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的碑刻

新赛季开始后，休斯顿火箭队出师不利，在麦蒂因伤不能上场的情况下连战连败，只要有姚明在，火箭队任何平淡的赛况都会成为媒体的焦点，更何况是连胜或连败这样刺激性的话题。于是，分析火箭队败因的文章比街头的小广告还多，网络上更是漫天的口水。耐人寻味的是，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纸媒的口径，与网络大相径庭。前者极力为姚明开脱，把责任推到斯威夫特、海德等角色球员身上;后者则是“姚黑”的市场，剑指姚明“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的亮（量）”。

何以会有这样的差异？这是由纸媒和网络的不同特征决定的。中国的篮球纸媒，说他们是吃姚明这碗饭也不为过。一个姚明，起码催生并养活了至少三张报纸和七、八种杂志。如果姚明这座尊神轰然倒地，只怕其中十之七八要卷铺盖或者转行。所以，姚明是一棵摇钱树，无论如何也要力捧他在神坛上坐得再稳一点。姚明如果星光暗淡了，他们吹捧的文章还卖给谁看？而网络则大为不同，这里是个巨大的痰桶，大多数人在网上的目的是为了发泄，骂人自然比吹捧人要痛快得多，反正在网络上吹捧人也没人给你钱，而骂人也不会收费。于是，痛贬姚明的“姚黑”们成为主流。可见，纸媒把姚明捧成神，网络把姚明贬为鬼，关键在于有没有效益。捧为神，可以收获些拜祭的香火;贬为鬼，可以收获些刺激的谈资。相比网络里的无拘无碍，纸媒难免要沾上铜臭的味道。所以，您看到纸媒在替姚明说话，他们不是爱才，更不是爱国，而是爱钱，他们不是韦陀一样的护法金刚，他们只不过是猪八戒式的净坛使者，籍此笼络些香火罢了。正所谓：官清书吏瘦，神灵庙祝肥。

我以为，在中国的传媒中恐怕没有人去真正地关心姚明，姚明多数时候是一尊神，偶尔也成为鬼，这其间惟独不见人的影子。自从姚明进入NBA，从状元秀开始，打上两三年，就有人吹捧姚明必将超越奥尼尔成为NBA第一中锋，似乎第一中锋这块金字招牌，用不了多久便不费吹灰之力以遗产继承的方式砸到姚明头上。在这样的期冀下，尤其是在传媒的鼓动下，一旦姚明在某一时段发挥不佳，球迷失望之意便溢于言表。所以说，网络里的“姚黑”大半是由传媒催生出来的。我看到很多深入休斯顿第一线的记者也卷入了这场“造神”的狂躁运动中，他们有的成了姚明的跟班，有的变成了纯粹的狗仔队;有的出于个人崇拜，有的出于团队利益，一个个有如在巨大磁场操纵下的木偶，在一篇篇以吹捧为主格调的文章中，很难看到流露出关爱、体现出睿智与理性的平常心。在休斯顿打拼的姚明，有如一棵参天大树，四周不是乌鸦便是麻雀，除了聒噪以外，我们几乎听不到啄木鸟动听的声音。可以想见，姚明将以巨大的毅力来独善其身，同时还要抵抗外界的骚扰。诚然，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群不把你当成神便把你当成鬼的人，你自然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姚明头上有两顶大帽子堪称重负：第一顶是“NBA超级巨星”，第二顶是冠军级中锋。可以肯定的是，姚明还够不上“超级巨星”，他只是一个准一流的球星;他还够不上冠军级中锋，还只是一个优秀的中锋。扛着这两顶名不副实的大帽子，等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爬山。在姚明眼前，时刻晃动着自己的石碑，自身还处在向上的发展阶段，却早早有人给他盖棺论定了。中国人常常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立碑，并因此弄出了很多笑料和悲剧。一片漠视人的土地，注定是造就鬼神的息壤。

前几年英国有位富商，非常崇拜撒切尔夫人，为撒切尔夫人立了一座雕像，以此祝撒切尔夫人长命百岁、青春永驻。没想到雕像在展览馆展出还不到一星期，就被人砸烂了头部。这名肇事者被刑拘，罪名是破坏公共财物，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的过程中，说出了令所有英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为之沉思的一句话：人还活着，怎么能给她塑像呢？

