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魔咒

2009年8月7日 环球时报 漫画与文摘版 编译文章

[美]玛丽尔•海明威 彭嵩嵩 编译

我的爷爷是一位作家，他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老人与海》，他的名字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爷爷为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然而几十年来，病魔却也一直缠绕着他的家族。爷爷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因病抑郁自杀，而他的父亲早在他年轻时也是因为抑郁症而自尽。爷爷的妹妹、弟弟、我的一个叔叔、两个姐姐后来又相继因酗酒、吸毒、抑郁症或其他怪病而自杀或暴毙。人们都说海明威家族被诅咒了，所有家庭成员都将不得善终。

作为海明威的儿子，父亲继承了一笔沉重的负担：酒精成瘾和滥用药物的倾向、自暴自弃的痛苦，还有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比不上爷爷。我的母亲很漂亮，却也很痛苦。她的第一任丈夫死于二战，和我父亲结婚后，她一直恨父亲不是她最心爱的人。他们俩每天都打架。生活像钟摆一样，总是在反复地走着极端：不是冷若冰霜的沉默，就是炮火连天的争吵，两者常常紧密相连。

只有食物是唯一不变的。实际上，它是我们感受和表达爱意的途径。全家人始终都会关心晚餐做什么。一顿饭还没吃完，我们已经在计划下一顿了。每天晚上6点是“葡萄酒时间”，一杯酒下肚，一切都是快乐和笑脸，但是随着后续的每一杯酒，大家开始变得紧张易怒，等到第四杯酒过后，狂呼乱叫的家庭战争又开始了。

我16岁离开家乡，到好莱坞当了演员。为了保证不会发胖、生病或发疯，我下定决心要打败从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偏执——那是一条与斗牛一起狂奔似的生活道路，它被深深地烙在家族基因之中，而我时刻都能感到它在身后飞快地追赶着我。

我无法改变基因，但是我拒绝向命运的诅咒低头，我想要健康地活下去。我觉得控制食物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几乎尝试了每一种食疗方法：长寿主义、素食主义、无脂肪、全脂肪、无蛋白质和高蛋白质等食谱。有一年我甚至除了水果和咖啡什么都不吃。但是这些痛苦的试验却对我毫无效果。对食谱的严格控制反而变成另一种偏执。

我开始审视自己的童年，尝试着回忆当初最平静最惬意的时刻，答案很快就变得清楚了：是夏天。夏天的时候，父亲常常去钓本地的红鲑鱼，家里每天都有新鲜鱼肉。我们还经常吃菜园里新鲜蔬菜拌成的沙拉。每年夏天我都要到俄勒冈州旅行，和我的教母一起住一段日子。她家有好多果树，新鲜水果多得吃不完，菜园里种着各色蔬菜，山上还散养着鸡和山羊，这样我们就有新鲜鸡蛋和羊奶了。回想起往事，我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启示：纯天然的食物不仅对身体有益，对心灵也有好处。

于是我开始吃最天然的食物，又戒掉了喝咖啡成瘾的习惯，每天做瑜伽和冥想，身心终于逐步健康起来，全家人其乐融融。后来我在电视电影界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提名，还登上《人物》杂志的封面。最近我又开办了自己的瑜伽健身房，写作出版了好几本关于身心健康的书。我还筹划去巴黎亲自执导、将爷爷的小说《流动的飨宴》拍成电影。我终于打败了海明威家族的诅咒！▲

原文精简后如下：
Dinner at the Hemingways'
By Mariel Hemingway, July & August 2009

In my family's house, outside the town of Ketchum, Idaho, life was lived at pendulum extremes—either chilly silence or flaming arguments, often occurring back-to-back. As a son of Ernest Hemingway, my father had inherited a complicated burden: the genetic tendencies toward addiction and overconsumption; the pain of abandonment caused by the way his father lived and, most tragically, the way he died; and the self-doubt that comes with being the child of a legend, fearing that nothing he could do in his life would ever match what his parent achieved. My mother was very beautiful, yet painfully bitter. Her first husband had died in World War II, and after she married my father she resented him for not being the man to whom she'd lost her heart. The two of them fought every day.

Food was the one constant. In fact, it was the way we felt and expressed love. We all thought of food all the time. While eating, we were already thinking of the next meal. There was the obsessive planning of culinary adventures. And nearly every night we had "wine time" at six o'clock. With one glass of wine everything was happy and smiley, but with each successive glass, everyone got more tense. By the fourth glass, no one was speaking unless they were yelling. Then we headed to the TV room because the dinner table was just too uncomfortable a place to eat. We ate incredibly well, but we ate in front of the TV.

