然后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当时这三个国家刚刚宣布独立，还没有设立海关，也不需办理过境手续。我们到爱沙尼亚大概只用了3个小时。
　　我们同波罗的海三国建交谈判进展顺利。作为新独立的国家，三国很愿意得到国际承认，特别是大国承认。在谈判中，我方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三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三国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所作出的努力。对于三国同苏联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中国希望它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三国政府对这些没有异议。
　　在谈判中，我方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要求波罗的海三国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对台湾不进行官方往来。三国外交部门初建，对中国情况还不熟悉。我们详细向他们解释台湾问题的由来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说明中国同所有国家建交都不能绕开台湾问题。经过解说和会谈，三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表示支持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写入建交公报。
　　就这样，我们9月11日访问爱沙尼亚，当天签署建交公报；9月12日到拉脱维亚，也是当天签署建交公报； 13日到立陶宛，14日签署建交公报。这是因为立陶宛外交部看到我们代表团带有条约法律专家，他们没有准备，又去找人，这样多用了一天时间。
　　当时，波罗的海三国外交部门刚刚成立，人员和办公设施都在建设之中，因此还无法接待我们。我们食宿都是自理。当时三国还在用苏联卢布，物价猛涨，卢布严重贬值，美元很吃香，和卢布的比值非常不合理。我们去了以后都用美元支付，四五个人到立陶宛一个饭店吃饭，最后结账只用了两美元。
　　这次外交动作的速度，令国际社会瞩目，也使正在该地区活动、企图钻空子的台湾方面人员惊慌失措。虽然后来他们在拉脱维亚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乘包机出访，
　　中俄两国商定不需要重新建交
　　
　　1991年12月，苏联瓦解进入倒计时。7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别洛韦日的“野牛林”里秘密会晤。8日，三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欢迎其他共和国加入。1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21日，原苏联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
　　至此，苏联解体已迫在眉睫。12月20日左右，为抓紧时间，我们决定不等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就派代表团去访问，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谈建交问题，特别是和俄罗斯谈国家关系问题。出发前夕，考虑苏联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解体，直接去谈国家关系问题不太合适，决定经贸开路，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组团，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同志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接触。中央为此特批了一架包机。因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往来，包机大大方便了我们的行程。         12月25日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我们刚刚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安顿下来，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在他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结束后，大约在晚上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这样，苏联就正式宣布解体了，我们可以和原苏联各国进行建交谈判了。26日，接到国内通知，任命我为中国政府特使，谈判中俄关系并与其他共和国政府接触商谈建交问题。这中间还有一个时间差。莫斯科时间和北京时间相差5个小时，莫斯科25日晚上7:30分，就已经是北京26日凌晨了。外交部完成必要的手续后，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钱其琛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些新独立国家要求同我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强烈。出访之初，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宣布承认其独立，在联系安排代表团访问日程时遇到些困难。我们原拟首先访问俄罗斯，经联系，对方表示26日正在办交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正在接收苏联外交部，无法接待。于是，我们转而先访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12月26日一早，代表团离开莫斯科飞往基辅。一下飞机，我们一行就被直接送到乌克兰外经贸部部长的办公室。双方谈了十分钟，感觉双边经贸关系问题较为复杂，可以交换意见，但要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比较困难。
　　与此同时，代表团要求对方安排我去乌克兰外交部进行对口会谈。经现场联系，对方决定一位副外长负责接待。我方表示，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原则立场，准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乌克兰建立国家关系。我还专门就台湾问题阐明了我方原则立场。然后，我把准备好的建交公报草案交给对方。乌克兰副外长表示，乌方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乌克兰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还说，在北京的原苏联大使馆中有乌克兰16.37％的房产（按乌克兰在原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分成），两国建交后很快就可以开馆。但是，他对我们提出的方案没有表态，只是说部门新建，他说话不算数，要请示报告领导。我问对方什么时候能够答复，他说至少两三天。这就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了。于是，我们建议对方把研究结果通知中国大使馆。
　　下午，一位主管经贸的乌克兰副总理会见代表团。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
　　12月27日，钱其琛外长已经致电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了，因此我们再同俄罗斯外交部联系就更方便，代表团在俄罗斯的访问也比较顺利。这天上午，李岚清团长会见俄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了杨尚昆主席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通报了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决定和支持俄接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立场。俄方反应很积极，一再感谢，安排外长宴请，并进行副外长会谈。
　　俄方出面进行会谈的是主管远东事务的新任副外长库纳泽，原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参与谈判的俄方人员，基本上还是原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工作人员。原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主要负责接待、礼宾工作，没有多少工作人员。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其他人员基本没有变动。曾主管远东事务的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此次作为“顾问”，也参与了谈判工作。
　　在同原苏联各国建交谈判中，同俄罗斯的谈判当然是最重要的。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在谈判过程中，我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力争中俄关系全面继承中苏关系，保持自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以来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进一步有所发展。会谈中，我方提出，因为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中俄关系继承中苏关系，中国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苏联驻华大使改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所以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建议签署一个会谈纪要，以解决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库纳泽副外长感谢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及对俄罗斯接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支持，表示俄罗斯愿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强调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赞同中方对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设想。
