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学会议程序、发言摘要、委员会名单

科学传播学会议程序、发言摘要、委员会名单

首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会议程序

2007年11月17日（周六）
7：30－8：30

报到、注册

地点：邮电疗养院北楼大堂


第1场8：30－9：00

主题：开幕式

主持人：吴国盛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领导讲话
北京大学领导讲话
张开逊（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北京科普作协理事长）先生讲话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讲话


9：00－9：20，集体照相


第2场9：20－12：00

主题：什么是科学传播

主持人：张开逊，每位报告20分钟

吴国盛：科学走向传播
江晓原：科学传播应该传播什么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
讨论20分钟
刘兵：在政府型科学传播研究之外
钮卫星：多元社会中的科学普及
蒋劲松：科学主义问卷调查简要分析
讨论20分钟


12：00－1：00，午餐


第3场1：00－3：20

主题：中国传媒与科学传播

主持人：江晓原，每位报告20分钟

单之蔷：地理科学的传播及其创新
韩建民：科学出版深度化的几大特征
郑华秀：国民阅读习惯与科普出版面临的挑战
讨论10分钟
肖显静：不确定科学媒体报道简论
潘涛：正说反说戏说诺贝尔奖
杨虚杰：“反科学”理念对传媒的影响
讨论10分钟


3：20－3：40茶歇


第4场3：40－6：00

主题：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公众理解科学

主持人：刘兵，每位报告20分钟

李大光：中国社会语境中公众对科学理解测度新思考
史玉民：公民科学素养及测评指标维度思考
刘立：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内涵与理念新探
讨论10分钟
陈玲：我国城乡公众利用传媒获取科技信息研究
佟贺丰：制定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难点
朱效民：科学普及中的最后一公里
讨论10分钟


6：00晚餐

2007年11月18日（周日）
第5场8：30－10：30

主题：科学传播理论

主持人：李大光，每位报告20分钟

毛宝铭：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的科学传播
张婷：当代科学传播学的知识结构
张晓芳：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江洋：科学史对于科学教育的意义
讨论20分钟


10：30－10：40，茶歇


第6场10：40－12：00

主题：历史上的科学传播

主持人：杨虚杰，每位报告20分钟

刘为民：马嘎尔尼访华与科学文化结构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先驱卢梭及其植物学传播
吴鸿雅：弦管礼乐之科学传播研究
讨论20分钟


12：00－1：00，午餐


第7场1：00－3：20

主题：科学传播与文化传播

主持人：韩建民，每位报告20分钟

吴岩：论意识形态批判
苏贤贵：环境传播与科学传播
张明国：科学传播与文化摩擦
讨论10分钟
朱洪启：技术传播与文化语境
刘锦春：象征现场与仪式后果
林坚：科技传播的社会文化指向
讨论10分钟


3：20－3：40，茶歇


第8场3：40－6：00

主题：科学传播实践

主持人：潘涛，每位报告20分钟

李侠：科技传播困境的一种经济学解释模式
徐保军：盖娅假说的发展与传播
徐凌：打造参与式科学传播的品牌
讨论10分钟
李娜：从性别视角看科学传播中的居里夫人传记
叶明：科学传播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赵蕾：科学家肖像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讨论10分钟


第9场6：00－6：30

主题：闭幕式

主持人：刘华杰

韩建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李大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
吴国盛（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发言摘要


我国城乡公众利用大众传媒获取科技信息的对比研究

（陈玲，颜燕 ）

摘要：为了明确各种大众传媒在我国公众获取科技信息中的作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利用近三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对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的调查结果，对我国城乡公众利用大众传媒获取科技信息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电视是我国城乡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媒体，农村公众对电视的依赖程度近几年高于城镇公众。报纸杂志是我国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仅次于电视的重要渠道，城市对其利用率明显高于农村。广播是农村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媒体，利用其获取科技信息的程度农村远高于城市。利用因特网获取科技信息的公众比例在逐渐上升，且速度较快，城乡差别显著，城市公众的利用比例明显高于农村。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对于以农村公众为对象进行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的研究来说，电视、广播是研究的重要媒体；对于以城镇公众为对象的研究来说，电视、报纸杂志和因特网是研究的关键媒体。此结论为有效地开展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的研究，寻找有效地途径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理科学传播的创新

（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10元以上彩色杂志中），知名度很高的一本杂志。它是出版界的一匹黑马。这本杂志是由《地理知识》杂志改版而成的。本文作者亲历了《中国国家地理》改版的整个过程。这本杂志改版，也是地理科学的传播创新的过程。

本文以《中国国家地理》为样本，解析了这本杂志怎样置换了其核心的理念，完成了由传统的“科普”向“科学传播”的转变，总结出地理科学传播的一些规律和模式。

尤其是本文通过三个《中国国家地理》10月号的专辑。揭示了该杂志策划和制造话题的方式和其中蕴涵的思想方法。



谈科学出版深度化的几大特征

（韩建民）
新时期科学出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编辑不仅要策划选题而且要策划市场、策划营销传播渠道；科学出版的版权合作从简单方式向化学反应深度有机合作转变，不仅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如此，国内出版合作也同样出现这个特征；科学出版形式呈现立体化趋势，纸介质、电子、音像、网络同步出版；科学出版进一步向读者中心转变，具体表现在一些细节上更加考虑读者的意愿；科学出版从内容上逐渐形成专业化格局，上游作者资源和下游品牌被不同程度的细分；科学出版个性化时代同时到来，使其更加具备专业化深度化特点。科学出版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日新月异，深度出版成为作者和出版社的必然选择。



科学传播：关于应该传播什么的思考

（江晓原）

科学传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传播重点。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科学技术超速发展、全球化，决定了现阶段的某些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的问卷调查简要分析

（蒋劲松）

2004-2005年，我在清华大学的部分理工科研究生、工程硕士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学生（感谢田松副教授的协助）中进行了有关科学主义立场、观点、态度的问卷调查，收回了几百份问卷。每份问卷50题，不仅涉及到有关科学主义争论的各种问题（科学是否万能、有无副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是否有禁区、人与自然关系、宗教是不是迷信、是否相信中医、传统文化是否有害、科学是否应接受伦理的指导、科学主义是否有利科学的发展，部分问卷加上了关于风水的问题等等），还有关于被调查者的身份（家庭背景、性别、学习学科等）、自我认同（自认是否科学主义者）、对科学主义定义的理解等等。

借助于诸如spss软件在内的统计分析，希望更清楚地了解中国部分高学历人士中在科学主义有关问题上的观点、态度，掌握科学主义在这部分人群中的影响，通过揭示不同问题上立场的相关性，了解在科学主义大概念下各种具体问题立场分布的复杂性，从而加深对科学主义在中国传播现状的了解，对今后的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提供建议。



科学史对于科学教育的意义

（江洋）

摘要：当前，国际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改革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是如何通过科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从而不仅学到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具有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而把科学史及其相关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有关内容融入中小学课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可行的途径，这一看法在国际教育界已达成共识。目前，国内教育界缺乏对此的关注，把科学史融入科学教学的并不多见，对科学本质的讨论则更加少见。据调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师的科学本质观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的教师认为科学规律绝对正确、不会变化。教师对科学本质的不当看法会影响学生科学本质观的确立，影响对学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探讨将科学史及其相关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融入科学教育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史对于科学教育的贡献已深为学界所肯定。目前国际教育学界将科学史融入科学教学的教育价值归纳如下：

