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捉猪仔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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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亲历
(三则)
□陈智昌
1949年，国民党当时叫嚣要保卫华南，到处拉起新兵招募处、散兵接待站旗号，实行招兵买马。后来，大概是此招不灵，索性使出抓兵一着，人称捉猪仔。
当年捉猪仔的猪仔头，都是些黑社会人物，按每捉一个奖银元若干。他们当时在东堤、南堤、长堤、黄沙珠江边，停靠些大木船作为接收点。每天早晚行人稀少时，猪仔头带着手下便在四周活动，物色些外地来穗的单身人士，半推半拉地架着上船。猖狂时发展到对市民也不放过，在一些地方手拿麻包袋，趁人不备从头至脚把人套入袋中，抬起便走向江边船中。但凡猪仔一上船，按倒便剃去头发、剥光衣服，给你套黄色旧军衣。此法甚为狠毒，剃了光头穿着旧军衣，逃到哪里都会按逃兵被捉，让你逃不到哪里。当时，漫画杂志《乌龙王》，便有一组漫画绘的就是把光头的尼姑也当作逃兵，讽刺当时的乌龙（出错）行径。
当时的捉猪仔，搞到满城风雨人心惶惶。那时我读六年级，就算同学中年龄较大的（旧时私立学校读书无年龄限制）都不敢单独上学，要相约而行，并避开僻静的道路，以避免被捉猪仔。当时，黄沙是个谷米集散地，每天集中很多咕喱（搬运工），猪仔头常向他们下手。同伴被捉猪仔多了，自然引起义愤。一天，双方大打出手，有猪仔头被咕喱用手钩（一种钩重物的工具）钩中，用力挞翻在地，顿时一命呜呼，路人无不拍手称快。幸好，不久便迎来了解放，结束这种日子。
我们街的更夫
旧时，晚上报时巡夜的人，称更夫或打更佬。很多地方早就没有更夫了。可上世纪40年代我住的西关宝源路，还见一位人称高佬的更夫。他每晚循例报时、巡夜，月底拿个布袋一家一户的收点大米或钞票，数量没有硬性规定，只是随缘而已。
那时，每晚天黑，高佬便左手抱一截毛竹筒，右手拿一木棍，不时敲出卜卜声，口中呼叫：“上夜香咯（习俗傍晚在门口上香）……小心灯烛，提防门户。”他每晚便是这样边敲、边行、边叫，提醒街坊注意安全。到了深夜就不再呼叫这些，按照更次，三更便连敲三下卜卜卜，四更便敲四下，五更便敲五下。有时，不知他是因为无聊，还是为了吓走小偷，突然低声唱上一段粤曲。说实话，当时社会虽那么混乱，我们那一带都没听过有什么偷、抢的事，高佬确实功不可没。
昔日的代写家书档
旧时，从四乡进城打工的多是些文盲的人。他们需求人解读家乡的来信，给家人去封报平安的信等。于是，失意文人便开起了代写家书的档口，以满足这种需要。
代写家书档多设在市场四周楼宇的楼梯口、骑楼底。儿时，我上学的路上便有很多这样的档口，常见些女佣模样的人，坐在长凳上并掏出封信让档主解读，有的边听边擦眼泪，有的听着便长叹一声：“我都实在无办法呀。”从她们的表情看，前者来信可能是诉说家中的不幸，后者来信大概是家人提出些什么要求，致使她们有这样的反应。接下来，档主便聆听顾客想跟家人说些什么，一挥而就，收取些许的代书费。
1952年我是大东区（旧时东山区）“五反”工作队成员，负责审查工商业户的偷税漏税行为。一天，我发现一些违法户送来的检讨书，都是之乎者也，字迹雷同，内容也基本相同。我问那些老板们，检讨书是自己写的吗？他们都苦笑着说：“我从未写过检讨，唔知点落笔（不知如何下笔）。所以，多出钱请写信佬帮忙写出来的。”原来，初时写信佬还不肯帮这个忙，怕有什么“手尾”（即麻烦），后来重奖之下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真想不到，代写家书那时扩大了服务范围，把代人检讨的事也包了下来，实在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