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的北京唐家岭

    一位村民骑车从唐家岭村一处宽度不超过两米的胡同穿过。在唐家岭，这样的胡同有很多，胡同旁的房屋动辄租住百余人，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记者 田国垒摄

    核心提示

    北京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村，本地人口不足3000，外来人口超过5万，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一。

    本地人大都以出租房屋为生，为获利更多，乱搭乱建现象十分严重，违规建筑是合法建筑的5倍；楼房之间的过道狭窄，火灾隐患突出；上班高峰期公共交通拥挤不堪。

    唐家岭村这一状况已引起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已被列为整治督办重点村。

    但彻底整治好绝非易事。

    唐家岭，地处北京北五环外，原本是海淀区西北旺镇一个不知名的普通村落。可最近三五年间，由于这里距离中关村、上地等企业密集区比较近、房租便宜，大量外地来京人员选择在此租住，唐家岭由此变得著名起来。

    据唐家岭村委会提供的数据，目前唐家岭外来人口总数已超过5万，而本地人口仅为2800多。

    一个不大的村落容纳了数万人居住生活，彻底打破了这个村子原有的宁静——道路坑坑洼洼、每逢大雨积水可以淹没膝盖；危房林立，地基是平房标准的房屋被加盖到五六层高；火灾隐患突出，过道狭窄致使消防车无法通过，动辄居住上百人的楼房只能靠仅有的两个灭火器……

    “村里的楼房大部分都是违章建筑”

    村内合法建筑与违章建筑的比例已达1∶5。村委会知道这些房子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村委会没有执法权，只能说服，但与每年数十万元的租房收入利益相比，说服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在唐家岭公交站一下车，记者马上陷入了市井的喧闹中。卖水果、煎饼和日用品的小摊，沿着唐家岭中街两旁密密麻麻地延伸着，本来就不宽敞的道路显得更为拥挤。两辆对开的公交车几乎可以将整个路占满，行人只有在车流的缝隙中或拥挤在路边商铺的台阶上小心翼翼地行走。

    在唐家岭的大街小巷，见到最多的就是“房屋出租”小广告。民宅的大门上，路边的墙体和电线杆上，甚至饭馆、理发店和水果店的标牌和玻璃上，都可以看到出租房屋的小广告。

    贯穿唐家岭村南北的唐家岭中街，两旁大都是四五层高的小楼房，一楼是理发、餐饮、超市等门面店铺，再往上是被隔成小房间的出租屋。有很多小胡同将东西两侧的街道与中街连通，胡同的两侧都是高达五六层的楼房。和临街的楼房一样，这些楼房无一例外都被隔成了密密麻麻的小房间，“房屋出租”的小广告随处可见。

    作为唐家岭的交通要道，唐家岭中街的宽度不过十几米，村内的其他街道更窄。很多街道刚够一辆人力车通行，不少地方仅可供两个人并排行走。因为过道过于狭窄，再加上过道两旁都是五层以上的楼房，所以，即便是正午，很多夹道仍显得黑漆漆的。

    在唐家岭，随出可见成堆的建筑砖石、沙土、脚手架和小型搅拌机，众多操着外地口音的农民工正在紧张施工。一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告诉记者，“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村里盖房子，盖好一家就立即转移到下一家，根本不用换地方找活儿。”

    和操劳的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悠闲的村民，很多村民三五成群地坐在背阴处聊天乘凉，看见有陌生面孔的人，就会主动询问是不是在找房子，并招呼到自己的楼房里看看。

    家住唐家岭西北二街27号的刘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家只有十几间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收近万元的房租，但这在唐家岭算是小规模的了。”

    刘军家的出租房是在原有自用的两层楼房上加盖起来的。在楼房前的空地上加盖了两层，临街的一层当做门面出租，二层和在原有房屋之上加盖起来的第三层做住宿用，一条简易的楼梯将这些出租屋连接起来。

    “看你这房子都是加盖的，安全吗？”

    “我这儿只加盖了两层怎么能不安全呢？你看看那些新建的楼房，哪个不是六七层高，不出事儿则已，要是发生个地震什么的，先塌的保证是他们。”

    唐家岭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村内合法建筑与违章建筑的比例已达1∶5。很多加盖到五六层的房屋，其地基的承载能力仅为两三层，有的甚至是平房标准的地基。

