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丽敏：一个老外的共产主义(中国青年报 2004-8-11)

封底人物
一个老外的共产主义
2004年08月11日 03:17:35
本报记者 包丽敏
 
最初，他信仰上帝，并立志当一名牧师。但18岁那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于是，渐渐地，在他的世界里，上帝隐去了。24岁那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现在，他住在中国，并想申请中国国籍。在13亿中国人实践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也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实践着他的信仰―――
300多年前，戴维？昆丁？道迪埃的家族从法国移民到北美的那块土地，那时它还不叫美利坚。
在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昆丁呱呱一落地，就成了天主教徒。小时候，昆丁曾经梦想当一名牧师。20岁以前，他每周都去教堂做礼拜。
但是大约10年前，他的父母接到他的电话，他们的儿子说，他改信马克思主义了。1995年，24岁的昆丁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成了道迪埃家族里惟一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1999年，这位美国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定居，并且，还想申请中国国籍。
道迪埃夫妇确认儿子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并没有特别惊讶，也没有反对，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吗？”
昆丁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美国，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想申请政府公职多半会遭拒绝。在许多美国老百姓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好词，意味着要远离教堂，意味着要将他们的房子和财产充公，意味着大家一起贫穷，等等。但这并不影响昆丁的选择，因为“这就是信仰”。只不过，昆丁没对他在美国的上司、同事和同学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正像父母叮嘱他的那样：“你自己小心一点。”
33岁的昆丁有着一头柔软的亚麻色头发，蓝褐色的眼睛，近1．8米的个头，体重不下200斤。
昆丁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来自小学里的一次地理课。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苏联，地理老师请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大使馆寄来一些资料，当邮包寄到时，小学校长在邮包封面批了很醒目的一行字：“注意你的授课内容”。
18岁那年，昆丁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上大一，专业是古典语言，但他迷上了哲学。他先后研读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最后，在哲学谱系的地图上，他来到卡尔？马克思的门前。正在他发愁找不到马克思著作的时候，外祖母给他拿来了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4个小时后，昆丁为马克思所折服。“我读懂了，”昆丁说，“只要你能读懂，你就会发现共产主义可真是个好东西，非常正确。”
这个生长在美国乡村的大一学生，慢慢地开始用马克思教他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我看到的都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两年后，他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
跟许多名校毕业生一样，昆丁在一家公司里谋到一份不错的差事。如果不是因为来中国，昆丁也许会像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一样，成为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过上富裕安稳的生活。
但是，“我可不想像我的曾外祖父那样。”昆丁说。这位老人在同一个房间出生，在同一个房间去世。去世前一年，因为治病去了一趟不足50英里远的州府，这是他一辈子出过的最远的远门。而昆丁想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大洋彼岸。“我想看看社会主义在那里是怎么发展和实践的。”
1999年，当中国年轻人纷纷涌向欧美时，昆丁来到了中国，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外教，中文名字叫杜大伟。
来中国的第一年，他在言谈话语中提到的“家”，是指在美国的家；而一年后他回国探亲，嘴里所说的“家”已经变成了北京的家。当他结束探亲回到北京时，竟觉得“啊！终于到家了”。“因为在北京我觉得很舒服。”昆丁补充了一句，“不过，这跟我的政治信仰可没关系。”
在北京的“家”里，他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选集》，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书包里还塞着一本英文版的《三个代表》。“尽管中国目前的发展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方向是没错的，中国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昆丁定居中国5年后有关中国认识的总判断。
在13亿中国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杜大伟同志也在这里实践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他的实践从遇见小九开始。
那是4年前的一个冬日。天很冷，刚下过雪，昆丁走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这时他看到小九无助地坐在街边，面前摆着一块牌子和一个摊开的学生证。那牌子告诉昆丁：这个贵州农村来的高中生缺少学费，所以才到这里寻求帮助。昆丁并没有因此停下，径直走了过去，回到了他开足了暖气的家。但坐在雪地里的那个男孩的身影，不停地跑到他的脑海中来，赶也赶不走。昆丁又踏着积雪回去，把小九领进了一家麦当劳。“那天他看上去很难过，好像比我还难过。”小九说。