（1）科学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吸引学生投入科学的探究；

（2）科学史可使教材更具人性化；

（3）借助于探索科学概念的发展与精致化的过程，可促进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

（4）在理解重要的科学史案例的过程中，可使学生认识科学的本质，例如科学革命、达尔文主义等；

（5）科学史可以使学生了解科学知识的不定性、可变性，因而目前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是具有可转换的特性。

（6）科学史可使学生认识科学家之间会发生意识形态(ideology)的争论。

（7）科学史能展现出科学方法的改变历程，使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本有更深刻的认识。

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类似看法：

（1）科学史可以提升学生对科学概念的了解；

（2）科学史连贯了学生自我思考的过程与科学原理发展过程的相似性；

（3）科学理论的演化性及革命式的开创性让学生了解之后，对其往后的学习有很大的助益；

（4）藉由科学史可以提升学生对科学本质的了解；

（5）科学史阐述了科学原理发展的过程，适时提醒学生真正的科学本质。因为大部分教科书之中只描述科学原理之发展结论，省略了其发展过程，导致学生误认为科学是具权威性而不可挑战，科学知识是积累性而不容怀疑。

（6）科学史描述了科学家的生活及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人性化的学习内容可以让学生较愿意致力于学习科学家的思考过程。另一方面，也使抽象单调的科学概念，成为较为社会化、生活化的课程内容。

（7）透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比较容易了解不同科学概念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科学史可以衬托出不同科学领域成就之间高度的相依性。

本研究通过对国际国内教育界及STS学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讨，提出将科学史对于科学教育的意义概括为一下几点：

1.科学史可以促进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

2.科学史可以促进学生的知识建构

（1）科学史有利于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建构本质

（2）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转变自己的前概念

3.科学史可以培养科学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理解和态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路思考

（李大光）

我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approaches）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研究的一些必定存在的缺陷。我国对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由于起点的不同导致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照搬的模式下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模式使得我们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并不深入，同时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

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调查中都进行了概念的筛选和社会性质的定性研究。英国2000年由Office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和WellcomeTrust联合进行的“科学与公众”的调查中，首先充分进行了社会定性调查。在调查之前，设计出“定性研究范围导题”（QualitativeResearch Topic Guide）。采用完全开放的访谈方式，对公众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度了解（fullyprobe），从而彻底掌握本国公众的生活方式，将公众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与科学态度进行联系，同时，在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封闭的信息渠道问项。另外，对于问项中所设计到的所有术语和概念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公众的不同概念和理解。在这个基础之上设计出适合的封闭调查问项。在调查的过程中通过客观抽样和主观选取样本来弥补样本误差。

欧盟在从2000年开始进行了为期长达5年的“优化公众理解科学”（Optimiz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Science）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挑选了欧洲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葡萄牙、瑞典和英国六个国家，对这次国家的政策、实践和活动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重要的研究进展。在这次调查中，主要采取的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Ethnographic Understanding ofScience），即定性研究方法。

在进行科学技术知识调查中，尤其涉及到对自然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假定对自然的认识除了“科学的”，即“科学家确定的知识”以外其他的认识都是错误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揭示了事实的真相，同时也为人类认识这些事实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和概念。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从来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

定性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定量调查中的遗憾和缺陷，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少系统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定性调查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现各个问题的侧面和其他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定性调查虽然没有完全用数据进行表达调查结果，但是，信度更高，精确性也更高。



从性别视角看科学传播中的居里夫人传记

（李娜、刘兵）

科学家的形象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而科学家的传记则是其形象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同一名科学家，拥有不同视角的作者，会写出不同的传记；即使同一本传记，观众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也会获得不同的传播效果。因此，不同的视角对于科学传播有不同的意义。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属于社会学范畴，其中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了女性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这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于科学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逻辑上讲，无论是科学本身的建构，还是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对科学家形象的建构，都应该包括性别这一关键词。只是，目前运用女性主义这个性别视角来分析科学家形象传播的并不多见，即使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媒介中女性科学家形象的系统研究也不多见。

本文以居里夫人的中文传记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版本传记中的细节分析，用性别视角对居里夫人的形象传播进行解读，尝试证明缺乏性别视角的传记将居里夫人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高高在上的、绝无仅有的但是刻板单一的女科学家形象；而具有性别视角的传记则将居里夫人拉下了神坛，展现了女科学家另外的风貌。进而以此性别与科学的个案为出发点，对于女科学家乃至所有科学家的形象传播中的偏差和误区提出具有推广性的观点，并在传记作者和公众当中提倡新的传播和认知视角。



科技传播困境的一种经济学解释模式

李 侠

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科技传播事业很不景气，究其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鉴于这种现实，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对这种困境进行简单分析。当下科技传播的困境总体上表现为：科技传播的供给与需求的严重不平衡。这种共需矛盾在现实运行中可以分解为三种共需矛盾：1供给严重小于社会的总体需求的矛盾；2供给的单一化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的矛盾；3特殊转型模式导致科技传播的供给少而社会需求更少的矛盾。就以上诸种现象，笔者尝试从经济学的视角提供一种解释，并力图给出繁荣与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拟议的对策。



科技传播的社会文化指向

（林坚）

摘要：科技传播的实质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其核心和灵魂是弘扬科学精神。科技传播必须具有社会文化指向。科学传播的大众化即科学普及，目标是在全社会倡导科学文化，使公众具有科学理性精神，能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处理事务。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来看，科学具有知识形态、技术形态和文化形态三种社会形态。科学最开始表现为知识形态，随着科学向社会系统的扩散，知识形态的科学向物质方向转化，成为技术形态的科学（科学技术），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向精神方向转化，则成为文化形态的科学（科学文化），从而促进社会意识层向前发展。科学文化体系包括：（1）科学思想，指通过科学知识体系体现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及其规律的一般性认识；（2）科学方法，指通过科学研究活动体现出来的科学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思维方法；（3）科学价值，指通过科学社会作用表现出来的精神效应。科学文化形成的基础是科学知识，精髓是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科学传播是把科学看作一种文化，其核心是让公众理解科学，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欣赏和质疑，而不单是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知识。通过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使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多元化，合理化。

在科学传播中，要使公众认识到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活动，在这个探索活动中科学共同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行为准则。要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了解科学工作者身上需具备的科学精神。要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包括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科普研究员孙诚发现，在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存在着公共性、工具性、政治化、计划性、组织化、直线型、强制性等八大教训。因此，政府在加强科普工作的同时，也要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不能什么事都由政府自己操办，要加强民间科普的力量。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增强科技界的责任感，支持科技专家主动参与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促进科学前沿知识的传播。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部门非常重视科学家进行的科普。

在科普工作中，要发挥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作用。不仅要传播基本的科学知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还要融人文性、趣味性、审美性于一体。必须及时补充科学知识，吸收科学界的最新成果，避免以偏概全，或误将伪科学当作真科学来传播。要让公众对科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方法、意义、影响、功能、局限、历史、文化等有所了解，特别注重科技传播的社会文化指向。



在政府型科学传播研究之外

（刘兵）

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受到相当的重视,甚至有了专业的研究刊物.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仍属于政府决策型的研究,这种情况与国内科技政策的研究颇有相似.而与国际上学术界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主流有一定的差别.要想将科学传播研究的学术含量提升,与国际接轨,一个重要的意识,是摆脱政府型研究的约束,在研究方法、研究选题、研究立场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与学术接轨。对此，将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问题。