　　会谈进行顺利，27日一天即基本谈妥，起草了《会谈纪要》。俄方基本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会谈纪要》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苏两国之间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加强各个领域、各个级别的往来；双方都承认中苏边界谈判取得的成果，两国将尽快履行法律程序，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实际上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会议中唯一发生争执的是纪要签字问题。纪要起草了，双方都同意了。我说我是中国政府特使，代表中方签字。库纳泽副外长说他没有得到授权，不能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我说那就代表双方外交部签字，他也不同意。我说，我们谈了两国关系这么多问题，你不会是代表个人吧？最后，我只好建议，双方各自向领导报告请示。他表示同意。第二天，即28日下午，俄方告诉我们，库纳泽副外长可以代表俄联邦和外交部签字。29日，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这个插曲倒也说明，两国关系会谈是顺利的，因为没有遇到别的问题。
　　
　　12月27日，白俄罗斯外长在钱其琛外长致电承认后，马上表示，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明斯克访问。因此，在我和俄罗斯外交部会谈的同时，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在李岚清团长的率领下访问了白俄罗斯。28日，白俄罗斯外长与我政府特使王荩卿大使进行会谈，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的行动，对建交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对于我们提出的建交公报草案，对方和乌克兰外交部一样，表示要报告请示领导决定。结果，此次访问未能和白俄罗斯签署建交公报。
　　
　　中亚五国积极热情，
　　从未有过的手工誊抄建交公报
　　
　　同俄罗斯签订《会谈纪要》以后，代表团下一步行程如何安排，我们考虑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外交部门需要几天时间报告请示，北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当时局势不稳，决定到中亚五国继续访问。但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首脑要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外长均不在其国内。我们同中亚五国驻莫斯科办事处联系，得到的答复是29、30日因为明斯克首脑会议无法接待，1992年1月1日元旦放假，最早到1月2日才能接待。代表团便决定于29日先回乌鲁木齐，向国内报告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1992年1月2日—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相继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一天一个国家。中亚五国对同我国发展关系态度积极，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这几个国家刚刚独立，外交部门都设立了，但有的还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就临时找个会议室谈。谈判比较顺利，台湾问题我们多加解释，费了点口舌，他们也都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方案。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中文、俄文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具有同等效力，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同中亚五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唯一发生一点争执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本来会谈很顺利，吉尔吉斯斯坦外长突然提出，要在建交公报加上一句话——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中国要承认吉尔吉斯斯坦当时的边界，不能有任何变动。当时，中苏东段边界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了，西段边界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谈判所依据的基础原则，已经达成共识了。如果按照吉尔吉斯斯坦外长的说法，西段边界谈判就无法进行了。于是，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中苏边界谈判的历史、现状以及所依据的原则，指出现有的边界尚不明确，只有通过双方协商讨论，最后才能确定下来。经过几个回合的会谈，最后，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同意这个问题不写进建交公报。这件事费了一点时间。现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表示愿意同我国发展传统的友谊，研究借鉴我国改革的经验，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给扩大和加深彼此各个领域的联系以新的推动，把国家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尽快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的询问，中国何时能派来大使；有的国家外长还说，已经初步为中国使馆物色了馆址。
　　就在同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荩卿大使返回了乌克兰，同对方商谈建交问题，双方在1月4日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1月中旬，王荩卿大使又作为中国代表，同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代表在莫斯科进行建交谈判，后来又分别去了这些国家，与对方签署了建交公报，时间分别是1992年1月30日、4月2日、4月6日和6月9日。1992年1月20日，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克比奇访华期间，我和其外长在北京又进行一轮会谈，签署了建交公报。上述几个国家都接受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承诺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在与原苏联新独立国家建交的同时，我国开始进行在上述国家筹建使馆的工作。原驻苏联使馆改为驻俄罗斯使馆，驻其他国家的使馆，除拉脱维亚发生了一点曲折以外，也都较快建立了起来，并派驻了大使或临时代办。
　　这样，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的原苏联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政府代表团的王荩卿大使当时既非驻苏大使，也非驻俄大使。王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国书，苏联就不复存在了。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不能用了，等到国内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递交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王大使曾经幽默地说，以后退休没事了，要写一本怎样没有当上驻苏联大使的书。
　　
　　巩固外交阵地，后续影响积极重大
　　
　　总的来说，同原苏联各个共和国谈判建交，大体上都是顺利的。它们刚刚建国，或刚刚成立新政府，需要外部承认和支持，这是谈判顺利的一个原因。但是关键因素还是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来处理两国关系问题。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关系问题的解决，巩固了我国在原苏联地区的外交阵地，从一个方面保障了国内的建设，也防止了台湾当局利用形势变化兴风作浪。当时，台湾当局曾派人到一些原苏联新独立国家活动，想发展官方关系，虽然掀起过一些风浪，但最终都失败了。
　　中国与原苏联国家建交问题的圆满解决，从后续影响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成功实现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为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虽然有所削弱，但从军事力量、科技基础、自然资源等方面来讲，仍然是世界大国，而且正在逐渐复兴。中俄关系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二是以成功建交为基础，从边界谈判开始，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不断扩大合作，逐步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时间不长，但如果加上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人口、土地、资源、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已经是一个有着相当影响力的组织，不容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