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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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以下统称《对话集》）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著的的一本小书,仅有11万字，是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第一辑》中的第一种图书。《对话集》全书共四篇，包括《欧梯佛罗》篇――苏格拉底在诉讼中、《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克里托》篇――苏格拉底在狱中、《斐多》篇――最后一次谈话。苏格拉底的死令人不可思议：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竟然死于自己热爱的民主城邦雅典同胞的手中，死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政体雅典民主制五百人议会的审判！苏格拉底一生长于雄辩而没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生平和思想痕迹的文献记述，《对话集》记述了苏格拉底被起诉、审判、宣判死刑到从容赴死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苏格拉底的生平、思想精华和高贵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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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距西方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活跃时期相距15年。他10岁时，希腊战败了强大的波斯，雅典和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雅典在这一繁荣时期产生了古希腊及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三位悲剧作家、一位喜剧作家和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雄辩家克里伯利。伯里克利在执政时期，苏格拉底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华，形成了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即为整个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但公元前421年到前404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惨败于斯巴达，战争失败和伯里克里去世后，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开始败坏，不久，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就徒具躯壳，民主制的衰败一度导致了寡头政治的崛起，给雅典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马虻，去蛰醒雅典这匹纯种马。他认为“美德即知识”、“幸福即至善”，他自认为是一个“爱智者”而非“智者”。他常告戒人们：“关照你的灵魂，使之臻于至善之境”，他四处论辩，提醒人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要潜心向善，他希望雅典的精英们首先清醒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雅典制度承受不了这种尖锐的刺激，力图制止一切所谓奇谈怪论；同时善良的雅典人也怀念雅典的辉煌时代，对苏格拉底暴露民主制缺点的做法不能理解，把苏格拉底当成雅典的敌人，因此，导致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提出诉讼。

    他们指控他的第一条罪行是：信奉异端邪说，第二条是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苏格拉底平常的行为被公认为是个好公民：他恪守宗教礼仪、遵守法律、履行公民职责，他曾三次为希腊而战，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他在公共事物中一向坚持公正原则，他曾被选入五百人会议当执政官参加审判，在对因战斗中风浪太大而没有把战死的战士尸体带回来的十个将军的死刑判决中，“法律和正义的信徒”苏格拉底，冒着被弹劾和被逮捕的危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后来雅典承认了判这十个将军死刑是错误的。在三十僭主执政时期，三十僭主命令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人到撒拉弥斯去把勒昂抓来处死，其他四人都去执行任务，而苏格拉底却回家了，如果不是寡头政治很快就被推翻，苏格拉底很可能为此被处死。在苏格拉底看来，死对于他实在不算什么，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不做错事和坏事。

苏格拉底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是雅典民主制的敌人，是与雅典民主制相对立的贵族造反派的精神领袖。雅典是民主制城邦，雅典信奉的神祗是“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但当时所有官员并非是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而是经过抽签抽出来的，他们也随时可能被公民们提升、罢职甚至处决，在治国者和与治国才能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而苏格拉底认为，治国要找懂得治国之道的智者，因此被雅典人认为反民主，导致了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起诉，最终被五百人陪审团判处死刑。

这本小书使我一读再读的魅力，更在于2400年前一个70岁的老人对自己信念的忠诚，对强大敌对势力的不屈，对雅典城邦的真挚无私的爱和舍身就义的高贵品格。每念及此就使我感动不已，禁不住以此对现代人的人格、道德、精神、信念进行反思。

在法庭中，70岁高龄的苏格拉底自信正义在自己一边，不齿于向陪审团恭维或乞怜，他决不出卖自己的信仰来向陪审团妥协，他为自己的辩护词雄辩而高傲，他在法庭上仍然对陪审团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这种不屈不挠的一贯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居然被陪审团判为有罪。但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判处被告有罪后还要对被告进行第二次判决：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的判罚。这时苏格拉底完全有机会免于死刑。但苏格拉底仍然高傲地坚持自己无罪，他不想玷污自己的灵魂，不愿为了生存而说违心的话，苏格拉底无畏地接受了死刑的宣判结果，他在死刑宣判后对陪审团慷慨发言：“在各种危险面前都有很多逃避死亡的办法，只要你寡廉鲜耻到什么也不顾及，就可以死里逃生。但我想，尊敬的陪审员们，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他并不认为死比不义更可怕，他觉得坚持真理更可贵，“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面对死亡，苏格拉底视死如归。

即使已被关在死囚牢，苏格拉底仍然有逃生的可能，在等待刑期来临的日子里，他的学生们已经花钱打点好了逃生的途径，但被苏格拉底坚决地谢绝，他不愿因为逃生而失去正直的品格，在他看来正直的品格比生命更重要；不愿因逃生伤害了雅典的法律，虽然这法律使他失去生命；他至死也不愿意离开他热爱的母邦雅典，即使可以因此逃避死亡。他在临死前说：“服从国法，是公民的义务”。以苏格拉底的智慧，他当然知道自己牺牲性命也难以唤醒浑然不觉今日危机的雅典人，但他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悲痛的弟子们面前从容地喝下雅典人为他准备的鸠药，从他热爱的母邦雅典城中飞向了那个他认为可以灵魂永驻的世界。对于这悲剧，该书译者这样认为：“一般的雅典公民维护母邦，是维护它那外观宏伟的架子，而苏格拉底维护母邦，是想加固那地下的根基；别人是用看得见的工具去维系母邦的建筑，苏格拉底则是用他所谓的“心灵”去维系母邦的根基。苏格拉底和一般雅典公民的差距，就是苏格拉底悲剧的主要原因”。他的死使雅典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污痕：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以自由投票的方式，处死了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智者，一个以毕生精力促使雅典向上的牛虻。

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之死，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话题，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探讨其真正原因，美国新闻人I.F.斯通在70高龄退休后之后，穷十年之功，研究大量古希腊文献，著书《苏格拉底的审判》，反对柏拉图《对话集》表述的倾向。他认为苏格拉底是力求一死，杀身成仁以自己的死来使雅典民主制蒙羞，证明自己反民主的正确。虽然斯通是位有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知识分子、一位有着高尚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资深记者，而且，斯通研究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深深的热爱，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但斯通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的逻辑推理并不能使我完全信服，我想，这可能因为斯通仅仅是一个职业记者，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哲学史学家的缘故吧。我依然坚信柏拉图的《对话集》更接近历史真实――虽然记述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