科学传播的先驱卢梭及其植物学传播

（刘华杰）

摘要：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但很少人提到他是有着超出功利主义理念的伟大的科学传播家。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塞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 of Eresus, ca. 370 B.C.-285B.C.，在西方国家被称为“植物学之父”)、歌德(Joh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及梭罗(HenryDavid Thoreau, 1817-1862)一样，都是热爱大自然、对植物学感兴趣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思想家。

卢梭用了15年研究并传播植物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博物学思想和一系列植物学作品。年轻时卢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就是懂得一些草药学的阿奈（Claude Anet,1697-1734），“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要干这门学科的，但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指阿奈得病，很早就去世了）不过，卢梭在晚年依然把植物学与哲学、政治学、休闲学结合在一起，对植物科学和人生境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购买了昂贵的植物学图书，向植物学家讨教并纠正植物学家的错误，到野外细心观察植物，撰写植物术语词典，采集并向朋友赠送大量植物标本，借助通信普及传播植物学知识等等。

库克(Gail Alexandra Cook，1960- ,讲授过“环境伦理思想和政治学”课程，多卷本《卢梭作品集》中植物学部分的英文译者和编辑，现在香港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博士论文《卢梭的“道德植物学”：卢梭作品中的自然、科学、政治学与心灵》(1994)从哲学、环境伦理学、政治学等角度揭示了卢梭研究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她宽广的学术视角为我从科学传播学和科学史角度研究卢梭的植物学提供了启示。

本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关注如下主要问题：(1)卢梭与当时著名植物学家(如林奈、裕苏)的交往：追求真正的植物学；(2)卢梭对近代科学的复杂看法：有选择地追求、实践并有所批判；(3)卢梭植物学的特点：本土性，野外研究，蔑视药用植物学，有限的目的论等，对自然、对森林的看法等；(4)卢梭的植物学对歌德的植物学的直接影响；(5)卢梭的植物学传播在植物学史中的地位。

关键词：植物学传播，卢梭，博物学，环境伦理学



象征现场与仪式后果1
——对某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刘锦春、刘兵）

[作者简介] 刘锦春（1971～），女，山西怀仁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科技人类学，科学传播学。刘兵（1958～），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科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科学史，科学传播学。

[摘 要]文章将中国独特的科学传播中介机构——地方科协，作为研究中国科学传播实践的切入点，核心透视某市科协就“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的启动活动，以仪式的视角，进行人类学分析。文章探讨了“全国科普日”启动活动的仪式解读：一般仪式理论视野中的“启动仪式”，作为通过仪式的“启动仪式”，和作为政治仪式的“启动仪式”。在此基础上，对该启动仪式的仪式后果进行了讨论：科协人对仪式的理解与科普日的仪式后果——目的不等于后果；科协人的角色意识与科普日的仪式后果——管理者还是传播者；科协系统的工作机制与科普日的仪式后果——必须改变的必然后果。希望通过分析我国科学传播实践在某个环节中存在的弊病，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关 键 词] 全国科普日；仪式；象征；仪式后果


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内涵及理念新探
（刘立）

摘要：本文试图改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关于科学素质的定义。提出公民科学素质的要素结构包括“六科”，即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发展观；公民科学素质功能结构包括四个层次，即生存科学素质、生活科学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素质。提出“科技为民”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理念，即科学技术为民所享，为民所有和为民所治。



马嘎尔尼访华与科学文化结构

（刘为民）

马嘎尔尼访华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中英两国首次通使，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首次碰撞；其贡品作为外交礼仪，具有典型的科普价值。介绍贡品的文章也可以看做为最早的科普文献，是西学东渐过程中极具光彩、足资借鉴的先进文化范例。尽管礼仪之争凸现分歧，但马嘎尔尼的灵活应对，化险为夷；使英国达到了窃取经济植物与农桑情报的目的；尤其斯当东父子两代对于中英关系及其文化交流的影响，在知识结构、人生阅历和世界观、礼仪观诸方面，成为英国侵华“从娃娃抓起”的成功范例。我们认为：马嘎尔尼访华团是客观上起到了科普效果的文化使者，同时又是西方殖民强盗逻辑的思想先驱，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反映了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潜在矛盾，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直接国际肇因。正确地总结并吸取马嘎尔尼访华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要重视科技传播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调整传统心态，优化思维方式，不断提升科学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大胆探索人本理论，积极缔造人类福祉，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尤其英国“从娃娃抓起”的成功实践，作为“方法论”可以启发我们应用于科技、体育等诸多领域。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的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Horizon of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毛宝铭）

关 键 词：社会理论、科学传播、风险、治理

摘要：科学传播模式在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与现代社会形态由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过程相一致的。

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将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阶段，即简单现代化阶段；由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阶段，即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日益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成为社会形态转变的重要原因。

在简单现代化阶段，风险已经系统性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尚未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的中心。启蒙运动以来不断被强化的科学主义信念和科学理性统治的工业社会的理性基础使得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扭曲，科学理性往往成为这个社会判断或政策决定的最后依据。尽管决策产生的风险问题在不断地产生、积累和释放，但科技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的自我表述垄断着决策的权力，作为外行的公众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专家的意见。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科学传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专家统治的传播模式，科学传播活动是一个科学知识由科技专家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

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科技风险开始支配社会公众、政治与私人的争论和冲突。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制度成为其自身所不能控制的科技风险的生产者和授权人。虽然，科技的发展仍是以专家统治的模式作为决策方式，但整个支撑科技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体系都受到源出于自身决策的科技风险引起的争论和冲突的威胁。在公众不断的怀疑和质疑声中，工业社会的理性基础产生了危机。危机首先表现为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并进而构成工业社会以来专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这一阶段要求的科学传播模式是一种摒弃了科学理性独断的、以包含公众价值的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多元共识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模式。这种模式的科学传播活动发挥着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的作用，是一个公众参与的多元理性沟通和凝聚共识的场域，它的首要任务是赢得公众的信任。

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野下，科学传播模式的转变不啻为传统社会形态向风险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科学治理危机的直接反映，科学传播活动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过程，而更重要地是化解现代社会科学治理危机的途径。



多元社会中的科学普及

——一个非学术性的漫谈

（钮卫星）

首先考察了多元社会中科学面临的困境。在多元价值观下，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科学被看作是并且仅仅是文化的一种。科学家去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决心，在道德上或任何其他方面不再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描述了多元社会中各种迷信的茁壮成长。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老式迷信继续流行，形成了一片“迷信的丛林”，科学能不能、需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个问题。

第三讨论了学术层面上的“多元科学观”给科学普及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多元科学观”下，真理不仅仅是一元的，科学的标准也不是一元的，科学的面貌变得模糊了。这给科学普及来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应该普及什么样的科学？其次，在对待科学的多元观点中，“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说法被郑重出，其实引导去人们去关注科学的负面作用。这些认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科学绝对正确的传统形象，给科学普及带来困难。

第四，分析了多元社会中仍旧需要进行科学普及的理由。首先，实用技术的推广、“科教兴国”策略等仍旧是科学普及的理由。其次，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层面上存在着一个科学需要被普及的理由，即负有责任心的公众需要出于一种戒备心理而去了解科学。最后，科学毕竟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一种有效知识体系，对于它能否有效传承也应做居安思危的打算。面对自然，人们虽然有愚昧的权利，但也有摆脱愚昧的权利。

