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雨：民族的与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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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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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与民主的
2005年5月底，连宋相继访问大陆不久，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了政论散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问大陆有感》，文章同时也在大陆的《中国青年报》上略作删减后以《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刊登1。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问大陆有感》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描述了两个事件——一个是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另一个是高行健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访问台湾。龙女士讲这两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读者，台湾对于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来的温和态度，由此引发了对于价值多元化的珍视，进而又引发了对于“动员戡乱时期”价值一元的批评，然后再从这个批评掉头引出另外一个主题2，也就是龙女士最关心的问题——个人在社会与历史中的主体性。对此，龙女士是当仁不让的把自己20年前的作品《野火集》推向了一个先知的地位——“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3。
第三部分再次张显了台湾今天价值多元化的状态。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上是最容易表述这种多元化状态的：“‘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4在这样一个充满包容与和谐的社会中生活，自然很容易让人接受和习惯，而台湾今天的政治不断接近民主政治，所以台湾人习惯这样的民主社会，这就是龙女士最重要的结论。
第四部分，龙女士为了巩固自己的结论，不惜笔墨的介绍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怎样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小事件中：从合理的自由行动到符合各种身份的个人选择，从普通百姓到社会精英，从法制社会架构到社会资本的“均富”，从选票监督到言论保障，凡此等等。
第五部分谈的是关于连宋访问大陆的评论。龙女士继续关于民主作为社会有机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认为连宋只谈民族大义和国家富强是不够的，一定要把民主在台湾的地位表现出来，自由民主和均富作为对“台湾特色”的描述是不可缺少的。
龙女士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何统一”再次取代“如何统一”的讨论，这也使得各方知识分子不得不取代前台的政治家来参与讨论之中。长期以来，两岸在“为何统一”的争论中，主要的内容是文化与民族性。要求统一和支持统一的知识分子认为海峡两岸相同的文化所促成的民族共识，是统一最大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具有足够正义的合法性来源。分裂和支持分裂一方否认或无视大传统的统一性，只能回避分裂的道义软肋，力图塑造一个“台湾民族”，于是把区域性的特征特设为一种民族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最能深刻理解“七块论”产生的原因：理论提出的一方拉出多个“自由伙伴”得以隐化自身，借助多方位区域性特征来否定共生性，进而各自取得分裂的合法性。
分裂主义的努力从短时间看已经有所见效，由于客观存在的两岸分离使得不同政府认同引申到了民族认同，进而破坏原有的国家认同，受到破坏的国家认同消解了原有的民族认同并且要求新的民族认同。从长期来看，力图破坏国家认同的努力需要不断的文化力作为支持才能见效；而与此同时，在当代文化全球化和价值观念普遍化的浪潮中，很难再凭空创造一个传统出来。所以，文化上的内部人为断裂常常是缺乏动力，难以为继的。文化的共生性也是一种“强力胶”，可以轻而化解由于地域差异和政治差异而产生的短时间遗忘。
即使从分离主义者的手段上来看，也是乏善可陈的：2004年2月28日泛绿阵营发动声势浩荡的全台游行，但最响亮的口号是“共同筑起台湾长城”，策划游行的人只有借助中华文化的象征口号，才能激发台湾民众的热情和参与。所以，不管从中华文化的内部还是外部来观察，“一个文化的现阶段既然必须依赖它前面的阶段，于是，如果我们愈能清楚地认知某一群体过去的文化发展的线索或支配它的潜力是些什么，那么我们愈能策知这个群体的未来行为”5。分裂主义者不了解“经验性的基质是文化生产的来源，它的结构和动力产生了我们所指的‘文化上的特有的’东西”6。这种经验性的基质，在中国就是深厚历史感，历史的现象和解释是可以多元的，但是作为历史感是一元的；历史的记忆可以抹平，历史感却是华夏民族在与自然认识和斗争中、与其他民族的合作和竞争中凝结在民族和文化认同中不可消解的部分。
所以，分裂主义者在塑建“台湾民族”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其他有利的理论来源。我们没有必要分析龙应台女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但是，她所提出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新的“为何统一”的讨论中成为了焦点，这次尝试如果成功，那么原有的“统一”命题不仅面临解释的危机，同时命题自身也面临消解。
