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投站在涅磐十字路口 快速扩张等问题引隐忧

　　深创投是幸运的。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思想碰撞产物的深创投，十年间饮尽头啖汤。当年在市长李子彬和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力主下，集纳了一批仁人志士开始了深创投的大胆探索：最早按照国际惯例初创市场化运作机制，最早更新价值观念、人才观念；最早成功建立了全新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等。政府赋予深创投最大的管理权、决策权，而且，庄心一还建议将每年净利润的30%奖励给公司员工（最后确定为8%），还拿出具体项目纯利润的2%奖励项目团队。那时深创投一个部长级别的员工年总收入已过百万元，这在十年前的国有企业阵营里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在北京市、上海市等地方政府主导的同类创新投资公司纷纷殒落的同时，深创投却能连年盈利，给股东分红。尽管每股区区三分钱红利，却鼓舞了股东的信心，深创投得以实现第一次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由7亿元扩大到16亿元。完成了关乎生死的最惊心动魄的一跃。

　　深创投又是跌宕的。因为投资战略分歧，首任总裁阚治东曾萌生退意，递交辞呈；最初靠委托理财盈利的深创投饱受争议；2002年阚治东离开深创投，其制定的三步战略也才刚刚开始；2004年，深创投划归国资委，早前制度、机制优越性渐行渐弱。

　　 2006年，深创投历史上第一位专职董事长靳海涛上任，开始扩张，专心做股权投资，因为“创投形势好了”。但其2007年、2008年资产估值高点上大举投资，也给深创投埋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中国股权投资领域快速开放，几乎全球股权投资机构都来中国分享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深创投的龙头地位已受到很大挑战，曾经光芒四射深创投经过创业激情后，早前超前的体制带来的高效率已不再明显，再度焕发深创投那般昂扬斗志，恐怕需要深层的制度变革，需要真正的涅磐。

　　 深圳市创新投资公司（下称深创投）正在为增资扩股奔走。这位本土VC业老大，在政策、制度优越性渐行渐弱的背景下，正陷入效率困境。此次增资扩股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直接影响VC江湖的座次排位。

　　深创投从1999年创立至今，历经三任主管：阚治东（总裁）、陈玮（总裁）、靳海涛（董事长，在阚、陈时期公司董事长皆为兼职的政府官员，不参与具体经营）。各个时期，迥异的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和领导风格，使得深创投这十年跌宕起伏。创立初期，市政府领导的充分放权下，阚治东为深创投建立了一整套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奠定了公司高效发展基础。而制度的高效也终有成果，阚、陈时期投资的项目在2005年市场转暖以后逐渐退出获利。但当时创投市场曾经长达五年的严冬，也迫使委托理财业务成为了深创投前几年的主要盈利支撑。2004年，深创投被纳入国资体系，原本的制度高效嘎然而止，且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原定的公司净利润8%作为员工激励的机制也显落后。靳海涛上任后，高密度的投资策略和快速扩张，也亟需公司拥有充分市场化的机制支撑。在这个转折点，若不改革，深创投也许就被历史的车轮抛在了后面。深创投等待一场真正的涅磐。

　　 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积淀了创投十年岁月之厚重的精彩故事。故事的开头要从深圳市资本市场大背景说起：经历1996年沪深两地争夺证券市场老大的竞赛之后，深圳市一直在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占领国内资本市场制高点。

　　恰时，国家政策层面传出拟建立创业板和发展创投行业的信号。在这段历史中，现任深圳市创投公会秘书长王守仁尤为清楚。早在1984年，刚从香港考察回来的王守仁便被聘为深圳市政府决策顾问，参与当时的一些重大决策，其中包括深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深圳柜台交易市场的创办等。而他亦是国内创投行业的元老级人物。

　　近日他在接受《融资中国》记者采访时，慢慢为人们翻开创投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段岁月，也是深创投诞生在一块怎样的土壤：早在八十年代，创投行业就有过很多尝试，但多数试验都因为环境的不成熟而夭折。九十年代初，国家科委开始全力推动创投业的发展。一方面，陆续派人赴美学习考察，成立专家研究组对创业投资机制的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全国科技系统纷纷成立科技风险投资机构，财政出资投资科技企业，此时，开始由财政无偿拨款变为以公司或法人形式直接投资科技企业。

　　到1998年开始，政策层面利好不断。1998年2月，国家科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组成的部际协调小组成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小组分别启动。1998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民建中央提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即“一号”提案），后由国家科委牵头办理。1998年12月，科技部向国务院领导报送《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投资机制的报告》，获批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块股票市场问题，国务院要求中国证监会提出研究意见。1999年1月15日 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了实施方案。

　　 “而这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产业化的决定（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对创投行业具有深远意义。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层是各个高新技术园区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各个省也可以试行，而另一层则是在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开设高新技术板块市场，后来香港创业板推出，我们也改筹创业板了。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修改了《公司法》，增加一个条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王守仁说道。

　　创业板将推，一石激起千层浪。1998年10月，北京市政府牵头成立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上海市政府出资6亿元成立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6月到1999年6月，全国成立的风投机构达到了130多家。

　　 深圳市亦不例外。1999年元月，伴随着深交所创业板的准备，深创投的筹建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深创投被寄予的厚望之一：大规模投资创新类成长企业，不仅可获取资本收益，培育创新类企业，为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培养上市企业，做大深圳市金融行业规模，使新股停发后日渐萎缩的深圳市金融市场能够快速放大。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回忆，当时筹备组由阚治东任组长，深圳市计划局、科技局、交易所、证券公司等分别派出人员参与。原计划等《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设立办法》出台后再正式成立深创投，但该办法迟迟未出台，后来为了赶当年10月份的高交会（深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深创投便在8月底以公司制成立。1999年10月6日，公司签署了第一批七个项目投资协议和两个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金额达到7100万元。

　　与此同时，市政府大力营造蓬勃的创投环境，这也为深创投的发展起到了土壤催化作用。2000年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创业投资规章《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出台，对于当时的法规做了不少突破：降低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门槛；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可以全额投资；允许成立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同年，深圳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成立。“至此，由项目、资金、政策、股权交易市场、行业组织等构成的创业投资框架体系基本形成。”王守仁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