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上海有关的物质、情欲和虚无

    上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从来不是那个实在、奢华而迷离的上海，她更多的是一个由话语所叙述出来的上海；真实的上海本身，不过是作家笔下的上海的一个影像而已。比如当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成往事，多数的人便转而相信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因此，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之所以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长期的强势地位，除了她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她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话语叙述对上海的强力推广和开发，给上海以外的人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点，对满足人们有关幸福生活的幻想，有着重要的标志性的意义。一直到今天，还会有那么多人把上海当作怀旧的经典基地，我想，也是因为这种话语的力量所致。

    而在历次成功而浩大的叙述上海的话语运动中，有几个是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王安忆，卫慧。尽管在这过程中间，像张恨水、穆时英、刘呐鸥甚至陈丹燕等人的文字，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阶段性的人物，我以为，只能是张爱玲、王安忆和卫慧。这三个人的小说，成功地构成了一部二十世纪的上海演变史，无论是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还是情欲方面的，你都可以在她们的小说中找到清晰的演变痕迹。像张爱玲，她很好地在文字中保存和描述了一个与鲁迅等人的革命性的上海完全不同的上海——她的日常生活，她的妖娆面貌，这些革命性背后的柔软而人性的事物，为我们今天了解当年上海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丰富的细节。而王安忆，面对的是一场更为漫长而彻底的革命，以及这种革命对日常生活更严重的破坏，她试图探索和恢复的是被革命所掩藏的平常人的生活，他们的挣扎和叹息，他们的理想和现实。到了卫慧，则开始面对全球化语境下新一代青年的生活，这些人物和生活比之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叙述，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是断裂的，混乱的，时尚的，叛逆的，大胆的，物质化的……它的内部，活跃着欲望那粗鲁而原始的躁动。虽然有许多人对卫慧这种有虚假嫌疑的话语姿态充满不屑和鄙夷，但因着《上海宝贝》的成功命名，以及市场的强力支持，你不得不承认，从话语叙述的角度上说，卫慧刷新了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形象，并大胆地写下了情欲在快速现代化的上海迅速膨胀的生动景象。如果说张爱玲写了现代情欲的萌芽及其笨拙的包装方式，王安忆写了现代情欲的被压抑以及它艰难的苏醒过程，那么，卫慧发出的则是一声毫无顾忌的情欲的尖叫。她似乎没有耐心对情欲进行必要的文化转换和语言过滤，也没有耐心等待情欲在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成熟的日子到来，而是提前让它在自己的身体里实施了一次猛烈的爆破（甚至连卫慧的许多小说名——如《像卫慧那样疯狂》、《蝴蝶的尖叫》、《欲望手枪》等——都直接明了地加入了这曲情欲的大合唱），以此来宣示她眼中那个早已被情欲和物欲折磨得气喘吁吁的上海，以及她内在的不安。应该说，卫慧达到了她预期的效果，因为几乎整个中国都被她的尖叫声所惊醒，并随之目瞪口呆。

    因此，与其把卫慧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还不如把她的存在看作是一场文学的行为艺术，或者是一个当代上海情欲传奇的寓言。一边是严厉的批判和贬损，另一边是图书热卖，盗版横行，并以类似新上海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许多另类青年的视野里，出现在数十个国家的报纸、电台、电视和讲台上——还有比这更生动的文学写照么？而这颇具后现代色彩的一幕，谁又能说不是在当代上海进行情欲历险该付的代价？在卫慧这一批作家的身后，上海再不是原来的上海了，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成了许多人都沉浮其间的庞大的情欲集散市场，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机会、诱惑、矛盾和挣扎。

    指出这个以上海为主导的情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新的文学变化。包括我现在要评论的朱文颖的小长篇《高跟鞋》①，也是置身在上海这个情欲背景里的。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这个背景的确立，才导致了朱文颖写作风格上的某些变化。之前，朱文颖的小说基本上是以苏州这个潮湿、幽闭而阴柔的小城为背景，表现在叙事上，她追求的多是一种唯美而诗意的东西。到了《高跟鞋》，朱文颖的写作开始变得清晰、晓畅，还带着一点尖锐。可以说，她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叙述了上海，那个充满物质和精神的较量、物质最终走向胜利精神最终走向虚无的上海，那个对外来者充满诱惑而又向他（她）残酷索取代价的上海，那个梦幻消失、技术主义的复制神话全面得胜的上海，那个个人情感只能在金钱的隙缝中无奈地游荡的上海。与卫慧有所不同的是，朱文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上海经验的过度表达，也没有一味地投入到对商业化上海的享受和赞美中，她试图在小说中保留与上海有关的冲突维度——个人的存在实现与上海冷漠的商业化之间的冲突，上海的今天与上海的历史之间的冲突，抽象的理想主义与物质的现实主义的冲突，等等。这意味着朱文颖开始从幽闭的个人城堡里探出头来，她渴望更深地卷入当代现实，如她自己所说：“我觉得女人写作最可怕就是自怜与自恋，不能老觉得是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就没救了。因为它不在别人的心里生长。”② 