把制度与统一联系起来的，龙女士不是第一位。葛剑雄先生十年前就曾提出：“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7在十年前，弥漫着“制度决定一切”、“体制问题是所有问题的问题”的时代，葛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无可厚非，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统一只能是先进制度向后进制度的统一。有些人利用葛先生的观点，认为这是政治分裂的理由，不仅不能在理论上解决实现文化分裂的桎梏，同时，也是误读了葛先生的观点：统一是先进制度相后进制度的统一；同时，先进的制度也是统一的义务承担者。
龙应台女士也不是第一次把“民主”作为“台湾生活的方式”提出来，2004年4月发表的《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中，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龙女士反对把投票当作民主的唯一手段，而是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借此抚平诡异的2004年大选给华人世界造成的震动和遗憾。再次提出的命题的时候，就转变为用“先进”的民主概念去消解作为概念意义上“落后”的民族了；因为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演进过程中最大的衡尺，同时又接近道义优势所在，而且，民主的声音是时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民主也是解决政治制度危机的各个药方中最不坏的良药。但是，民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丹，时髦的呻吟不一定就是时代的呼吁，“为何统一”命题借助“民主”的凸现，就并不能体现时代的声音。
首先，民主化浪潮已经成功的席卷了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不承认民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更没有哪个政府还敢正面宣扬专制暴政。在学界看来，虽然对民族的具体模式和演进方式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是“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必须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的社会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8。“本世纪，几乎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通过投票方式来参与管理国家”9，新型国家都在面向民主探索自身的创造性转化的时候，台湾对民主的追求，在这场正在普适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中，难道就特别的可爱吗？
其次，八十年代两岸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竞争在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波”中结束了。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是“国际大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都没有阻止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十五年来大陆的经济市场化正处在谁都不能否认的进步之中，客观上来看，“将政治经济这两个主要的且棘手的议题分开依次处理，大大的简化了处理转型的精英们的工作，避免了在敏感和脆弱的民主化进程中负荷过度的危险，并且同样地最终提高了民主巩固的机会。”10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多元力量的出现，“稳定的多头政体和近似的多头政体，都更可能产生自相当缓慢的改良，而不是产生于用革命推翻现存的霸权政体”11。经济的独立必然促进社会的进步，“一个让它不受干扰去实行民主自制最能符合它利益的阶级，要比自然地试图依赖国家而生存的阶级，能比较容易地完成这个任务（指民主政治获得成功）”12。台湾的民主池塘昨天还是一半，今天已接近全满，那么，如果“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13，谁又能保证今天大陆已经盛有半塘水的民主池塘明天不会溢满呢？如果台湾的民主化是不可逆、不断向前的，那么大陆民主的光明就是可以确定的；忽视大陆的民主化，那么台湾的民主来自理论、民众以及世界范围“榜样”的推动力量，是否也被削弱了？
再次，民主作为“解放政治”的表征，很多人都只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这些设想首要的一点就是鼓励现代性的正向动力策动。”14台湾五十年来的民主化努力，很多时候是第一个方面的进步，所以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双方的差距的确拉大了，2000年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执政党与在野党和平移交权力，台湾的民主之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在这场民主的万米赛跑中，率先跑完万米的选手是应该庆祝自己的胜利，还是应该庆祝对手的落后？难道因为自己胜利了，就能回头调侃：“老兄，别跑了，我已经赢了？”换句话说，如果认识不到“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在所有华人眼前进行”15，那么台湾民主的意义就大大的折扣了。
最后，回到台湾民主自身，不管是沈富雄的“四种可能”，还是吕秀莲“这场充满了诡异的选举已经结束了”，都是民主发展中并不太成熟的表现。在与大陆进行比较中，如果把台湾的民主想象得十全十美，把族群间的冲突、选阵间的敌视剥离在台湾民主之外，就实在是名不副实了。这绝不是在批评台湾的民主和民主化进程，不管在理论、实践还是界乎于两者之间的作为观念的意义上，“要让民主成功地传播全球要使人类的和平共处文明的生活，随着民主的传播而传播，那么就必须为发现一种新型的真正普遍性的表述来传达全人类的体验而做出努力”16，那么台湾民主最值得骄傲的集中于作为东方民主的伟大实践，而不是在民主化浪潮中的左顾右盼。
所以说，时代并没有给两岸关系在“为何统一”问题上提出新的命题。那么，龙应台女士提出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成为新的命题以取代原有的命题呢？