第五，简单探讨了在多元社会中科学应该怎样普及。首先应该有多元的科普途径。其次要形成多元的科普主体。最后，作为科学普及的对象，即那些被普及者，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智力惰性去亲近科学。亲近科学，挑战自己的智力，这样才无愧于我们人类拥有的这个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才终于形成的复杂大脑。



“正说”、“反说”、“戏说”诺贝尔奖——科学传播的一种有趣、有效形式

（潘涛）

诺贝尔奖的颁发，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围绕着其中的三项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医学奖）获奖成果的甄选、获奖人的遴选，即何种成果“应该”获奖、何许人“够格”获奖，历来论说纷纭。本文结合若干典型案例，如何赢得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搞笑”诺贝尔奖、“追认”诺贝尔奖，说明用种种方式解说诺贝尔奖，是科学传播的一种兴趣盎然、行之有效的形式。



不确定科学媒体报道原则和方式简论

——以转基因生物风险的报纸报道为例

（肖显静 屈璐璐）

对于某些认识对象，科学具有不确定性，这典型地体现在科学对诸如爱滋病、气候变化、基因工程、宇宙是封闭的还是无限膨胀的系统、克隆、本性和后天培养对行为的影响、杀虫剂的影响等的认识上，这些事件中充满了科学家无法清楚认识和预见的领域。对于这类不确定性的科学，媒体报道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么方式报道呢？

本文不打算讨论这所有的不确定性的科学传播问题，而仅就转基因生物风险报纸报道为例，结合相关的传播学理论，来探讨不确定科学媒体报道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主要内容包括：

（1）不确定科学具有什么特征？与确定性科学有什么不同？针对这种不同，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来报道它？

（2）选举几家报纸，如科技日报（官方科技类）、大众科技报（大众科技类）、北京青年报（大众类）、中国食品报（技术类）、中国环境报（专业类）、科学时报（专业类）、南方周末（开放类）等，收集并查阅它们在一定时期内（2000-20006年）关于转基因生物风险的相关报道，以明了它们的报道方式是使科学这得过于确定还是使科学呈现出不确定和变化莫测。

上述两种报道方式是不同的：

报道方式一：记者使科学变得过于确定

1）缺少防误说明及其他条件限定

2）报道来源单一

3）缺少上下文背景 尤其是忽视了新的研究与先前工作、之后研究之间的关系及连续性

4）重结果，轻过程

5）追求成功 表现在未来结果都是确定的：科学家最后会发现答案，会找到解开***之謎的钥匙，当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提出许多不确定性时，媒介又把不确定表现得很快就能得到减轻和解决。

报道方式二：记者使科学呈现出不确定和变化莫测

1）未作解释的连续报道 先报道对科学的某一个体解释，随之而来的是同样肯定却完全相反的解释，从而夸大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当不作任何解释地呈现这种不一致时。

2）对主流科学家和边缘科学家“一视同仁” 记者常常让科学家之间互相竞争，却又很少探讨分歧的原因，也不提及不同观点相应的科学认可程度，常常给不等同地位的决斗双方以平等的“重视”。

3）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一视同仁” 非科学家缺少被赋予如此权威的知识和技能。

（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确定科学媒体报道的一般原则和方式。



公民科学素养及测评指标维度思考

（史玉民）

科学素养的最初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科学家、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ay）提出的科学态度。美国化学家J.B.柯南特（J.B.Conant）较早对科学素养给出明确的定义。嗣后1966年，Pella；1974年，Showalter也都先后对科学素养作了界定1975年，B.S. P.申提出实践的科学素养（practical scientific literacy），公民的科学素养（civic scientificliteracy）和文化的科学素养（cultural scientificliteracy）的区分。1982年，Branscomb从“science”和“literacy”的拉丁文语源考察入手，提出了新的科学素养概念。

J.D.米勒从“literacy”的词义考察引申出科学素养含义。1979年，J.D.米勒和他的同事K.普莱维特（KennethPrewitt）在呈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议中提出了科学素养三维度概念。在198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提交了题为《科学素养》的论文，对科学素养作了表述 。1983年，J.D.米勒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公民科学素养三个维度模型。嗣后，在1993年、1998年对此都有重申。米勒在2004年的文章中，很肯定地说：“J.D.米勒(1983a, 1987a, 1987b, 1995, 1998a,2000)已经提出，一个有科学素的公民必须具备：（1）科学术语和概念的基本词汇，和（2）科学探索的本质的总体理解。”（Miller(1983a,1987a, 1987b, 1995, 1998a, 2000) has argued that a scientificallyliterate citizen needs to have: (1) a basic vocabulary of scientificterms and constructs; and (2)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scientificinquiry.）并且公布了用这两个维度测量的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17%），而且通篇文章也没有提到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和个人影响的话题。2006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全民科学素质与社会发展》）上，J.D.米勒做了题为《33个国家的科学素养：项目反映理论的应用》的报告。两个维度的实际测量，已逐渐被合并为一个维度。米勒科学素养强调科学知识。

Pisa关于科学素养的表述是，应用科学的知识来确定问题，得出(或提出)基于证据的结论的能力，以便理解并帮助做出关于自然世界的决定，并且通过人类的活动做出调整。(Scientific literacy is defined in PISA as: the capacity to usescientific knowledge, to identify questions and to draw evidence-basedconclus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help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natural world and changes made to it through human activity (OECD2000.) Pisa在科学素养中强调能力。

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兼顾了上述两个方面。

本文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拟从以下方面作初步讨论：

1、米勒公众科学素养表述的变化及其有关问题思考；

2、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科学素质概念分析；

3、意义的最小单位与公民科学素养的最小维度（结构）问题；

4、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中国特色与地方性知识



环境传播与科学传播

苏贤贵

环境传播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它指的是"关于环境事务的传播。包括媒体如何报道环境问题，环境争论与决策的修辞，围绕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的论说，等等。环境传播是涉及环境问题的社会争论的所有形式的传播。"（Mark

Meisner）

由于环境问题向来被视为一个科学问题（比如物种多样性、全球气候变暖等），因此环境传播和科学传播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交集。本文将以几个环境论争的例子，对环境传播和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显示科学传播理论与环境传播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作用。



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

（田松）

科学传播是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之中新兴的一个学术领域。本文对科学传播的历史脉络、学术渊源和基本学术理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它与“科技传播”以及“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之间的异同和关联，并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景进行了讨论。

一个名词不能脱离语境而孤立存在，也不能脱离使用这个名词的共同体而抽象地讨论。本文所说的科学传播不是广义的科学＋传播，而是指来自于科学的文化（社会）研究学术共同体，隐含着特定理念的与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一个范畴。

2000年，吴国盛和刘华杰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或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科学传播这个概念是在对传播科普的反思、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中产生和丰富的。

与这个线索并行的，还有来自“科技新闻”的“科技传播”。传统科普和科技新闻都强调怎样传播。而在科学传播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主张科学传播的学者不强调对具体的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强调科学的文化价值，诸如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尤其强调要公众认识科学的负面影响。针对大众传媒的现状，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传播（how），而是传播什么（what）。尤其重要的是“为什么传播”。

本文指出，任何一种实践性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当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之上的。196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使得人类当下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期都发生了变化，因而为什么要传播科学，传播什么样的科学等问题的回答都发生了变化。