    唐家岭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村委会知道这些房子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村委会没有执法权，只能说服，但与每年数十万元的租房收入利益相比，对放租的村民来讲，说服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按照规定，加盖房屋需要经过村委会的登记审批，以前还有人来走走盖章的程序，现在连章都没人来盖了。“村里的建筑大多都是违章建筑，他们每盖一个我们就发一个违章通知书，尽管起不到作用，可一旦出了事儿，至少村委会的责任就少些。”董建华说。

    “大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

    “房东只想挣钱，把房子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通风，不出事才怪。”

    房屋过密、通道太窄、消防设施不完备……种种因素为唐家岭密密麻麻的出租楼房埋下了火灾隐患。

    西北二街27号的户主刘军，坦承自家去年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不知哪个小子把烟头扔到被褥上了，火苗噌的一下就起来了，来不及下楼接水，我就拿大锅盖往火上盖，还挺管用的，一盖火就灭了。”

    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刘军承认，“这主要得益于发现得早，火还没有真正着起来，火要是蔓延开来了，报警也没有用，消防车根本进不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烧。”

    在唐家岭，由于通道过于狭窄，消防车触及不到的消防盲点占全村建筑面积的绝大部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唐家岭村委会在去年春节前给每家购置了两个灭火器。

    “一旦发生火灾，很多地方消防车进不来，就全靠灭火器灭火，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大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唐家岭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

    村委会发下去的灭火器，在唐家岭东南三街前不久发生的一起火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位见证了此次火灾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了8月2日发生火灾时的情景：

    晚上10时多，我听到有一男子喊“救命啊，救命啊”。刚开始我以为有人打架，往外一看才发现，竟然是着火了，不一会儿就见大批人冲了出来，并喊着让楼里的人赶紧出来。混乱中，一个女孩儿从2楼的窗户翻了出来。更多人选择往天台上躲，但去天台只有很窄的一个楼梯，有很多人的拖鞋都被踩掉了。之后有人拿盆端水往火上泼，但不起什么作用，有个人拿着灭火器进去喷了一阵，火势才得到控制。

    “房东只想挣钱，把房子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通风，不出事才怪。”这位知情人说。

    董建华也知道此事，“火没烧起来，也没往上报，消防车来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没有造成多大损失。”董建华承认，“打119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消防车来了也进不去，只能干瞪眼，这次灭火全亏村里发给每户的两个灭火器。”

    8月12日，记者打听了数位当地村民，转过好几道狭窄的胡同才找到了东南三街35号。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见到了房东，并被带进了出租房。记者看到，该楼房的一层和二层，刚刚用白涂料粉刷过，楼梯扶手上的红漆还未干。

    记者表示想在一层或者二层租住一个房间时，房东称，一楼和二楼正在装修，装修好了才放租。记者追问“为何只装修一层和二层而不装修三层”，房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称“看起来太旧了，装修一下更好看”。

    从外表看，楼房大部分已经被刷了一层淡蓝色的涂料，已经看不出烟熏的痕迹。但在楼房入口处的门楹，大大的一片烟熏痕迹非常明显，春联的横批整个被熏成了黑色。

    35号房东承认前段时间这里出过事，“一辆放在门口的摩托车着火了，没什么大事。”房东不愿多讲，同时否认正在进行的装修与这起火灾有直接关系。

    但住在35号对面的一个租房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因为烟熏得过于厉害，火灾后35号楼的一层和二层基本上不能住人了，原来的住户也都主动搬了出去。

    一里路走了半个多小时

    每次上车的过程都是以费力挤到车门口的人被交通协管员用双手硬推进车里，喊一声“关门”为止。

    除了林立的违章楼房外，唐家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早晚上下班时段拥挤的公交车。

    工作日的每天下午6时，唐家岭站的公交车便骤然多了起来，高峰时不足两分钟就有一辆从城区方向驶来的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在中关村、上地工作的上班族从车厢中吐出来。

    3年来，每天搭乘365路上班的刘树毅将挤公交车比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8月12日，记者目睹了这场每天都在唐家岭上演的“战争”。

    从早上6时30分左右开始，就陆续有人在唐家岭车站等车。因为距离上班的时间还早，这个时段走的人还可以较为轻松地搭上车，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个空座位。