首先，民主与统一从来就不能消解“文化与民族的统一”命题的深刻性。东德西德分裂四十多年，双方采用政治制度不同，政治体制相差巨大，难道西德因为东德在民主建设上落后就放弃过与东德的统一？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每个德国人，不管是原来的联邦德国，还是原来的民主德国，都高兴看到国家的统一。东方的南北朝鲜对于统一的不懈追求，正是这个民族历经苦难却终不致落于精神小国的樊篱。民族性是近乎宗教伦理的情感，甚或本身就是自然法的正义性体现，因此，以理性为基础的民主，是无法完全取代其社会基本职能和作用的。
其次，民主不能保证统一。加拿大是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魁北克地区也是这个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民族共识和民族认同，独立力量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北爱尔兰也是同样的问题。
因此可以肯定：民主与否与统一与否相关性实在太低。所以，龙应台女士提出的“习惯民主的生活”，根本不能作为质疑“为何统一”的理论工具。
龙女士的局限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结构层面上对统一赋予了太多的期望，恰恰遗忘了还有更多其它意义上的统一，如文化、经济、思想、道德标准、宗教、地理环境等等方面，“并不认为其他方面的统一与国家（政权）的统一毫无关系，或者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孤立与其他方面的统一之外，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7
在当代，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只有文化民族性本身，那么文化民族性又是如何保证统一的合法性的呢？
首先，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向内的紧张是要求统一，这是“民族”产生而伴随的原初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家庭的气氛并不局限于实际的家庭。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共同的语言和文字赋予日常的公民意识以感情的色彩，这对民族国家来说，就像家庭中亲人的感情一样”18。仍然以美国为例，因为制度性差异导致南北意见分歧，双方都要求统一的美利坚，爆发内战也就成为必然，但是差异并没有导致分裂，相反，一个成熟、稳定和前进的国家在战火过后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力不仅赋予了胜利一方（强加称呼为正义的一方、正确的一方是不适宜的）新的时代使命，但并没有忘记失败一方（同样，简单两分的称呼为非正义邪恶的一方、错误的一方也是不适宜的）在文化民族中的贡献——南方“叛军”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今天仍然作为记录民族历史的英雄俯览他的祖国。
两岸的文化亲和力，是民族性超越制度异质基本的表现。“文化，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要是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那一个政权。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国家顺应文化，而不是文化服从国家。”19岛内引以为荣“没有打断的传统”，不正是东方文化的正统？妈祖生活的水土，不也是无数台湾同胞的神往之地吗？
民族国家也是和平的保障，从内部和平的角度，因为“我们之间（指民族内部）不要有任何战争；因为我们想缔造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设置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它可以和平解决我们的争端。”20从外部和平的角度，“即使一个民族不是由于内部的不合而不得不使自己屈服于公开法律的强制之下，战争也会从外部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根据上面提到的大自然的安排，每一个民族都发见自己与另一个紧逼着自己的民族为邻，对此它就必须从内部使自己形成一个国家，以便作为一个强权能武装起来进行反抗。”21
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市场和生活空间，是一个民族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国际竞争中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本民族的利益。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指民族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它们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围，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22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大多数的世界体系之中，“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23。经济区域化的今天，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有理由不集中自己文化内的经济力量去参与这场竞争。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8期的编辑室报告刊登了赵刚先生的《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读书》2005年7月号以《和平的壁垒》转载），对龙应台女士的文章正面提出了批评。总结起来，赵先生对龙应台女士的观点分别抽象为：冷战遗老（遗少）24、西方式现代化论者、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民主观、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25、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历史终结论者、文明冲突论者、西化高等华人、彻头彻尾的中华民国派、超世俗化、现实主义以及文明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还只是文中已经明文指出的，如果读者能够带着体会的心情去解读，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的内容。