进而，本文论述了科学传播的结构：谁来传播，传播什么，向谁传播等问题。继续强调，科学传播的基础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科学的文化研究学科群，它们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理念基础，也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最后指出了科学传播自身的理念如何传播的问题。



制定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分析

（佟贺丰）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颁布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布《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既是对《素质纲要》进行监测评估的重要参考依据，也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和指导。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制定《基准》与美国、印度的不同之处。美国的《科学素养的基准》是面向在校学生的，是用来指导科学教育改革的，以知识体系来确定基准的框架，这样有利于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其战略眼光亦应受到肯定。但是，我们的《基准》是面向全体社会人群的，是用来指导全社会科普工作的。科学教育是系统的、容易控制的，而科普工作是分散的、灵活的，如果还是单纯以知识体系来确定《基准》的框架，很难对全局工作产生指导意义。而印度的基准在结构上偏向于日常生活常识，过于偏向于基本生活技能，突出体现的是基准“用”的特征，没有提出进一步提高的目标。然后探讨了《基准》制定的几个难点。最后提出《基准》制定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信息素养应该成为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素养在信息社会中是学习知识所必需的能力之一，是对无处不在的信息进行搜索、分级、组织的能力，是实现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公众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所以，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信息素养应该成为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在制定《素质基准》的时候，也一定要包含有关信息素养的内容，对公民如何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提出基本要求。《基准》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知识转换过程。《素质基准》在制定时，是把各位专家的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知识，成为人人均可阅读的文本。在做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又要把《素质基准》转换成调查问卷，以问卷的形式来调查人的隐性知识的情况。在把《素质基准》向调查问卷转换时，最好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否则这其中涉及的知识转换也很复杂。《基准》的“科学公民权”视角。公民生活在知识社会中，因而公民权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科学公民权”这个概念含蓄的表达了公民的科学权利和责任：了解知科学知识的权利，参与科学讨论和决策过程的权利，以及面对科学的责任，承担科学义务的责任，支持集体利益，参与科学活动的责任。这时，公民不仅是作为一个个体参与科学，而且还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科学。这意味着赋予公民的不仅有权利还有责任，从而创造新的参与模式。



弦管礼乐之科学传播研究（摘要）

（吴鸿雅）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弦管是其生长地及其流播地社会思想的凝练。这归因于其地方知识的特质及其属性。一方面，它作为文化体系的常识，另一方面，它作为文化体系的艺术。在礼乐符号的反照和映衬中，其核心和魅力得以完满展现。弦管礼乐的科学传播及其流动，开辟了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其研究首先受益于研究者对传播模式的运用；反过来，这些具体的地方性知识也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人类科学传播的理解，并引发进一步的思考，那便是地方性知识对现代思想及其文化的独特意义。

归根究底，如果我们细察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世界上重视音乐的民族，“当首推中国，可惜不是‘现在的中国’，乃是‘已往的中国’，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几乎无一不是建筑于音乐基础之上，假如没有音乐这样东西，中国人简直将不知应该怎样生活。”“从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到现存的音乐实际，中国传统音乐都不是一个狭隘的、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不断的流动、吸收、融合和变易中延续着艺术生命的；同时，它又穿过无数岩石与坚冰的封锁，经历过种种失传威胁，才得以流传至今。”“音乐是精神的产物；但它既经产生，便成为一种可闻可感的物质现象。文物中保留有它的历史信息，文献记载中保留有它的历史信息，遗声在人民的音乐生活中也以遗传因子般的生命力，复制着它的历史信息。‘信息’是可考的物质现象。我从历史隧道的‘现代’这一头，已经见到了隋唐乃至先秦那一头的光点了。”由是观之，先辈在礼乐传播中表现出的传播智慧，特别是科学传播，能给今天的世界以怎样的启发呢？

所幸日前泉州弦管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世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音乐，能形成自本土以外的生机勃勃的伞形辐射圈；国内没有哪一个民族的音乐，能至迟在明代就有印刷刊行的曲谱问世。这就是中国弦管音乐传播的神奇之处。弦管礼乐之科学传播研究的是我国古代产生并流传至今的这种音乐传播所凭借和依据的科学方法及其思想观念；同时也研究这种传统音乐的传播，它为什么和怎样科学地传播至今而且方兴未艾。本文重在于深究弦管科学传播的内在机制及其科学思想。

弦管之所以能盛行千余年而不衰，其礼乐科学传播功不可没。然，弦管礼乐的科学传播却是历年学界的研究空白，故，本文将力图补白该项研究。在弦管悠远历史中，科学传播作为弦管礼乐音乐文化传承的信息途径，不仅传播了具体音乐科学信息，而且传播了汉民族音乐历史文化等诸多信息。考究其源流，将有助于拓展当代音乐文化传播的时空纬度，延伸其活血命脉，改善两岸关系和世界多方民族关系。同时，深入探讨弦管礼乐传播信息的内容、方法、模式、规律及其功能，对深化华夏音乐科学传播理论研究举足轻重。



论意识形态批评—中国科幻小说独特的批评流派
（吴岩）

摘要暂无



科学走向传播

（吴国盛）

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筹）于2006年9月成立了。这个专业委员会将来如何开展工作，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传播”有些什么样的认识。这里我提些个人的看法。

科学传播涉及科学、传媒和公众三者的互动，目前国内实际上有三个圈子。第一个圈子是“科技新闻、科技记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二个圈子是“科普作家、科普工作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三个圈子就是我们这些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从事“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的学者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这三个圈子各有特色，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的科学传播是“科学元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元勘”的一个有特色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扣住“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来做文章。我们需要首先讲清楚，我们搞“科学传播”，并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地盘上去，而是我们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它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元勘即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自身的事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相会后必然出现的新情况和必须要研究的新问题。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需要经过长年累月的专业训练才有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并对一小块领域有发言权，因此，它本质上是排斥民众的。现在流行的颇带讽刺意义的“民科”（未受过科班的科学训练但想对科学发言者）一词，其实就反映了这种真实的情况。然而，民主时代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合法性均应该最终诉诸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如果作为精英知识的科学不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最终与自由的个人相关联，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通过诉诸纯粹理性、自然规律、宇宙公理，并不能为科学的合法性辩护，这是20世纪后启蒙反思的重要成果。交往、商谈、主体间性的概念需要引进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之中。费耶阿本德有一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而我们还需要一部《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而这后一著作，其实就是一部“科学传播导论”。

为什么说“科学传播”能够成为以“民主社会中的科学”为主题的“科学元勘”呢？这需要从“传播”这个词说起。我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一文中已经指出过，Communication译成中文的“传播”其实具有相当的误导意义，即没有传达出“交流”、“互动”的意思。但是，每一个语词的翻译其实也是一个“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单向传播传统：传媒只是“喉舌”和“应声筒”。但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人有义务将这个词“正本清源”，要弘扬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民主社会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重新“打量”科学。否则，就谈不上“科学传播”了。科学元勘语境下的科学传播不是一个如何“传播”科学的问题，而是要研究“科学”如何能够“交流”起来。

让科学交流起来，这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就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的话题，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则是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课题，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则是通常狭义的科学传播问题。在我们科学传播主义者看来，“平权”的观念是基本的，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帝国主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要反对物理学中心主义和生物学中心主义，要对“数理传统”（或称natural philosophy传统）和“博物学传统”（或称naturalhistory传统）一视同仁。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科学主义”，在科学与公众“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精英主义”。