    在多数的女作家都公开或半公开地写自传或半自传、并频频收获丰厚的赞美和版税的时代里，朱文颖拒绝自怜和自恋，在我看来，既是一次写作的突围，也是一次写作的冒险。说突围，是因为个人有限的私秘经验，在成就一个作家的同时，也可能毁掉一个作家——沉迷于个人私秘经验的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容易重复，也容易产生一个斤斤计较、喋喋不休的可疑的心灵，朱文颖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局限性；说冒险，是因为女作家一旦离开个人私秘经验的展示，而试图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和人群，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力不从心的境地，也容易因为失去了某种姿态而显得平淡而单薄——这一点，《高跟鞋》已经有了明显的不足：如果从一个长篇的要求来看，它未免显得过于传统而单薄了。

    但我们依然不能忽略朱文颖的话语努力。在《高跟鞋》里，她通过两个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女孩——安弟和王小蕊——在上海十宝街（她们一个进了珠宝店，一个进了咖啡屋）的期翼、沉浮、矛盾和不安，发现了新一代都市人许多新的心灵特征和精神秘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面对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朱文颖没有草率地偏向（或压制）哪一方，她选择了宽容，选择了呈现存在者的真实状态，不作任何简单的道德表态。所以，在朱文颖的笔下，你甚至找不到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他们只是在生活着，最终，又都消失在那个庞大的物质社会里。看得出，朱文颖在日益强大的物质面前是隐忍而笃定的，或许，正是因着这种带着宽容的隐忍和笃定，使朱文颖在《高跟鞋》里获得了一种眼光，使之得以写出广阔的物质力量，并进一步发现这些物质的生长是如何一步步作用于现代人的精神的。她既不像一些高蹈而抽象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竭力地贬损物质，把它视为庸俗和罪恶的代名词加以批判，也不像那些紧跟潮流、向往奢华的现实主义者那样，不顾一切地把物质的力量神化，从而向物质社会的到来全面投诚。朱文颖似乎在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物质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甚至物质本身就成了精神（不过还没有给予它准确的命名而已），至少，它的合法地位的日益加强，大大地扩展了精神的边界——那种完全漠视物质存在的精神姿态不仅空洞，而且脆弱。但即便这样，也并不等于我们都要以丧失自尊的代价来赢得物质——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在生活中往往难以守住自尊的边界，也难以守住那份面对物质该有的笃定。

    于是，我们看到，《高跟鞋》里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处于这种两难之间。“究竟要走多久，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亘古难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到了商业化最彻底的上海，变得就更加尖锐而迫切了，小说中的安弟要面对，王小蕊也要面对，推而广之，每个人都要面对。但安弟和王小蕊等人所走过的路途，不过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与都市生活日益协调和亲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被物质化的过程。最终她们都发现，真正掌握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幸福生活命脉的，其实是物质，而精神呢，只能游离飘荡在历史的暗影中。比如安弟，她在上海生活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身份，“现在安弟知道，自己的祖上其实是从宁波那里过来的。原来自己不是根本意义上的上海人呀。这事实竟然比祖上没有贵族血统还深深地打击了安弟。虽然安弟知道上海本来就是个外来人的城市。虽然这样，但安弟还是感到了失落。”很显然，这种失落是只有通过物质才能得到平衡的。“安弟是清醒的。她迅速地看到了一种时代深处的强大的东西。这个聪明的清醒的孩子，她要行动了。她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她要有钱，强大，具有力量。”这就是安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王小蕊和她是一样的。虽说两个人在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上有诸多的差异，但物质（金钱）把她们统一到了一起。 