我们简单的讨论上述十一组概念中有代表意义的两组：
第一组是“西方式现代化论者”、“西化高等华人”与“现实主义以及文明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作为前者，往往是目前因为文化力强盛民族的代言者；作为后者，却又总是“东方主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卫士；真不知道有哪位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又能坚持是一个西化的高等华人。
第二组是“历史终结论者”和“文明冲突论者”，两者并不矛盾，但是摆在一起似乎只是集中把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一个“大杂烩”，难免不有哗众取宠的虚妄。如果说龙应台女士的文章对民主的倾向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影响无可厚非，西方民主国家理论最终取得全世界的认同在现实中和理论上不断受到指责和批评，龙女士如果执迷不悟，或者对此熟视无睹，自然实在是不应该。但怎么又会和“文明冲突论”接上钩呢？龙应台女士的文章就是希望从“文化统一”逃避到“制度决定论”，怎么也不会在文明关系上自寻死结，如果龙应台女士坚持文明冲突理论，那么结论就不是海峡两岸的统一就不仅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试想一下西方文明面前，东方文明除了同舟共济，还是将来叹息：“亡六国者六国也”？龙应台女士头上实在是带不上“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帽子的，相反，分离主义者是借着龙女士的文章摆脱文化的樊篱（可惜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突越边界的延伸）。
至于其他的称呼，虚弱的更多。龙应台女士是一名中华民国的合法公民，如果不做“彻头彻尾的中华民国派”（我更愿意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称呼），那么还能做什么呢？在龙应台女士整整一年以前的文章《向核心价值迈进 超越台湾主义》中，对这个蹩脚的指责已经作出了回答：
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
“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
共产党这么告诉大陆的人民，国民党这么告诉台湾的人民。
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
“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
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
在“画布”上不符合这种“文化想象”的，要彻底清除，印上“正确”的符号。
而“正确”与否，由党的“文化论述”来定。
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
……
“台湾人”的定义如果是唯我独尊、排他的，那么我耻为台湾人。
“台湾文化”的定义如果是狭隘闭塞、党同伐异的，那么我一定是一个异议者。26
至于赵文中“个人主义”、“庸俗的实用主义民主观”之类的近乎人身攻击（尤其在东方话语的乏褒贬意识形态下）的称呼，实在使得其他批评龙应台女士文章的“战友”不敢苟同。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如果赵先生用敌对的眼光来看对龙应台女士的文章，那么“和解的壁垒”上恰恰要刻上的是赵先生的名字。
帽子越多，只能说明批评愈加乏力，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台湾岛内日益自由的政治争论中，这是双方都应该避免的，康德对于永久和平所提出的条件中强调“不得容许在未来和平中将使双方的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动”27。国家间尚且如此，难道国家内的争斗应该愈演愈烈，以至亲者痛而仇者快？
错误的批评，只会让批评的错误更加强势。
我们都承认台湾民主的意义，但这是基于一个前提，即：台湾在统一的过程中主体性是不被替代，也不能替代的。如果丧失了这个前提，那么尾随美国式民主的台湾民主与美国的民主也就没有了差别。也就基于这个原因，台湾的民主即使出现了其他民主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华人世界仍然会“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28。
必须重新面对统一主导权的争夺，因为“时间属于民主一边”29。对统一主导权的承认和构建，显然目的就是不泯灭台湾的主体性，并且，这也是通向持久和平的唯一之路，“正义的原则，作为指导人类事务的唯一原则，通过主权者与其从属之间的相互利益而制约他们，它告诉人们对于战争的警惕”30。试想八十年代以来两岸竞争中台湾曾经取得的优势，如果不谈统一，放弃原有的优势，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主动性。“如果因为台湾独立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而在追求伟大的过程中，诚信、正义、公平、宽容等等原则必须被牺牲，那么台湾独立又是为了什么？”31
十八世纪开始，欧洲因为国内的制度纷争战局不断，传统和现代的冲突连绵不绝，同一民族的政治分裂没有导致国家分裂，最终出现的却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十九世纪，民族国家间冲突不断，国家认同逐步让位于民族认同；二十世纪，整个世界战火纷飞，欧洲兴起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浪潮，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在历史发展阶段中超前强大。反观我们，难到不应该从中反省一下吗？
【注释】
1 删减的部分对于认识龙应台女士的观点没有障碍，只是在政治操作层面的处理，包括对连宋访问面临的两难尴尬的评价。龙应台女士曾经“学而优则仕”主持台北文化局事务数年，又因为对政治权谋的失望放弃职务。在连宋相继登陆大陆后发表这篇文章，决不是偶然的事务评论，因此，如何严肃的应对龙女士的观点，政治家们卡位斗争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只有在理论的回应才能取得相对深刻地认识和反思。