“平权”的观念需要落到实处。为什么我们科学传播论者总喜欢鼓吹博物学？鼓吹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将“多元、平等”观念落到实处的一个措施。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老百姓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确实没有发言权。民主制度能够做的只是监控资金流向，以及对可能的应用前景予以评估。但主要是博物学知识的地方性知识，却完全可以由民众掌握，并因此构建一个民主、民治的生活世界。这件事情对当前的中国来讲，可谓意义重大。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惨遭遗弃，使中国的农村彻底边缘化、荒漠化。要建成一个和谐社会，乡村建设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工程，而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离不开民众自治，二离不开地方性知识。工业化可以使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却不能将中国的广大农村也消化掉。乡村建设需要有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首先是科学观要有一个变革。

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问题，是落实“平权”观念的另一个措施。西方的科学元勘者已经在解构精英主义的科学知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研究，指出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权力角逐和（科研）资源争夺的过程，从而最终打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科学（向公众）普及之间的界限——所谓的“科普”，不过是科学家对那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工作的一种贬称而已。这些研究被有些人认为太超前了，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我认为，中国科技界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如院士体制、基金体制、产出评估与管理体制，恰恰需要有更锐利的目光来透视。我们的科学元勘不是超前而是严重滞后了，以致我们的公众和决策层没有足够的理论武器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科学传播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



盖娅假说的发展与传播

（徐保军）

盖娅理论（Gaia Theory）是大气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有趣又充满争议的思想，本文概述了拉夫洛克（J. E. Lovelock）提出的盖娅由假说到理论的发展过程并给予简要评论。

第一部分：拉夫洛克盖娅假说的由来以及及背景。1965年拉夫洛克盖娅想法的萌生及其意图；1972年拉夫洛克首次使用盖娅一词；1974年，马古利斯同拉夫洛克开始共同发表盖娅方面的论文；1979年，拉夫洛克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Earth一书开始详细介绍盖娅思想，尽管其中存在很多错误。

第二部分：“雏菊世界”（Daisyworld）模型的提出与盖娅假说向理论的迈进

1982年，拉夫洛克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描述了“雏菊世界”（DaisyWorld）模型，次年在杂志发表“雏菊世界寓言”；1992年，在Biological Science发表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数字模型》（ANumerical Model for Biodiversity）以AlfredLotka的数学模型解释了“雏菊世界”，成为盖娅假说被承认的转折点。而在此期间，拉夫洛克对科学元素的吸入，马古利斯的加入对盖娅假说宣传、接受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部分：盖娅理论在科学争论种成熟。科学家的反应以及拉夫洛克对盖娅假说的修正，如G.C.Williams、Lawrence等很多科学家对盖娅的思考，以及几次科学会议对盖娅假说的争论，《自然》杂志的争论等对盖娅假说的推进等。并列表显示盖娅理论取得的一些成绩。

第四部分：小结。盖娅假说的发展与传播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打造参与式科学传播的“品牌”：香山科学会议的又一个目标？

（徐凌）

香山科学会议于1993年启动，迄今历15年，召开会议300余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原国家科委和原国家教委的支持。它作为我国最高级的科学技术议事活动之一，在国内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也引起了国外的更多关注，日渐成为一个品牌。

当下，科学与社会关系呈现出了一定的张力，包含着很多的动力因素，深刻影响着科学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香山科学会议的参加者，一直被限定在来自社会各部门的科技专家，以及少数社会科学专家范围内。在上述大背景下，香山科学会议可否在确保原来的品牌特色的同时，转变思路，吸纳公众参与，建设成科学传播的一个知名品牌？

基本的参与，是旁听会议和接受适当形式的知识辅导。公众对科技知识的接受是个非常主动的过程，发生着知识/信息的一系列“翻译”、语境化、个体化等过程。本文将分析指出，这种科学传播实践将产生良好的效果：获得更新、更丰富、更富有时效性、更有针对性、更全面和深入，也更情境化的知识/信息。

更重要的是，科学素养不仅是“客观”知识的量的度量，而应对科学技术形成全面的观点；STS的研究则表明，跟随行动中的科学家，是可以非常富有成果的，拥有一种“临场观察”这种认识论的优势。参与香山科学会议，公众得以听到很多的争论，理解到科学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进步交响曲，都不是线性发展的，而往往是在多种可能路径中的选择；明白争论和不确定性，其实是科学的常态；可以看到专家出于多方面的目的，而竭力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运用各种技术的或非技术的策略互相说服；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如何曲折地与社会经济目标发生联系，不一而足。这是“真”的、鲜活的科学。

这些功效都体现着关于科学传播的过程和目标的先进理念。而更深入的公众参与，即通过积极的公众讨论和审议（deliberation），将进一步增进这些效能，并将科学传播变成一个有给有予的过程。香山科学会议是对于国家科技规划颇有助益的重要智囊性活动，也包含了大量技术评估和前瞻的活动；会议的很多内容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高技术发展问题；会议还包括有关于科技政策、管理，以及科技与经济方面的议题；很多议题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关注，比如生物技术、中医药等。西方发达国家这类问题上，有着很多吸纳公众参与的努力与经验。

积极参与有助于参与者获得更深入、平衡的信息，考虑到更多应用的情境和社会因素，将获取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有可能对决策和知识发展做出贡献。这同时也可以让前沿的、直接影响着决策的科技专家，更多注意科技发展中的非技术因素，更了解公众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学习和公众打交道的技能，并习惯于和公众打交道。

在扫清观念障碍的基础上，本文将初步探讨这一转变所涉及的可能性问题和体制设计问题。可以预期，由国家最高层的科学、技术、工程的研究、管理机构组织和支持的香山科学会议，在引导公众参与和提高科学传播水平方面，将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和象征意义。



“反科学”理念对传媒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式研究

------- 近五年来的科学报道观察

（杨虚杰）

1、“反科学”特定意义：表明对科学本身的反思，连带的是对科学事件（历史

的和现实的），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群体的转换视角的认识。

2、几次重大事件媒体立场和观点的考察。

3、科学记者：怎样又是由谁改变了他们？



科学传播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兼论重点实验室的一项重要使命

（叶明）

科学传播就是以科学为主体的社会化过程。科学传播如何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突破点应该是科学传播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兴办科学传播事业，建立公益性科学传播事业的社会动员机制。

作为以国家投资为主的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就把科学传播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自觉地参与到科学传播社会体系的构建中。重点实验室制定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使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关注和领悟科学研究的价值。

重点实验室参与科学传播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其拥有一流的专家、成果和设施。重点实验室的专家直接与青少年对话，可以使青少年亲身感受到科学家的魅力；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使青少年和公众关注科学的进展；鼓励青少年走进重点实验室进行课题研究，可以使他们尝试在科学家的指导下自主“探究”；而通过先进的精密科学仪器展示的实验，更可以使青少年看到在学校实验室无法看到的科学现象，科学传播资源亦得到了有效利用。

重点实验室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与整体优势，特别是有明确的目标，有专门的机构，有专职的人员，有相关的设施，有经费的保障，

选择善于与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沟通的科学家去进行科学传播，其在科学传播社会体系中的作用将会不可估量。

建议在国家投资建设与评估重点实验室过程中，将其科学传播的使命作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与基本指标之一，从而使保障科技进步的“双轮”协调起来，将更多的社会资源真正用于科技事业（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发展。