    有一句话她们两个谁都没有说出来。其实她们都喜欢钱。而在她们的童年时代，物质相对来说还是匮乏的，至少绝对谈不上富裕和明亮。同时她们也不像她们的父辈，经历过真正的苦难和贫穷，炼就了钢一样的纯粹、严谨与坚硬。她们的品质是摇摆的，逢钢即钢，遇铁即铁，甚至碰金即钱。她们太容易受诱惑了。 
    ——朱文颖:《高跟鞋》

    喜欢钱不是罪过，受诱惑也不是羞耻的事情，重要的是，她们终于敢于正视自己真实的需要，并能为了这个需要而有所行动了。这就是都市新一代青年与他们父辈的区别，也是他们的进步之处。我们不会忘记，在他们父辈所生活的那个漫长的革命年代，物质享受是被绝对禁止、严厉谴责的，惟有革命才是头等大事，所以，在物质上，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试图通过一种集体贫穷的方式来免除人们对贫穷本身的恐惧，并告诉人们，物质上的匮乏，可以通过革命热情来填补，所谓的“勒紧腰带干革命”。但真正的事实是，物质匮乏，并不等于人的欲望也会随之匮乏，恰恰相反，人的内心里那种渴求物质满足的欲望被压抑之后，很快就会转嫁到其他方面，比如每个人在那个年代，对阶级斗争、整人、坑人，或者进行权力和阴谋游戏的热情会那么高涨，现在回过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未尝不是因为物质匮乏所导致的心理变异。因此，精神和物质相对立的思想，在安弟和王小蕊她们这一代几乎完全失效了，她们追求精神，但也坦诚地面对物质，并且相信物质是建立精神尊严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她们来说，精神的对面不再是物质，而是贫穷。“贫穷。由贫穷产生的屈辱。由屈辱汇集的阴暗。以及由阴暗组成的对于不明之物的仇恨。”这话说的是老魏，一个想建一座最现代化的高楼来反衬他自己的出生之地——他曾经的贫寒、艰辛，还有那一片永远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平原谷地的人，他最终失败了，并为此卖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个器官，但老魏身上有了一股“遍体鳞伤后血肉重聚的力量”，并让安弟觉得，“回想起来，老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真理。血淋淋的真理。”或许，这就是一个人要在物质社会生存下去的代价。老魏的经历，似乎让安弟和王小蕊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而且很可能，富裕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朱文颖:《高跟鞋》

    带着对贫穷的怨恨，以及对物质的向往，安弟和王小蕊在十宝街的生活虽有不同，但在融入上海的商业主义的潮流上，他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她们“沉浸在物质世界里。物质让她们面露红光，心存喜色”，“她们现在都很漂亮。像阳光。更像飞起来的鸟。羽毛长好了。羽毛很漂亮。更重要的是，她们现在与身后的巨型商厦、弧形的向上提升的城市、街道、匆忙而面无表情的人群、甜腻如名品般的空气、组成空气的纤维，她们与它们协调起来了，融合到一起了。她们已经成了巨变的一部分。不再孤单了。”她们付出该有的代价，而由此获得上海这个商业社会的身份认同，这个过程，显然是物质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在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大卫身上似乎体现得更加明显。大卫以前叫张治文，是个搞抽象画的画家，带着满身的力量来到上海，他坚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一定存在着一条坦途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找到这条坦途，生活就开始给了他严重的打击：“他上街体验生活，只要一涉及所谓的现代文明，立刻就有两个字夏天打雷似的滚落了下来：金钱。越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地方，它们滚落下来的速度越快，力量越大。……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人要买他的画。”很快，张治文便开始明白：“抽象也是要有本钱的。是给有钱人享用的。只要进入不了高档画廊，他就永远接触不到真正喜欢它们的人。但进入高档画廊，需要的还是钱。”于是，他从坚信，转而动摇，紧跟而来的是怀疑，最后，张治文成了大卫，也去了十宝街，成了商人，尽管他还画画。

