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9:11:25
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



        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
               
                  ——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

                                      张祥龙
        

    所谓“保护区”,是为了保存那些很有价值的、如不再保护则难以延续的物种及其原本的生存环境。世界上已有不少保护区,绝大部分是为保存自然的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而设,像大熊猫、丹顶鹤、珍稀树种、珍稀鱼类,原始森林、重要的沼泽、海滩等。自从工业化浪潮涌向全世界,有识之士就感到设立保护区的必要。这其实用不着多少详细的论证,一个还能品味生活的美好之处,眼光远大些的人就会有所感。谁愿意让自己和子孙们的生活变得表面上忙碌风光、精明能干,但内里处却越来越单调、贫瘠、肮脏,积攒着越来越难测的灾变可能?“荒野护卫着世界,”梭罗(即《瓦尔登湖》作者)的这句名言以及“保护区”的含义一百多年来变得更深广感人了。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内,“保护”将会越来越比“发展”更能打动人,更能召唤起做一个大写的人的崇高本性。









    中国古人对物种多样性本身的价值有着极微妙的体会,而且,从一开头,这种物种多样性对于他们就不止是自然生物物种,而是包括从以往不同时代传来的文化物种和同时存在的各种生存形态的“物种”。《山海经》让他们感到世界的丰满,人生在源头处的无比清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整本的《庄子》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原发丰富性的伟大颂歌。“大树”之大,“大瓠”之大,“鲲鹏”之大,“大块噫气”之大,“东海”之大,“大言”之大,“真人”之大,“至德之世”之大,无不在含漱鼓荡着“自然而然”状态之宏大,也就是天道的伟大。孔子通过“礼乐教化”要达到的绝不是让人受拘执的刻板社会,而是那能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无为而治”(《论语》17.19, 15.5)的状态。“孝”而不是“忠”是“仁之本”,这就是在鼓励以亲子之间的原发关系为源头的人生形态的多样性。《春秋公羊传》的儒家传统更是明标出“通三统”,也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文化保护区的主张。

    “通三统”说的是:当新王、新统或政治与文化的新时代出现并主导历史局面后,仍要以边缘的或“保护区”的方式保留前两统的文化与与生存形态。更具体地讲就是,将此前两统“退封”为方圆百里的公侯国。但与当时一般的诸侯国不同,它们仍被允许保留其服色、时制、礼制等原本的文化形态,当这前两统的首领朝见当今之王时,被允许以宾客而非臣子的身份来觐见。即所谓“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比如,按这个主张,周朝时就要将殷与夏的文化看作另外两统而“通”(并行)之。当新统或新王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而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才为民。由此可见这主张中浸透的对于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的敬重,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意所在。这种超出了一朝一制局限的博大心胸来自这样一个前提:“天命靡常”,即天道变化,莫可尽测,谁又知道未来的某一关键时刻是哪一统、哪一制,或哪一种文化基因最能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更何况古从信历史在形式上的循环,剥尽而复,贞下起元,曾有过的亦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这是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长生久视”的深远视野,早已为近现代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狭隘进化历史观和党派政治所遗忘。



    知识分子者,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当今之世,华夏之邦,哪种文化传统“既极有[如果不是最有]价值,又最危殆”?当然是儒家传统!她曾有过的两千多年的辉煌,她与中华主流文化的几乎是生死相依的缘分,她曾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都使得关于她的文化物种的价值的论证显得多余。如试做一比,只能将她比作基督教之于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她的经典比作《吠陀》之于古印度,荷马史诗之于古希腊,《可兰经》之于伊斯兰世界。而说到她今天面临的危难,则其深重殊不亚于扬子鳄与朱鹮,可谓“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至今缺乏应对西方化大潮的基本能力。没有哪个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没有面临过危机患难,有的灭亡了,有的却活了下来,后者们往往都有自己的“避难所”,就象基督教讲的“挪亚方舟”,陶渊明讲的“桃花源”。如今,在中国现代化的洪涛中,佛教与道教都还有自己的方舟与桃源,也就是其寺观、教团和锲而不舍的传承努力。特别是佛教,对于传教中的劫难早已见怪不惊了。儒家则大不然,她几乎没有任何避难所,她在中国历史上太成功了,以致除了早期的“师说口传”和“壁中藏经”之外,就几乎没有任何可助其度过危难的办法。十九世纪后半的中华文化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辛亥、五四等大事变。尤其是科举一废,新学堂不准再读经,就几乎完全断了儒家的命脉。时至今日,诸君可还曾见过几位真正的儒者,也就是以儒者的方式生活和行为,并以传承发扬儒家文化为人生使命的人?如再不采取“抢救措施”,则这个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人来讲应该是无比珍贵的文化物种就将很快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课堂和学术会议中的谈资了。

    所以,我要建议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如其不然,则难免有“天之将丧斯文”(《论语》9.5)的后果。现在已有“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让人感到决策者的应变能力。现在需要的是将考虑利害得失的计程拉得更长,顾后瞻前,看出吾国吾民的真正长处之所在、高贵之所在、命脉之所在。则宜乎而乐见一国三制、四制乃至多制矣。

      儒家文化保护区或特区应这样设计:它的面积、地点、人口、体制、风俗、经济、教育等,应大到和特异到足够使儒家能作为一个文化活体而延续,就如同让大熊猫和东北虎能野生生存的条件考虑方式一样。比如,以曲阜为中心而划定一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中,“使服其服,行其礼乐”,尽可能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终生乃至世代承传儒家的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和维持这样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诸君如果访问过美国阿米什人(Amish people)的村落,可能就不会轻易认定这种现代的“桃花源”纯属虚妄了。到那时,中华在世界上的地位岂不会有质的提高?中国人不止能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和“文化革命”之后转而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承办奥运,而且是能在各种颜色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感受时代的潜流,悟出“没有自家文化复兴的现代化是假的现代化”的道理,从而能就人类未来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特的反应的人。这才是有自家的灵魂血肉的、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能让中国真正“万岁”的智慧者。到那时,我们可能会以深深的感动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保护了她,还是她护卫着我们?

(孔子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