The immensity of my grandfather's myth meant everyone in town knew our business. And when my middle sister, Margaux,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true supermodels in the late '70s, the drama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ccording to what I saw all around me as a child, being an adult meant riding a roller coaster of extreme highs and devastating lows that inevitably led to sickness, craziness , or self-destruction. To ensure against ever becoming sick, fat, or insane myself, I set about undoing the extremism I'd inherited from my family—the running-with-the-bulls approach to life that was deeply encoded into the Hemingway DNA and that I sensed nipping at my own heels.

When I left home at 16, food became both a source of comfort and a source of control. Controlling what I put into my body seemed the best way to avert the possibility of falling apart. And so I tried every approach to eating that exists. I have been macrobiotic, vegetarian, vegan, no fat, all fat, no protein, and high protein. One year I even ate nothing but fruit and organic coffee—and, yes, I was wired. This sometimes painful experimentation simply didn't work for me. Years of rigid control over what I would and would not eat were their own form of extremism. And so, after many years and failures, I tried a new direction.

I began examining my past, trying to recall the moments when I felt most in balance. The answer soon became obvious: summer. During the summer, my father caught local trout and we ate salads from our garden. Each summer, I traveled to Oregon to stay with my godmother, who had a plethora of fruit trees, grew every kind of vegetable, and raised chickens and goats, from which we had fresh eggs and milk. Recalling these memories brought me to a startling revelation: real food straight from the source is not only good for you; it also makes you feel good.

Now I eat what is in season, what is vibrant in color, and what is organic. When I eat this way, I feel only ease, energy, and joy. And I have discovered that eating simple food made from simple ingredients is the truest way to love yourself and those around you.▲

身高1.80米、长得并不十分可人的好莱坞女影星玛丽·海明威有个响当当的姓氏，因为人们一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是一代文豪海明威的后人。虽然玛丽从没见过大名鼎鼎的爷爷，可与玛丽生活了18年的丈夫斯蒂芬·克莱斯曼评价说，玛丽完全继续了这个家族的特征：强悍的硬汉风格和一种超然的态度。

但对玛丽来说，当海明威的后人也许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因为伴随着家族特征而来的，还有这个家族著名的梦魇：几十年来海明威的家庭成员无一善终。

“海明威魔咒”

一生都对死亡无所畏惧的海明威是个严重的酗酒者，1961年7月——在玛丽即将降临人世的几个月前——他在美国爱达荷州自己的家里开枪自杀。

然而，他的死只不过是这个传奇家族一连串悲剧事件中的一环而已。

海明威被安葬在爱达荷州的凯特基姆，在他的公墓旁，围绕着众多海明威家族的成员，他们没有一人是正常死亡——不是死于酒精中毒，就是死于恶疾或抑郁症。就连海明威的爸爸也是因为不堪病痛用左轮手枪自杀的。

海明威家族被笼罩上了浓重的宿命色彩，美国人相信，发生这一连串神秘事件必然有它的原因，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海明威魔咒”。

作为海明威家族目前惟一保持着身心健康的人，“海明威魔咒”无时无刻不包围着玛丽。从她不曾谋面的爷爷，到她的双亲，再到她的两个姐姐，每个人都好像置身于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中。

玛丽的父亲杰克是海明威的长子，他在太阳谷里与一个名叫帕克的漂亮女子相恋，很快便有了两个女儿。但当最小的女儿玛丽降临人世时，曾经的爱情已经变了味。

玛丽生活在一个扭曲压抑的环境里，从她懂事起，就清楚自己父母的婚姻全无爱情可言：他们分居，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还不时争执。说到底，罪魁祸首是酒精。“爸爸和妈妈几乎每晚都会喝得酩酊大醉……第一杯酒刚下肚时，他们还能够彼此面带微笑，两杯过后，他们开始暴躁不安，3杯酒之后就会爆发战争了，他们总是歇斯底里地把酒瓶和酒杯掷到墙上。”玛丽回忆说。

这样的家庭气氛造就了玛丽两个姐姐反叛的性格，她们开始酗酒和吸毒。灾难首先降临在姐姐玛菲特的身上：她因为吸毒过量而成了一名躁狂抑郁病患者。

“玛菲特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她的身上便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由精神，她长大后，理所当然地有了更多疯狂的举动。”提起至今仍在接受治疗的姐姐，玛丽感叹不已。