    有意思的事情就在这里：当一个人极力在维护自己的精神自尊的时候，精神自尊并没有从天而降，相反，在物质主义取得胜利的地方，精神自尊反而悄悄地来临了。这或许就是这个物质时代的经典悖论之一。在这个悖论中，变化最大的是王小蕊，“年轻漂亮的太阳一样的王小蕊”：“隔着玻璃窗，她指着一个女人，她说那个女人是鸡。后来她就不说了。她跟着一个男人去酒店的吧座，那个男人捏了她一把。她急了，把他弄疼了。后来她就不急了。她也不再对保安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的话了。她镇定自若地做一切事情。对那些银光玻璃下面的商品，她也不再光是说着‘真漂亮’了，有时候，她也会优雅地从皮包里取出钱夹，买下一件两件的了。一个镇定自若的人就渐渐地会有许多办法。一个镇定自若的人还常常是有钱的。”王小蕊天生是这个时代的尤物。时代现实，她比时代更现实。相比之下，安弟对这个物质社会的认同，内心要复杂得多，因为她一直没有停止对精神、爱情的向往，“她觉得生活是应该有原则的”，所以，她喜欢外婆生活过的三四年代的旧上海，觉得自己在那些历史的暗影里能找到精神的慰藉；她爱过王建军，可她醒来时发现躺在她身边的是老魏，王建军出卖了她；她后来又喜欢上了看上去既超拔又孤独的大卫，可“大卫对于生活的怀疑和绝望，要远远地高于她原来的猜想”。安弟是单纯的，她的单纯使她对任何物质的追求，都要为它找到精神的理由。“还是那句老话，还是那两个老词：物质，还有精神。因为已经认同了王建军对于蓝天和红色果子的描述，安弟便认为，王建军的物质里面，都带有着精神的特质。就如同安弟认为：淡色晶莹的外婆传下来的玉，与大红色的尖头皮鞋是不同的；去十宝街的自己和去十宝街的别人是不同的；带着精神特质的物质与纯物质也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可以推论说：接受诸如此类的礼物——带有精神特质的物质，是可以的，是应该的，是令人愉悦的。”

    安弟的内心还是有信念的，她与王小蕊之间的不同，也慢慢地变得显著起来。有许多事情，王小蕊能做到的，她做不到，比如性，王小蕊和她情人之间的性，从来没有过灵魂的参与，他们把性的意义最大限度地简单化，赋予它最实际的功能，照样可以享受到快乐；但安弟不行，她对情感，对性，是有信念的。这就是她们两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尽管她们也曾有过许多共同点，比如她们一起到十宝街，都喜欢漂亮的东西，都不安于现状，都喜欢钱，都受过时代的诱惑，但她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如果说，王小蕊是个很简单的人，那么安弟或许就要复杂一些。如果说，王小蕊只是希望：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能有，那么安弟就绝不仅在于此。物质，在于王小蕊是一种终结。在于安弟，则是一个过程。一架阶梯。她希望通过它，通过它们，到达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描述清晰的所在。
    ——朱文颖:《高跟鞋》

    这种不同，就好像曾经出现在安弟头脑里的两个清晰的形象：一个是王小蕊脚上那双尖头亮漆的皮鞋，大红色，走在柏油路上啪啪直响的。另一个就是那块玉。颜色很淡。看上去相当低调。鞋，尤其是高跟鞋，它美丽，但扭曲而变形，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王小蕊的人生，因为“在当今时代，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鞋则会带你走过通往心灵世界的大门”③，它预示王小蕊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坦然地热爱物质并享受物质给她带来的快乐。而玉代表的是安弟，代表她想象中的生活，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二者虽然不同，走向的却是几乎相同的心灵结局，那就是比广阔的物质更加广阔的虚无。王小蕊在艾温公寓，“她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她不知道这种空虚是什么时候、又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她不知道这种空虚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们现在围绕着她。”王小蕊以前贫穷，可等她拥有了足够多的物质之后，她蓦然发现，城市的变化永远要比她的变化来得快，她不仅跟不上城市所掀起的一个比一个猛烈的物质潮头，反而留下了一大堆心灵问题得不到解决。“王小蕊觉得自己不行了。崩溃了。她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四十几岁的外籍华人，去了丹麦，去了那个有海和美人鱼的国家。王小蕊说，走到现在，也回不了头了。而安弟也在失意矛盾的生活中，开始认识到，一切事物的存在量都是有限的，无论是幸福，还是爱情。她也只能和王小蕊一起幻想那个美人鱼的故事。哦，人周旋于物质之间，结果自己仿佛也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物质本身，世界如同机械，人心如同沙漠。当庞大而缜密的物质主义世界全面降临的时候，温暖而柔情的人性世界就只好退场了。在这种境遇下，也许安弟和王小蕊都还会活下去，但可以想像，在她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可靠的信念来对抗物质的侵蚀之前，摆在她们面前的， 只能是无边无际的广阔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