科学传播与文化摩擦

（张明国）

一、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都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科学传播的成果，并从中感受到了科学传播的价值和意义。依托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持，科学传播获得了空前的速度和效益。

科学传播，即传播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由于这三种科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致使传播的过程及其效益性程度也有所不同；传播广义的科学，包括传播技术，但这是技术转移的事情。

科学传播，也即科学地传播，就是说，传播要讲科学，讲求路径、手段和目的，讲求的是传播的过程和机制的科学性。

科学传播大体分为科学共同体内的传播、科学共同体面对政府和面向大众的传播。

狭义上的科学传播和技术转移在人类广义的文化传播历史上曾经是交织存在和相互作用的。其大致表现为技术转移稍前于科学传播，充当科学传播的前哨。二、

由于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科学传播本来就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技术转移本来就一种文化转移。所以，作为以传播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传播和以转移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转移，都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

研究表明：技术与文化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技术与文化是使其转移成为可能；而作为特殊性的技术与文化则使其在转移的过程中又产生摩擦。作为都具有三层次（器物、制度和观念）的技术与文化，其中，器物层面上技术与文化可超前转移，而制度和观念层面上的技术与文化则出现转移滞后的现象，文化摩擦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发生的。

同样，科学也是具有三个层次（知识、制度和精神）的科学，其中，作为知识的科学可超前传播，因为作为知识的科学具有普遍性、无阶级性和无地域的限制等特点，它可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被人类共享；而作为制度和精神的科学，则因其具有特殊性而出现传播滞后的现象；另外，在科学中，自然科学的传播则稍超前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传播。这由他们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但是，由于科学的产生和形成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中完成的（这就是近代科学为什么能够在西方产生出来的理由之一），因此，科学难免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作为制度和观念的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受到它们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些科学在被传播到另一异质文化圈的过程中，难免会因受到各种障碍而受挫，这一受挫的过程就是科学传播中的文化摩擦。即使作为知识的科学在宗教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国家中，其传播也受到阻碍，这一受挫的过程也是科学传播中的文化摩擦。现有部分史例如下：

古希腊哲人的天才预见（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巴门尼德的
“充实说”、恩培多克勒的进化论等）在1000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黑夜里没有得到传播，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哥白尼的日心说、道尔顿的原子论、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所证实而得到传播。

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人因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甚至致死。
罗吉尔·培根早在中世纪后期的黑夜里就倡导批判和怀疑精神和实验科学的精神，
也未被当时人所理解，直到近代科学革命以后才成为科学的主流精神。

康德的星云假说和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并没有得到顺利传播而长期被埋没起来，直
到经过很长时间，才因他们的后人独立发现出来并引起世人注意而得到传播。

5、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引发激烈的“科玄大战”。

6、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倍受误解甚至批判，得不到公正地传播。

7、摩尔根的遗传学在前苏联和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屡遭磨难，致使信仰者和传播者遭

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甚至致死！

8、在积极传播西方科学并在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引起中国的环境危机、人的异化和伦理危机等问题，使一些中国人对传播进来的西方科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使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波折。

9、以“法轮功”的猖獗和被取缔为契机，掀起的科学与伪科学、真科学与假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等的争论，并围绕判别标准也发生了争论。这也在传播西方科学中所出现的问题？

10、在西方科学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和被使用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挑战和冲击，引发了围绕中医是否是科学？中医能否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现代化？等一系列争论。

……

够了，从中我们知道了科学传播过程中文化摩擦存在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传播过程中的外来科学与本土的相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来说，更值得深入和理智的思考。

三

转移技术以转移技术器物为先导，传播科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前导。

消除技术转移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摩擦的总体对策是：对待本国传统的技术特别是文化实施变革，对待外来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实施民族化。这是同一个过程中必须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

消除科学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摩擦的总体对策是：对待本国的传统的科学特别是文化实施变革，对待外来科学中的位于制度和精神层面的科学与文化实施民族化。这也是同一个过程中必须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

历史上的做法：近代西方传教士先精通汉语，主动突破语言障碍，以口述让中国学者笔录的形式传播近代科学；以给康熙皇帝治病、给雍正皇帝画画等形式取悦于当时统治者，以便为传播科学提供环境条件；近代中国学者以翻译、撰著、办学、讲演、上书等形式传播西方科学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既是因科学传播（还有技术转移）过程中引发文化摩擦的激化结果，也是为消除文化摩擦采取的措施或方法 ……

中国变革的是腐败政治和宗法传统；西方变革的是旧教统治。文化变革在中国和西方形式多样但目的是唯一的。

现实中的做法：学校教育，文化媒体，学术交流，网络传播等，科学传播更多是依靠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进行，体现出跨地域、跨领域、超时空、速度快、效率高、互动性好等特点。科学依靠传播成为世界的科学、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依靠科学传播从自发的、对抗的文明正在走向自觉的和谐的文明！

位于科学外部的对立科学、敌视科学、反对科学的势力存在；位于科学内部的学派之争、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对立等现象也依然存在。整个的振荡或激荡式的暴风雨般的变革或革命运动，将演变成悄悄的、和平式的和风细雨般的对话与交流活动。

东西对立虽日趋缓和但对立仍存在，科学传播将渴望成为其中的友好中介和友谊使者，换来的则是共存共荣的世界。

南北差距虽日趋缩小但差距也仍存在，科学传播将有望在被应用和推广中实现均衡和共同发展，换来的则是共富共强的文明。


科学传播依靠的是思想的启蒙与解放，思想有多远，科学传播就能够走多远。

科学传播依靠的还有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人能走多远，科学传播才能跟随到多远。

科学传播依靠的还有技术的创新与转移，科学传播将在其中走的更快更好。

科学传播依靠的还有文化变革，科学传播将在其中获得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当代科学传播学的知识结构探析--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尝试性研究

（张婷 郑保章）

摘要：科学传播学是一门以科学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科学传播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定位在学术界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的建构,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学科边界及其内部知识格局的构建和设计。科学传播学学科知识结构的研究，有助于学科本身的深入发展和完善。

以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份代表性期刊Science Communication为期刊源，以SSCI数据库2000～2007年的数据为数据源，绘制当代科学传播学的总体知识框架。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注重定量分析和科学图谱绘制方法。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中科学知识图谱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当代科学传播学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用可视化的方法勾勒出科学传播学学科结构的基本框架及其同相邻学科和亲本学科的关系，通过文献共引分析和聚类分析确认当代科学传播学的研究热点。



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张晓芳）

PUS是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Science）的缩略语，学术界普遍用PUS泛指对公众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二十多年来，PUS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工作，试图找到改善公众与科学关系的规律和方法。这些研究，尽管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不同，所调查的公众范围不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也有所不同，然而却较为明显的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和主张。

一种主张是由Jon D. Miller于1983年明确提出的，被称作评估公众科学素养的“Miller体系”。这种评估体系以提高公众参与国家科技政策讨论的能力为最终目的，以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科学的社会影响为量度，测量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程度。从1972年开始至今，Miller教授一直在主管美国两年一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Miller体系”也已经被全世界20多个国家所采用。

另一种主张，以英国学者为代表，于90年代提出。他们不赞成以科学的标准评价公众，而提倡关注公众的文化背景，了解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他们认为Miller体系是建立在“缺失模型（deficitmodel）”的基础上，根据这种模型，公众与科学之间出现的问题应该归咎于公众对于科学的无知，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学者认为，公众不同的科学态度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与社会的工业化程度息息相关，他们还提出了与“Miller体系”不同的调查分析方案。