    但从7时开始，一切就变得不同了。居住在背街小巷的上班族开始逐渐聚集在唐家岭中街，然后聚集在唐家岭站。车站周围摆满了各种卖早点的摊铺早已将站牌湮没，大多数等车的人，都是买一份饼和豆浆边吃边等。人多了，车接着也多了，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从早上7时到8时这一时段，平均一分钟就有一辆公交车驶来。

    等车的人太多，遵守秩序已没有可能，在唐家岭站附近沿着中街20多米的地方都成了事实上的等车区。车一来，人群就紧贴着车门按着车行的速度往前跑。每次上车的过程都是以费力挤到车门口的人被交通协管员用双手硬推进车里，喊一声“关门”为止。

    除了公交车，一些私人中巴车也载起了客，每过10多分钟就有一辆开往上地城铁站的中巴车停在路中间喊客，一停就是五六分钟，后面的公交车只得绕到另一侧与对开过来的公交车共用一条车道。

    不仅如此，在车站周围停着十几辆本地村民的私家车，也拉客到附近的城铁站，每人10元，因价格偏高一直等不到人，车就一直占着通道不动。

    狭窄的唐家岭中街显然承受不了如此大的交通压力，堵车不可避免，越是上班高峰越是拥堵，从唐家岭北站到唐家岭站不过六七百米的距离，一辆车牌号为京A93485的365路公交车用了34分钟才走完。

    两位在唐家岭北站执勤的交通协管员对记者说，“公交公司知道这边人多，特意加开了很多车次，但还是抵不上人多，而且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出行，不挤是不可能的。”

    唐家岭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承认拉客的中巴车和私家车都是黑运输，“区交通队来过、城管来过，但还是管不好，人太多了，谁也没有好办法。”

    在唐家岭北站跑黑运输的面的司机对记者说，“前段时间交通队来整顿，扣了车也拘留了人，现在还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呢。”

    “住在这儿的人，得有少活几年的思想准备。”

    “每次收水费时，据说要动用200多人,村里的每个路口都有两三个人把守，一手交钱一手给水票，不给就不让走。”

    本地人口不足3000，外来人口超过5万。如此人口构成，彻底打破了唐家岭原有的宁静，也引发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太和谐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矛盾的集中点在于唐家岭村委会“综合治理办公室”每月按人头收取10元的水费。

    唐家岭的水费并没有按照水表显示的额度缴费，而是按人头收缴，每人每月10元。每月上中旬的某个周一是收水费的日子，居住在这里已经3年的刘树毅称，“每次收水费时，据说要动用200多人，村里的每个路口都有两三个人把守，一手交钱一手给水票，不给就不让走。”

    刘树毅告诉记者，村里有人不定期检查水票，不管是否租住在村内的人，被检查水票的人见到了就得接受检查，也不管此前是否已经缴纳，如果当时无法出示水票就得重新补一张，不补的话就会有麻烦。

    今年4月，刘树毅的一个朋友在他这里借宿了一晚上，早上走的时候刚好赶上收水费，“我朋友不想交钱，几个人拦着他就是不让走，差点打起来。”

    8月12日上午，记者亲眼看到一起因查水票发生的争执。

    在通往唐家岭中街的一个胡同口，两位身穿印有“综治”字样制服的妇女和一位身着便装的中年男子在检查水票，一个急着赶公交车上班的男生走过这个路口时被要求出示水票。

    “前几天我已经交过了，但今天没带（水票）。”

    “那不行，没带就回去拿。”

    “我住的有点远，现在急着赶车上班。”

    “没有水票就不让你过去。”

    争执约3分钟后，该男子还是很不情愿地掏了10元拿到一张水票才得以通行。

    “每月收那么多钱都干什么用了？”这位男子嘟囔着说。

    “管那么多干嘛，交了就得了。”中年男子回应。

    “说话注意点。”

    “不注意怎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过段时间我就到别的地方租房子。”

    “要走快点走。”

    ……

    在“唐家岭吧”，很多人对这样收水费的做法感到不满，有人甚至称收水费的人为“强盗”、“流氓”。

    唐家岭多位村民称，“水源是本村打的深达好几百米的地下水，水质纯净、口感好，跟城里自来水公司的水比那绝对是没得说，10元其实并不算贵。”但他们承认，“收费的方式有些不太好。”