2 龙女士这样的描述是借助逻辑形式转移了话题。价值多元化可以对比价值一元，然后模糊价值一元与反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两者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相同），这样才能引出“个人”的观念，因为价值多元与价值一元是对立的，同时反个人主义与“个人”观念也是对立的，进而也就混淆了价值多元与“个人”观念兴起的关系，实际上，价值多元化与“个人”观念的兴起是没有必然共生关系的。
3 龙应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2005年5月25日《中国时报》。
4 龙应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2005年5月25日《中国时报》。
5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一版，第69页。
6 [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第116页。
7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243页。
8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80页。
9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103至104页。
10 [希腊]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黄正杰译，收入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91页。
11 [美]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第一版，第56页。
12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第一版，第432页。
13 [美]亨廷顿着：《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75页。
1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一版，第247至248页。
15 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本文在北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同步刊出），载《联合早报》2004年4月15日。
16 [捷克]瓦克拉夫•哈维尔：《超越文化的冲突：民主被遗忘的维度》，杨光明译，收入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05页。
17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84页。
18 [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一版，第279至280页。
19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60页。
20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13页。
21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24页。
22 [美]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一版，第224页。
23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文一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一版，第89页。
24 龙女士确实使用了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来判断社会差异，但是，是不是借用冷战时期的术语，例如民主制度来衡量当代社会关系就一定是冷战思维呢？答案明显不是，如同用“仁治”来衡量当代的统治方式丝毫不能作为传统时代的遗老一样，利用某些制度术语（尤其这些术语已经上升到本身包含正义性的程度时）恰巧反映了一种活的传承。有关“活的传统”，可以参考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第一版；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25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批判角色，那么也就无从成为知识分子了，所以不存在“放弃批判角色的知识分子”；同时，如果只有批判功能而没有思考和判断的功能，显然，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
26 龙应台：《向核心价值迈进 超越台湾主义》，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4年5月7日。
27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01至102页。
28 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本文在北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同步刊出），载《联合早报》2004年4月15日。
29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80页。
30 [荷]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美]A•C•坎贝尔英译，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46页。
31 龙应台：《向核心价值迈进 超越台湾主义》，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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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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