接下来的受害者是玛丽的另一个姐姐玛戈尔，她比玛丽大7岁，是一个漂亮的时装模特。她同样性格反叛，麻烦不断。1996年，一直放纵自己吸毒、酗酒的玛戈尔自杀了。

寻找心灵的平静

玛丽很少去位于凯特基姆的家族公墓，这个地方让她感觉十分不舒服——每一位亲人都死于非命。生活在人们对“海明威魔咒”的议论中，玛丽觉得压力重重，但个性坚强的她一直公开宣称：自己从不相信有什么魔咒存在。

“我从不认为我们海明威家族的成员身上有符咒，但要向大家证明这一点，我就必须要在身体上、精神上和情绪上更加关照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玛丽说。

已经41岁的玛丽现在是海明威家族惟一的“幸存者”，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坦承是瑜伽和冥想救了她，这两样东西帮助玛丽在困惑和恐惧中找到了平静：“我不断地用瑜伽的心境，去重新审视过去那些痛苦经历给我精神上带来的伤痛，就这样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坚强……我绝不会带着自己的过去前进。”

在玛丽的身上，仍然能看到海明威家族特立独行的个性。当年，干时装模特的姐姐玛戈尔一心想成为电影明星，在一部新片《口红》中，她提议让玛丽来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没想到这恰恰成了玛丽的人生转折点，在片中，玛戈尔演技平平，玛丽却一鸣惊人地表现出了表演的潜力。

著名导演伍迪·爱伦看上了这颗新星，他邀请玛丽在他的影片《曼哈顿》中出演他的少年情人，这个角色让玛丽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并且让她从此迈入演艺生涯。

玛丽一连出演了好几部有影响同时也颇具争议的影片，包括《Personal Best》中的一名女同性恋运动员、《Star80》中一名被谋杀了的《花花公子》封面的模特等。在塑造了这些角色之后，玛丽担心人们把她看作一个假小子似的顽皮女孩，便去隆了胸，“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女人，我是为自己这么做的，我不想被认为是那种男性化的女孩。”

不过，由于玛丽决心成为一个健康的“海明威”，她取出了胸部的填充物，“这不是真实的我，我现在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然的个体。”她吃有机食物，从不喝酒，并在凯特基姆开了一家瑜伽馆。练瑜伽帮助她克服了自己最严重的个人问题：喝咖啡上瘾。不过玛丽把主要原因还是归功于自己强烈的意愿和稳定快乐的家庭生活。

走出家族魔咒

1996年，玛丽遭受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祖父自杀的35周年纪念日里，她的姐姐玛戈尔神秘死亡了。

玛戈尔并非死于吸毒过量，对外的公告是自杀，但玛丽一直拒绝相信这个论断，“我了解我的姐姐，她是一个心直口快、非常外向的人，她绝不会连便条都不留下一张就自杀了。”

失去亲人的打击就像是玛丽生命中的一部分——2000年12月，她的父亲死了；在父亲去世两天后，她的丈夫史蒂芬被确诊患了脑癌，医生做出最后诊断：“他的头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当人们议论是否是“海明威魔咒”再次降临时，玛丽为丈夫找来了最好的医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史蒂芬奇迹般地痊愈了。

死神第一次向玛丽低下了头，她自信地认为她已经走出了“海明威魔咒”。

如今，玛丽开始张开双臂欢迎爷爷遗留给她的那些“财产”。最近她在巴黎寻找电影《移动的盛宴》的外景拍摄地，《移动的盛宴》是一部海明威讲述自己早年在欧洲生活情况的文集，她准备亲自导演这部电影。

“这是人们所愿意回忆的海明威，是一个完美的关于爱的故事——而且它完整地讲述了我的家庭，让人们认识在‘魔咒’之外的海明威一家。”

玛丽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寻找人生的平衡》。对玛丽来说，生活的重心是她的家庭，而不是她的演艺事业。她的理想是要给两个女儿创造一个健康温暖的家庭，而这是她自己不曾拥有的。

“她是一个冷静的妈妈，我可以告诉她我所有的感受。我们的母女关系更像是朋友。”玛丽的小女儿对母亲的评价非常高。

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这个家族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就像是一个循环，但玛丽·海明威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的道路就是找出为什么我的家族会如此混乱，有那么多人得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除了找出答案外，我还要对这样的命运说‘不’！我希望我的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不要再是我遭遇的问题。”玛丽·海明威露出自信的笑容。

(摘自《海外文摘》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