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

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
刘华杰

刊于《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2008年3月11日

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

刘华杰（100871，北京大学哲学系）


如果你想为某选举投票或参与某公众事件的投票，人家让你上网操作，你可能觉得这要求不算过分，特别是假如你的年龄不超过50岁时；可是，如果你想知道过去一段时间自己是否有交通违章罚款单，公安局要求你定期上网输入若干信息查询，你可能就有意见，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读过书只是个普通司机的话（在北京，有人因在同一地点同样的“违章”行为被罚上万元，自己还不知情）。如果你想炒股、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者出国留学，你一定要懂得上网下载表格或在线填表，否则你会非常被动，显得被时代抛弃了。不用网络行不？不行，因为系里、教研室的各种通知经常只以网络邮件的形式下发。科学家做科学研究、专业人员改进生产工艺、网络工程师提高系统稳定性等等，需要关注技术、研究技术，这可以理解，但普通百姓吃饭要讲技术、读书要讲技术、睡觉要讲技术、过性生活还要讲技术等等，就不那么自然了。技术、技术！技术就是社会、就是生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翻译出版的美国媒介理论家、批评家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也译作“波兹曼”）的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英文书名副标题为The Surrender of CulturetoTechnology，直译就是“文化对技术的屈从”。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鉴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时常表现出对技术（尤其是新的IT技术）的迷恋，很少对于科学技术进行反省，这部书对于此领域的学者、学生，更有阅读的必要。这个领域的人可能知道麦克卢汉，但未必知道芒福德、埃吕尔、梭罗。

技术也是一种文化，但文化不能处处靠技术，特别是不能屈服于人为“提速”拉动起来的技术。文化不应当向技术投降，理性的文化要引领技术的发展幅度、速度和方向。


一个没有过时的古希腊故事


我个人觉得，波斯曼的《技术垄断》在写作上要比他的《娱乐至死》更好。《技术垄断》第一章从柏拉图的《斐多篇》（Phaedrus）的一个故事入手，兼顾了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个故事只涉及两个人物：发明家修斯（Theuth，在这里角色相当于技术开发者）和法老塔姆（Thamus，在这里角色相当于技术用户），谈到了我们面对新玩艺应有批判态度。故事说，修斯发明了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在内的许多东西。他向塔姆炫耀这些发明，并建议向埃及人尽快宣传、传播这些好东西（今天我们很容易找到类似的表述，比如对于“科普”、“技推”），以便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波斯曼，《技术垄断》，1页）

以文字的发明为例，双方有几个回合的对话。推荐方（发明家修斯）说：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他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但是聪明的法老却说：你可真是发明家的典型，不过，“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紧接着法老深刻地评论了文字的发明，质疑了文字对于改善记忆的实质作用：“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记忆，可能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似乎应当为“发明”）的是帮助回忆，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担保书。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徒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法老真是个有主见的人物（这当然是指作者柏拉图聪明），他的言论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处处显示着智慧。文字当然是一项重要的发明，但是此发明有什么功能和影响，这件事就复杂了，确实不是修斯之类几个发明人说得算。法老并没有全盘否认文字发明（或者其他某项发明）本身是意义、价值，他只是针对推荐者所声称的各项好处，一一加以分析、反驳。由于是辩论，免不了冒进一点，法老可能说得极端了一些。不过，针对如下两个提问：（1）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吗？（2）文字会强化人们的记忆吗？修斯为自己的断言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吗？没有。

波斯曼认为这则故事提供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2页）的确，想想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想想几十年来我们经历过的技术变幻，我们不可能只收获某项技术之好（声称的好处，如方便、幸福、实用、效率），而不同时获得此项技术之坏（给人们和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如紧张、系统脆弱性、依赖性、非自然性）。对某项技术的全面评估，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特别是不能只看其发明者、推销者如何忽悠。今天我们不应当像培根那样、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一根筋地赞美科学、技术、理性，而不采用辩证法反省一下事务的另一面。