那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归咎于谁，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改善？2000年英国上院提交的《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报告》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这份报告首先肯定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社会，以及对于科学都意义重大。它继而秉承了第二种主张，强调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影响，并提出通过改变决策文化（culture ofpolicy-making），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dialogue），解决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危机（crisis of trust）。

梳理PUS研究领域内的不同主张和持不同主张的学者们的工作，将有利于适合我国国情的PUS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科学家肖像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赵蕾）

关键词：社会默会规则 权力 形象的社会建构

科学产生以来，就不是一个牢牢被禁锢在实验室中的产物，而是以人类自身的发展，国家的进步等为目的的，作为科学受众的公众与科学相连的主要手段是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包含文本的传播、口头的传播以及图像的传播，而科学家肖像的传播作为一种视觉形象的展示是科学传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以科学家肖像的制作为起点，从机构委托画家作画，机构定制、购买、展出、甚至悬置画作，谈到到观者观看画作，科学传播者观看画作，以及科学传播者对观者观看行为反应的观察等等，这其中无一不遵循着当时社会的默会规则，这些默会规则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权力的味道。我们能看到哪些画像？这些画像能让我们读出哪些信息？这些画像的姿势、表情等画作要素是科学家平日常见的形象吗，还是某一个特定场合所给出的瞬间面貌？这样的规定性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直观感受？这些科学家肖像的姿势与表情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的关于科学的形象？科学家由于身份的多重性，既是国家公民，又是科学家，可能还担任了某协会的会员等，科学家在生活中有很多种形象，但是为什么作为科学家肖像的画作却都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形象？怎样选择展出科学家的哪种形象，或者说是展示其众多形象中的哪一个方面？这些都是“瞬间”抓拍，这个瞬间是给定了的瞬间，而不是随意的瞬间，这给定了的视角掌握在特定机构或人群手中，他们将科学家形象固定于某一个时空当中，这时，社会默会规则与权力就在发生着作用。一旦科学家肖像符合了这些默会规则，它们就被公众认为是“如实”地反映或重现了科学家的风貌，而这种现象导致了后来产生的公众理解科学家形象的神圣化。是社会，冠以科学家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名声，于是画作便据此塑造了一种与之相符合的科学家形象，而这种形象本身又反过来加深了人们对科学家形象的认识。



国民阅读习惯与科普出版面临的挑战

（郑华秀）

自1999年起，为了解全国国民阅读倾向、发展趋势与文化消费现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了一项连续性、大规模的基础性国家工程——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这里提到的图书阅读率是狭义的阅读率，是指识字者阅读率，即每年至少有读一本书行为的读者总体与识字者总体(拒答者除外)之比。调查结果显示，最近六七年来，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从1999年的60.4％到2001年的54.2%、2003年的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比2003年再次下降3%，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因此有人惊呼：国民阅读率下降，图书市场日益萎缩，出版社的冬天即将到来！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有悲观之嫌，勿庸置疑的一点是，国民阅读率下降的确给许多出版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图书出版物的一种，科普图书必然也会受到国民阅读习惯的影响。仔细分析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制约科普图书畅销或常销的几个阅读习惯。首先，网络阅读率的增加，分流了一部分读者。科技的发展拓展了人们选择的范围，网络可以使人们更快速、更便捷地获得所需的信息。最近几次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其次，阅读的功利性倾向，使得阅读科普图书的需要减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形象地说出了阅读的功利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都涌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人们开始把读书当成了敲门砖，渴望在书中找到一个一夜之间就能开启财富、权势、地位之门的阿里巴巴咒语。”人们更愿意将宝贵的时间用在阅读与自己升学/职、就业、理财有关的图书上面。第三，阅读的快餐化使得人们没有兴趣购买需要“深阅读”的科普图书。不论是有关科学知识、科学人文、传记之类的科普图书，给人们的第一感觉总是阳春白雪，是需要花时间慢慢咀嚼的。而阅读率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阅读率下降的一大原因是读者没有时间阅读。例如，识字但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不读书者在回答其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了43.7%。生活节奏加快，使人们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用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将阅读进行到底，无法再将读书当作一种人生享受，将读书当作开启心灵智慧之门的钥匙。无暇阅读，必然会使读者更倾向于购买那些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轻松读物，而对需要“深阅读”的科普图书不感兴趣。



技术传播与文化语境

——以杨柳青木版年画技术体系的变迁为例

（朱洪启）

摘要：本文依据笔者在杨柳青的田野调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利用人类学方法，结合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对杨柳青木版年画技术体系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变迁进行分析，以探讨技术的变迁和传播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

新年时张贴年画，以烘托节日气氛，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新年时的一个重要民俗。年画不仅具有装饰居室，烘托节日气氛之功，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在社会的规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早在宋代，年画就已形成“以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的显著特征。年画对民间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描绘，描绘了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可谓是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趣味。相当一部分年画，具有明显的社会规训之功，如《耕获图》、《农家忙》、《渔家乐》、《渔樵耕读》、《二十四孝》、《谎言无益》、《孝悌皆天性》、《女子求学》、《戒吃鸦片》等等。

年画，是一个文化传承及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个体体会、感悟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媒介。年画，是一种符号，是将社会的结构或秩序以一种图像的形式的再现，这些符号，对于社会的性别分工，对于社会规范，对于社会性的众多要求，对于个体的社会化，进行着规训。年画，把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个体与国家或社会的规范联系在一起，而使之生活在了一个社会化的空间之中。

然而，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年画没有了文化表达的优势。在现代社会，随着商品文化及新兴大众文化的传播，文化表达方式日渐丰富化与多元化，人们的生活审美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的视觉经验被重新建构。传统年画作为一种历史残留物，在现代丰盛的视觉盛晏中，没有了一席之地。

杨柳青年画，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形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风貌，杨柳青由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木版年画之乡。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变，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技术体系已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型，从生产的技术细节到销售与消费模式，都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Geertz看来，文化的意义不能从普遍的层面上去理解，因为它们来源于符号在特定的地方性情境中复杂的组织结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文化急速转型期，传统技术的生存语境正发生着急速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我们考察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技术体系及其变迁，分析了不同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知识体系的运作。处在当代社会情境中的传统技术，是一个积极的、不断演进的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消极的静态结构。通过对知识体系的运作过程的考察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理解知识体系之内/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为寻找知识的重构的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科学普及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朱效民）

结合针对当前我国基层科普工作的一些实际调研，首先讨论什么是科学普及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继而分析其原因和后果，最后提出几点改进的建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筹）

序 姓名 职称／务 单位

卞毓麟 编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范春萍 编审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韩建民 编审/副社长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胡升华 社长 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

江晓原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蒋劲松 副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普与科技传播中心

李大光 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刘兵 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普与科技传播中心

刘华杰 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刘为民 教授 武警学院

刘孝廷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潘涛 副总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单之蔷 执行总编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苏贤贵 副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孙伟林 主编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

田松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洪波 编辑 《中华读书报》社

王一方 社长 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

吴国盛 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吴岩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武夷山 总工程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肖显静 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杨虚杰 编辑 《科学时报》社

尹传红 副主编 《科技日报》社

翟杰全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张明国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STS研究所

朱效民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所


主任：吴国盛

副主任：李大光、刘兵、潘涛、韩建民、田松

秘书长：杨虚杰、刘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