实际上，人类历史中给活人塑像的例子还真不少，无一例外的是都是在借助把这个人塑造成神来推进某种主义或体制的确立，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无声的愚民。这个还活着的人已经丧失了他的生物意义，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工具，意识形态的狮身人面像，或者某种文化的特洛伊木马，他未来的种种可能都将因此被扼杀。这难道不是活人的悲哀吗？

臧克家在《有的人》里说到：把名字刻进石碑的人，他的名字比尸体腐烂得更早。对于给自己立雕像的人，这句诗是非常恰当的描述。萨达姆的雕像遍布伊拉克的大小城市，可是在一夜之间，钢索、铁钎甚至是炸药把它们变成了一地的废料。萨达姆此时做何感想，只怕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难做出判断。我想，无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萨达姆，他们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雕像，看到了别人给他们盖棺论定的碑刻，在自己的生命尚未终结的时候，别人便已给他们画上了论定的句号，无论自己有多么大的成就感与荣誉感，只怕都难以消除这种丧失了明天、虽生犹死的感觉吧。姚明也是这样，他的未来已被传媒的话语权以及球迷的期望死死地盯在了两顶高帽上，难道他自己便一定死心塌地地向着两顶高帽前进吗？他难道就没有厌倦篮球的时候吗？他完全可以以篮球以外的生活方式活着，可是掌握话语权的多数人已为他写好了BASKET BALL字样的碑刻，他只能在众多既得利益者的推动下，在既定的道路上忘掉疲倦地前进着。我想，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给活人立碑的另一大风险是不确定性，只要人活着，便永远存在与碑刻反方向行为的可能。一旦这种可能发生，留给人间的不是巨大的笑话便是巨大的悲剧。在中国，偶像人物只要不死，便往往遭遇这种笑料和悲剧。因为中国的历史常常把持在权力的手中，权力的更替意味着历史的颠倒，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况且我们的英雄与偶像往往在传媒的夸大下太过完美，一旦孔雀的屁股露出来，人们便习惯性地否定了它开屏时的美丽。我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他的英格表和呢料裤会不会成为弄虚作假的罪证？如果鲁迅活到1966年，他是识趣地闭嘴还是在狱中奋笔疾书？活生生的例子还有禹作敏，他活过了六十岁，没有倒在荣誉的光环中，却倒在了权力与法制的夹缝中。本来，农民一有钱就成了地主，地主一有钱就成了恶霸，当这一中国铁律凸现时，死亡是最好的休止符。在恰当的时候终结生命，常常会赢得一片死后的鲜花与掌声，我们常听到一些刚露马脚的贪官跳楼自杀，往往换来别人的安宁与家人残留的幸福。用生命与碑刻进行交换，这是人类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所以，对于中国的偶像来说，在碑刻铸就的那个瞬间，也许驾鹤西归是永生极乐的最好选择。

这样的话题有点太阴暗了，我们还是回到阳光一点的姚明身上吧。他的压力与困惑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无数拥戴与崇拜他的别人。倒退五十年，姚明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困境。在当前这个无比喧嚣与鼓噪的电子传媒时代，每个人都无比渴望被别人注意，同时又非常注意别人，因此注意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它使表象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内涵。于是，最能歌善舞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美的人以及最灵巧的人，成为这个时代因最受瞩目而伟大的人物。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主持人常常是左右公众舆论的决定性人物，他们不仅影响了公众的情趣选择甚至影响了公众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仅要回答关于个人喜好的问题，同时还要指引公众一些意志品质上的取向与困惑。他们凭借着现代传媒的话语霸权，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党委书记、哲学家与教师的饭碗。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开始，也是一个极容易走向邪恶的开始。

我们天天所面对的媒体，实际上是这些公众人物的布道所，他们随意确立一个教主，并推出新的教义，然后利用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造就了更广阔的fans群。它的直接后果是推出了一种比政治无意识更为流毒无穷的集体无意识。新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基本取代了公众的个性判断，有一首歌《SUPER STAR》的歌词便是最形象的描绘：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之下，邪恶与虚假的流行往往成为一种必然。也许卢梭的那句话放到现今更加合适：有比这更糟糕的时代，但从来没有比这更无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