作为社会中一名理性的技术消费者、作为公司的一名技术研发专家、作为一名关心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技术哲学家、作为一名为大众舆论健康发展担负责任的媒介评论家，对某项技术的看法不可能都一样，也不应当一样。工程师、买卖人有权到处吆喝技术的完美、实用，但技术哲学家、媒介评论家更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赶时尚，帮人家吹喇叭，盲目推崇快、大（小）、强、高等单项指标。现代技术改变了“时间”的含义，使社会中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快，可是无论如何，“快速”本身未必是人们所期望的。“快快长大”也许是一些孩子期盼的，“快快死亡”恐怕不是多数人希望的。老子说：“静为燥君”。人类的理想王国香格里拉崇尚的是“慢慢来”。（参见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5页）向技术投降，一定程度上是就等于“找死”！


追踪到唯科学主义


《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此只需指出，不必细致介绍和评说了。

作者特别反对人文社会学术领域的“唯科学主义”潮流，他甚至认为谈“社会科学”本身就不恰当。“技术垄断”的社会里，一切好像都得听专家的，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样的魅力”，如精神分析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股评家、水利专家，甚至还有育儿专家、做爱专家、交友专家等，他们对于外行、门外汉（妇），似乎显得更有文化、更掌握真理。真的如此吗？不全如此，甚至经常不是这样。专家说、电脑显示、权威人士透露等等，似乎成了记者稿件的流行写法，但这与事实、与知识、与真理有何关系？迷信专家，实际上是迷信专家所掌握的所谓技术。而迷信技术在深层上是迷信技术背后假定的科学。波斯曼引述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Shaw）的说法：“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34页）此时，科学技术的确成了唯一有权威的新宗教。以宗教类比科学技术，并没有贬低科学技术。不过，这个类比确实很管用，确实很有启示意义。“如果我们认定了一种宗教是真的，难道就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宗教都是假的不成？”（《消失的地平线》，第77页）唯科学主义的毛病主要不在于它自诩某某是真理，而在于它宣布某某为唯一的真理、宣称科学是真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神。

波斯曼暗示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型社会官僚主义盛行的一种思想基础。在现代社会，社会运转的每一部分都涉及技术，一旦出问题，责任立即可以推到技术或者技术系统身上，而当事人可以不负责。当机场停止办理登机手续，那是因为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与你打交道的所有服务人员都可以坦然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银行取不出钱、转不了账，银行的工作人员会说网络有问题，与人无关。这与法西斯分子杀人犯的辩解有相同的逻辑。官僚主义的通常说辞是：这不关我的事或这是体制决定的、这是技术决定的。波斯曼在书中两处引述了阿道夫·埃希曼（Karl AdolfEichmann，1906–1962）的故事。在技术垄断社会中，官僚主义者的辩解可以模仿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辩解：“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一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是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49页）“我们甚至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埃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电脑，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66页）今天的社会上，不直接杀人但不干好事的官僚主义者到处都是，他们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技术垄断社会的现实。

不过，我也愿意指出，读他的《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还有另外一点印象：他的书并非严格的老套的学术著作，他的论证和修辞并不严格。此时，我试图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作一个价值判断。如果要作价值判断的话，我会说，真的喜欢他的著作（虽然要注意他不严格的表述），他的文字经常有闪光之处，给人以联想、启发。


面对技术：事在人为


作为学者的波斯曼，对于这样可怕的现实当然不满意，因此他不可能是技术决定论者。他也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但强调学者的参与、影响。

技术哲学家、媒介批评家关于技术说了许多许多，特别是说了常人未能深入领会到的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绑架”、“劫持”作用（江晓原教授的用法），他们还将继续说下去，也应当说下去，毕竟这种声音相对于主流的技术“驱动”声音永远是微弱的。

那么，作为个体的普通人，面对无处不在的技术怎么办？

这是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我想，没有统一的建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我个人而言，在可能的条件下，希望由自己选择使用什么技术，而不能赶时髦，不能只听技术专家和厂商的建议。我们要向阿米什人（theAmish）学习，针对自己的需要，尽可能采用传统技术、稳定的技术，而不是新技术，因为前者便宜，特别是一定程度上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对于信息网络技术，我的评价仍然是十分积极的，中国学者看因特网不能像美国学者那样看因特网。因为两个社会的制度不同、开放程度不同，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因特网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当前，因特网即使有一万个不是，但它为居住在内地的中国人提供了另类信息渠道，美国人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的伟大的价值。当中国社会与美国一样“发达”（中性词）时，对因特网技术我们也许与美国学者会有相似的评判，但不是现在。

（波斯曼著，何道宽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定价：2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