昆丁并没有在小九饱餐一顿后就把他“扔”回雪地里去，而是把小九领回了家，还把自己的两个床垫分了一个给他。在给小九所在的学校打了个电话证实他并不是骗子之后，昆丁决定资助他。他给小九买了条120元的新裤子并把他送上了火车。此后，他每个学期给小九寄1500元学费。小九高中毕业后，昆丁又资助他上了一所北京的民办学校，每年承担1万多元的学费外加生活费。有时小九弄得他“很生气”，因为“他需要钱的时候不告诉我”，或者“他为了省钱吃得很差”。
小九过生日，昆丁会在饭馆摆上一桌，请小九的同学一起来。小九喜欢吉他，昆丁就给他买了一把吉他。“他俩在一起很亲，看上去像家人一样。”昆丁的好朋友李宏伟说。有时人们会问昆丁跟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时昆丁通常懒得解释，也不愿提起小九的伤心往事，只是说“就像我收养的儿子吧”。事实上，在越洋电话中，小九称呼道迪埃夫人“奶奶”，电话那头则称呼小九“孙子”。
除了小九，昆丁还资助山西的一个女孩。这个昆丁从没见过面的女孩本是一个朋友资助的，但这位朋友的家庭遇到了经济困难，于是改由昆丁资助。他按时给女孩寄钱，寄了两三年，直到女孩高中毕业。但女孩并不知道给自己寄钱的是昆丁。“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任务是改造社会，这个我可干不来。”昆丁说，“我能干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如果我有1万块钱，我的账单都付了，吃得也不差，生活的需求满足了，少1000块并不妨碍我的生活。那么，如果这时有人需要这1000块，而我却没给，那我就是坏人。”
“当然，如果我只有1000块，而有人正需要1000块，那我很可能不会给。”昆丁说。他并不想成为无私奉献、牺牲自己的“圣人”。
“这就是我的哲学，在帮助别人和牺牲自我之间寻找平衡。”昆丁说，“能当‘圣人’的人很少很少，但人人都能像我这样。不要以为只有成了富翁才能帮助别人，每个人都有能力帮助别人。”
有一次，昆丁就被这样一个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感动了。去年，他在《今日北京》上读到一篇报道：河南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农民，虽然面对死亡和贫困，但却收养了几十名艾滋孤儿。
在跟这位农民接上头之后，昆丁开始每月给他寄去4000元。那段时间昆丁忙极了，一周工作7天，在两所学校给1000名学生讲课。有一次，他布置学生每人写500字的作业，结果他批改了50万字。昆丁的正常月薪是8000元，如果不做兼职的话，他将无法维持如此多的支出。但即使兼职，也不影响他兼当志愿者。那段时间，他每周还要抽出一定时间，为一个残疾人培训班义务讲课。
虽然“工作忙得快疯了”，但他打算将这笔钱长期寄下去。他说，真正打动他的并不是那些艾滋孤儿，而是那位坚强的农民。
可几个月后，这位农民收养的孤儿被政府开办的孤儿院接管了。昆丁不用再“疯狂”工作了，却反倒有些失落起来。
昆丁计算过：如果一天帮助500人，要使9亿人口脱离贫穷需要5000年。
“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为什么帮这几个？你帮了这几个，又能让情况改观多少？”有人问。
昆丁想了想，然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海滩上散步，刚刚潮落，成千上万条小鱼被搁浅在沙滩上。这时他看到另一个人正忙着捡起一条条小鱼扔回海里去。他问：你在干吗？那个人回答：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到时这些小鱼都会死。他笑了：你根本没法救下所有这些小鱼，你所做的并不能带来什么不同。那人捡起一条小鱼，嗖地扔回海里，说：可对这一条来说，我给它带来了不同。
“他信仰共产主义，没有功利目的。”昆丁的朋友李宏伟说，“只是因为他相信。”
昆丁相信，如果中国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必定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有问题的”，因为“一部分人的‘有’是建立在一部分人‘没有’的基础上的”。“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昆丁说，“可是人们总是批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滋生腐败的官僚主义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
而贫富差距，昆丁认为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中国没法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我喜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昆丁跟他的朋友柯特在一块喝酒时，经常会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方面，他是我的信息来源。他会告诉我中共十六大是怎么回事。”柯特说。事实上，柯特接受了不少昆丁的观点。“信仰共产主义一点都不奇怪，倒是有人相信资本主义，那才奇怪呢。”这位美国人说。
有朋友曾劝说昆丁去做点儿生意。“我不会去做生意的，”昆丁正色道，“因为那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对我来说，让工人们为我赚钱，就像是偷窃。”“你难道不承认你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为你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朋友反驳。
“是，没错，但我自己工作挣钱，我还是个工人。”昆丁回敬。
昆丁有一个朋友被他称作是“百分之二百的资产阶级”，因为“他很有钱，涉足商业和金融”，幸好他不是老板，只是高级顾问，否则，昆丁想了想，“有可能我不会接纳他这个朋友”。
昆丁每个月都要到住所附近的一家俄罗斯餐馆吃上一顿，为此他自嘲说：“我也很资产阶级嘛。”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一边享受美味，一边却穿着鞋底破了一个洞的皮鞋。他动了动脚趾，弄得软塌塌的皮面上下耸动，“我现在只有这一双鞋，一直穿着，”他说，“我得去买双新的了。”
“然后你打算一直穿那双新的，直到也穿出一个洞来？”
“不，我会把这双旧的修好，这样我就有两双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