    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对此的解释是：“租房户多，逐户安装水表不现实。以前尝试过让住户主动缴费，但每次都收不上来钱，供水的开销只能从村民的福利费中扣除，这样就给当地村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实在不行只好采用强制措施了。”

    董建华介绍，收取的10元不仅包括水费还包括卫生费。“虽然每人交了10元，但对村里每月的管理支出来讲仍是杯水车薪，每月村里还得为每位租房者补贴20元。2000多人养活了5万人，卫生、安全、供水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董建华称，唐家岭有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卫生队伍，仅清理村内公共厕所的车辆就有六七辆；治安人员70人，而且在村内主要路口都安装了监控器；因人口激增，已远超出多年前铺设的供水和排水管道的承载能力，管道都需要改造。“要给员工开工资，还要投资买设备，花的不都是钱嘛！”

    至于唐家岭目前的状况，董建华称，“说实话，现在唐家岭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很多户整天见不到一点太阳，更甭提随时从天而降的危险了。住在这儿的人，都得有少活几年的思想准备。”

    虽然不少唐家岭的村民靠租房一项，每年就可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但他们对目前这里混乱的状态也感到不满意。今年即将上高三的本地村民小李对记者说：“以前唐家岭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小的时候街上没这么脏，每天我们可以开着水龙头灌水玩水枪，现在开着泵都没什么水；以前唐家岭没这么多房子，出门也不用担心小偷；以前附近的公园是开放的，我们能去那儿散步踢球……”

    东南三街35号的户主称，“靠租房挣的钱都是辛苦钱，没有人真正愿意常年生活在这里，我们村里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拆迁，得到补偿后直接到城里去买房了。”

    2009年7月，北京市向社会公布了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点）名单，要求属地党委政府集中开展整治，唐家岭赫然在列；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近期在视察唐家岭村时表示，现行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北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管理需要。因此，法制办应会同有关部门探索解决政府管理职能缺位和管理力度不足等问题，确保出租房屋行为的规范有序，保障在此居住的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董建华对此并不乐观，“要想彻底整治好唐家岭绝非易事”。

    “很多村民靠收房租年收入10多万元，现在都跑到外面买别墅了，村里的事情他们也不太热心了，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外地人折腾吧。”董建华说。

    本报北京8月16日电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8/17/content_2807106.htm    

“要是有个像样的工作，谁愿意住这儿”

    作为海淀区流动人口最多的村庄，大学毕业生占唐家岭流动人口总数的1／3，约1．6万人。很多毕业的学生住在类似“公寓”的出租楼里为自己的理想打拼。

    在唐家岭东北角的一处民宅，记者见到了正在搬家的小左和小赵。光着膀子、一边将零碎物件打包一边叼着烟头的小左摇着头对记者说：“想回家待一段时间，也可能就留在老家发展，永远不回来了。”

    今年25岁的小左是吉林珲春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文史类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上地一家民营企业家协会工作，给很多协会的领导做过秘书。

    “我还给清华同方的创始人做过秘书呢。”小左吐着烟圈，不无自豪地说。

    但给名震全国的企业创始人做秘书并没有让小左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住的很艰苦、生活很单调、没有任何积蓄”，这是小左对一年来在京工作的评价。

    小左租住的地方，是唐家岭一户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的专供出租用的小楼中的一间。在一片不过一亩多的地皮上，这座四层小楼被密密麻麻隔成了7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不足10平方米，房间内部又被隔成了三部分：卧室、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和厨房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这家房东告诉记者，在唐家岭，这样的房子已经算不错的了。在房门外的墙上，一张招租广告这样形容小左租住的房间：“带厨房、独立卫生间、宽带入户”。

    “刚开始还雄心壮志地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但现在觉得当时的想法太天真了。”小左叹着气说。

    小左每月拿不足3000元的薪水，除去吃穿、交通、房租以及水电上网等费用外所剩无几，“连恋爱也不敢谈，如果再加上谈朋友的支出，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

    谈话间一直在收拾东西的小赵是小左大学时的同宿舍同学。去年毕业时他们宿舍6个人中，1人出国、2人考研、1人回老家发展，他和小左留在北京打工。

    小赵是江西南昌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弱，毕业后在国贸附近一家私营企业做市场调查，前不久刚辞了工作准备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新工作仍然没有着落。

