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完整版）

作者：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的崛起，今天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是大而不强，还有说中国只是虚胖，中国的“强”只是万里长城的“墙”，是“墙国”而已。

　　去年欧美有一本非常影响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是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 。马丁·雅克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到了2050年，中国将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

　　真的有这么好的美景吗？这几年的确让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每个出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2010年上海世博会，好戏不断，真是一派盛世景象。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不差钱”，财大气粗，但似乎人心坏了，我们听到的盛世危言似乎也更多了。关于中国今天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论的现象，特别是马丁·雅克这本书出版之后，国外有很多不同意的批评声音。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它会走到哪里？

　　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她将继续往那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非常迷惑不解。中国现在是GDP大国，今年马上就要超越日本成为全球老二，连老大美国人也要看着中国的脸色。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就说，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本来邓小平制定的国策是韬光隐晦，不出头，甘于边缘，一门心思搞建设。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 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中国将往哪里去，首先要了解的是中国是从哪里来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今天我想从晚清以后的中国历史讲起，看看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富强梦，个中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历史看未来，反思中国的崛起。

　　我的演讲将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晚清以来的强国梦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但是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上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第二个问题，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第三个问题，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中国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的特色？

　　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近代人所特有的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我这些年在欧洲、亚洲和北美不少国家访问，发现这种致富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这个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作为孔子的后代，重义轻利的的儒教徒，中国人虽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也重视钱，但并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个人生活的小康，有恒产者只是为了有恒心，成就个人的德性。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原来的学生小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老师大清帝国，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败。于是到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上上下下为止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讲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这个追求没有断过，从大清朝到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

　　中国人一直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权力和权利。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越多。晚清以后的竞争，便成为争夺特权和强权，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所以在中国，开车的不会让路给走路的，因为开车阶级自认为比行人高人一等，拥有特权，岂有上等人为下等人让路之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尖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核心竞争力。什么事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一种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具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呵呵，这不是老板经常对我们讲的话吗？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日本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内容是刚才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信政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到文明问题，不涉及到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造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期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是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来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会强调西方人自由文明的这一面，而新左派会更多批评西方人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性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文明发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的，以强权的方式、用野蛮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为文明国，所则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所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也是这套逻辑。他们将美国看作是最主要的外敌，中国现在就不要讲韬光用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说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中国不高兴》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他们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而不如蓝。为什么？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另一面制约着，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他们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虽然中国统治了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但我们不要忘记了，焚书坑儒、法家治国的秦朝可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啊。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假如缺乏文明的富强那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为什么短命？因为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的尖刻，大意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一个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就是谁的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在晚清的时候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鼻祖，他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曾国藩用人，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到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为张之洞做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这些话还是大清王朝在的时候讲的。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民国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革命者还是独裁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可以不靠武力，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那个东西。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年代，在《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的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

　　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杜亚泉先生本来已经被历史湮没，在90年代初为了反思陈独秀所代表的五四激进主义，被王元化先生重新发掘出来。但限于当初的时代氛围，包括王元化先生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杜亚泉对富强论的尖锐批评。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但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进步、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富强，但历史进化这个东西，犹如章太炎所说，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厮杀。为了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于是便需要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威权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比如2008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另外一批人是犬儒，他们脑子清醒，不满现实，但有很深的无力感，悲观地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只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D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无非是满足欲望，成为人上之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个人的体面、身份和尊严。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牌子的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得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羡慕，活得有尊严。这套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其共同的立场都是唯物的、物欲的。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这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于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争论的核心问题与清末民初相比，就改变了，从富强转向了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是全盘引进西方文明呢，还是建立将中国与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明大讨论，虽然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关怀是共通的：文明代替富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去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1919年的五四不是一场纯粹的爱国运动，而是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五四爱国青年们争的不仅是中国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天下的公理，就是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没有人敢出来公然反对的普适世价值。巴黎和会之所以不公正，不是因为它侵犯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公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运动的学生宣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所在，不在爱国，而是捍卫文明，捍卫全球公认的普适公理。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位年轻人就是胡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胡适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世界大国所凭籍的力，主要不是军事力，而是经济力、金融力。今天“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你真的能够成为世界头号真正的强国吗？还是仅仅是一种虚胖？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世界第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GDP、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籍。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文明的竞争，

　　那么，崛起的中国可以拿什么文明贡献给世界？去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过去的新左派――如今都集体右转，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纷纷站出来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试图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所谓的中国模式。日内瓦大学的研究员张维卫在《纽约日报》发表文章，概况中国崛起的八条经验。其他有几条值得一提：一条是“民生为大”，相信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这是中国独特的人权传统。另一条是“政府是必要的善”，西方的民主经验证明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在中国政府却是必要的善，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条是“良政比民主更重要”，西方人讲民主，而中国人要的是良政，也就是儒家的民本政治，为民执政。重要的不是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政府代表民众整体利益来执政，这就是中国式的代表性民主。最后一条是“政绩合法性”，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不看权力的来源，也不看是否符合更高的伦理和文明法则，而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看政府的政绩，只要拿出漂亮的成绩单，统治就具有了合法性。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潘维也总结了三条中国模式。第一，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第二，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第三，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而北大的青年法学家强世功则鼓吹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国家的宪法是成文宪法，党章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还有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 的领导核心，这些都是成功的中国政治模式。这些出身各异的国家主义者开始总结中国独特的中国模式，并且要把它提炼到文明的高度，向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推广。搞现代化可以不必跟着西方的后面爬行，中国已经提供了另类现代性经验，照样国家富强，满足民生！按照潘维的说法，我们要与西方争夺主流文明的话语权，中国在解放之前是挨打，毛泽东时代是挨饿，现在却是挨骂。中国哪怕成为了世界老二，还是被西方指手画脚。因为话语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当年苏联就是因为没有掌握了话语权而在与自由世界的冷战当中崩盘的，苏联的失败不在实力，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打不过自由世界的话语。因此中国要成为统治世界世界的大国，最重要的是抢占主流文明的话语权。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主义者拿出的“中国模式”距离中国的现实有多么遥远？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由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富强，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准备，不仅是实践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有理论的积累。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大概不仅考虑到实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文明准备的问题。广积粮，缓称霸，这个粮食，就是文明的反思和储备啊。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文明已经替代富强，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本文为许纪霖老师2010年1月23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演讲）

　　◎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