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给基辛格访华团每人10斤水果糖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7月17日 16:54 新浪读书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商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公告，对外公布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

　　从此时起，周恩来花了很大精力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包括礼宾礼仪、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等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待一位来自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举世瞩目，以前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接待工作中的稍微疏忽，就可能造成对我不利的国际影响。

　　为此，周恩来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接待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12月2日，他对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一个18人组成的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进行技术安排。说白一点，黑格的先遣小组是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与中方协商安排礼宾接待、安全警卫、新闻报道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方面也组成了一个相应的小组来接待他们，并分口子与他们商谈。

　　先遣小组负责新闻报道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提出：尼克松访华期间，有大批记者随行。这些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像、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

　　齐格勒还说：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很多人想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这个也很重视。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熊向晖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讨论落实这件事。

　　不料，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说：“我们绝对不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

　　于会泳故意在“首长”二字上加了重音。与会者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于是，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了。

　　熊向晖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大怒：“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作宣传还是为新中国作宣传？”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当熊向晖告知齐格勒时，齐格勒说：“我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我想租金肯定很贵。尼克松总统访问8天，8天的租金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国方面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我国承担。”

　　熊向晖一听，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既然美国作了这方面的准备，我们何苦去花100万美金呢？100万美金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熊向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是说：“在中国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负担，美国方面只要在技术上提供协助就可以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后，提出严厉批评：“这哪能行呢？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这么一点，熊向晖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主权的问题。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去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13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把周恩来的三点意见对齐格勒说了。齐格勒服了。他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相互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齐格勒还对熊向晖说：“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

　　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在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周恩来是绝不让步的。

　　在同黑格的会谈中，黑格提出了一个“生存能力”(Ability to live)的问题。

　　黑格的意思是：中国很弱，当苏联进攻中国时，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黑格的言外之意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辱中国的尊严。中美谈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绝不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驳了黑格的这种态度。他说：“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黑格起初还狡辩，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周恩来亲自查了许多外文资料，找了一些英文翻译，搞准了“Ability to live”的准确涵义，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黑格的狡辩。最后，黑格不得不表示：他收回“Ability to live”的说法。

　　黑格对周恩来的批评还是心服口服的。他回到下榻饭店后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你们的总理真了不起。我对他早已久闻大名，今天一番话真是佩服之至。”

　　周恩来一方面对黑格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还是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注意维护中美之间刚刚开始的新关系。

　　1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因为黑格是打前站的，尼克松访华要去的城市，他都要事先去实地看一遍。

　　江青、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爪牙搞极左，猛整黑格，把黑格整得晕头转向。

　　在黑格到的第一天晚上，上海方面设宴招待黑格。徐景贤讲话祝酒时，黑格没有站起来致答词。这使得徐景贤等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看不起上海领导人。加上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对我不太友好的讲话，徐景贤他们越发认为黑格的态度是有来头的。因此，他们找黑格辩论，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训了一阵。黑格吓得大气不敢出，因为他的使命是来打前站的，如果当地领导人不配合，他完不成任务，他回去交不了差。

　　上海方面还打电话到杭州，说黑格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很坏，要求杭州方面接待要“降温”。结果，黑格一行到杭州后，受到冷遇。在安排黑格游西湖时，本来游船上摆好了吃的糖果和点心，后来都临时撤走了。陪同的领导也都一个个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搭理黑格。

　　黑格一行莫名其妙，惶恐不安。他们心想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时说错了“生存能力”的问题得罪了周恩来？

　　外交部陪同黑格的干部看到上海、杭州的做法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黑格产生误会。如果让黑格产生中国改变了态度的误会，对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利。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把这个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上海的做法完全是不顾大局。他说：主席授权我批评你们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黑格回到上海后，接待要“加温”。主席指示，美国人爱吃糖，给黑格他们每人送10斤糖。

(编辑：朱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