    “一定不要死守着自己的专业找工作，那样的话范围太狭窄了”，说起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小赵说，“不要过于迷信工作经验，用人单位其实看重的是你的性格和可塑性，只有感觉到你这个人可培养才会要你”，“不要想太多，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慢慢往前走，前几年要吃苦，但一定要挺过来”。

    因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工作了，小赵的住所从地上挪到了地下，现租住在通州一处地下室。虽然马上就要送一位“想过稳定生活”的好友踏上回家的火车，但小赵目前还没有离开北京的打算。

    谈话间，小左打电话叫的搬家公司的车已到了楼下，不一会儿他在北京的家就变得空空荡荡。关门的一刹那，小左有些伤感，“这栋楼住的都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找工作的人，每天都有人离开这里，又有人搬进来。离开，我不难过，说不定我还会回北京，但再也不会来唐家岭这个破地儿住了。”

    对小左来讲，选择离开北京，或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可能还要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为理想打拼。

    刘树毅在唐家岭村内换过好几个住处，一直都在往楼层低的地方搬，他认为楼层高的地方太危险了，“一旦出什么事儿，想跑都跑不出来”。

    见到刘树毅是在唐家岭公交站附近的一处烧饼摊，刚挤公交车下班回来的他买了一张一元五角的“公婆饼”作晚餐，沿着唐家岭最繁华地段——小摊林立、车辆拥堵的唐家岭中街——边吃边走。身边不时有公交车擦着他的身子驶过，刘树毅也不急着躲闪，“每天都是这样，早就习惯了”。

    在路边的一处即开即奖的私彩点，摊主正在用扩音器大喊着中奖信息招徕路人，刘树毅侧身小声对记者说，“这都是假的，我以前买过很多，但从来没中过他们说的大奖。”

    不过，刘树毅每周都会买一注双色球，他希望“凭借偶尔的运气改变命运”。

    从北京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毕业3年来，刘树毅换了3次工作：做过招生代理、从事过软件维护、当过房产经纪人，他最新的一份工作是在海淀区苏州桥附近的一家软件公司做维护，但月收入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

    今年24岁的刘树毅感觉“压力太大了，以后的生活不敢想太多，一想人就觉得很烦。”刘坦承自己早就有想法回山西老家发展，“在北京生活没有任何人帮忙，只能靠自己，但家乡人都知道我在北京读了大学又上了几年班，没有带着任何成绩就回去，会让家里人感到非常没面子，所以还是想再拼几年，攒点钱回家开个小门市。”

    毕业3年来，刘树毅一直住在唐家岭。“3年前我来的时候，这边住的人还不多，最高的房子也不过两三层，但现在很多房子已经加盖到六七层了，越来越疯狂。”

    刘树毅在唐家岭村内换过好几个住处，一直都在往楼层低的地方搬，他认为楼层高的地方太危险了，“一旦出什么事儿，想跑都跑不出来”。

    曾有朋友劝刘树毅“别住这儿了，太危险”，但他苦笑着说：“要是有个像样的工作，谁愿意住这儿啊。眼下除了这儿，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租呢？”生活不易，但刘树毅认为，自己挣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满足基本生活，而且每月还可以存500元的生活费，这在唐家岭算得上中等了。“在这儿有很多人没工作，每天窝在房子里或者靠兼职度日的大有人在。”

    “回家有什么好啊，还是在北京待着机会多一些。王宝强、范冰冰以前不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吗？”

    在离唐家岭村委会不远的出租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记者见到了3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女孩儿。

    她们年纪都不大，最大的不过21岁，但她们自中专毕业后，已经结伴来京3年。

    以前她们在一家半导体公司上班，一个多月前，她们失业了。眼下，她们每天干的活儿，要么是到人才市场找工作，要么待在家里看网络电视。

    一位女孩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找到一份接线员的工作，但一天到晚不停地接电话，不仅耳朵疼，头都快炸了，实在受不了就辞职了。”

    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为了节省开支，3个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关着灯待在小小的家里看网络电视。她们都不愿意回老家，“回家有什么好啊，还是在北京待着机会多一些。王宝强、范冰冰以前不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吗？”一位女孩儿说。

    本报北京8月16日电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8/17/content_28071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