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验出了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开胸验肺”验出了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闲散一石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痛心的个体事件不少，有些事实在不忍再次提起。这些事件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则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她告诉执政者应该把握民心、顺从民意、服务民众，在改革中切莫忽视实现、维护、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占全国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仅承担改革之初之阵痛而且更要享受改革红利。因为他们是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立国之本，离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将直接危害党的执政地位，所以通过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等各种措施，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实是人民通过民主的办式在实行专政，而不是少数谋取利益的工具，上个世纪的苏联瓦解、东欧巨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旬之内，惊人事件知多少？

    不说2009年，不说整个7月份，只说7月下旬以来全国所发生的惊人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下面仅是列举几件：
    7月21日下午，广东立群模具厂员工廖世锴从宿舍四楼跳下身亡，他留下了一份“遗书”，内容为：“本人自去年12月进厂，从4月开始至今天一直上班，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身体实在是很累，今天刚好厂里没有什么事，特想请假。组长不批，跟他吵一架。这个厂真逼死人，是立群模具厂把我逼死了。”而遗书中的内容得到证实。
    7月21日，海南出现了“百余民工讨薪围堵海口上邦百汇城”的新闻，讨薪民人拉着“我要吃饭，还我血汗钱”、“孩子上学，马上还钱”的横幅，事件是由于上邦百汇城的开发商海南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8家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而引起的。“他们欠我们50多万元，已经拖欠了好长时间了，本来说好是今天上午解决的，但到了下午又说没有人来解决，我们才逼不得已这么做的。”该包工头说。
    7月23日，三亚30多农民工讨薪遭围殴9人受伤、救护车被迫开进公安局求助，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海南经济报记者报道，到中铁三局集团某项目工地讨薪的农民工当时强行阻断工程施工，并向施工人员和运梁车投掷自制的汽油燃烧弹，当场造成中铁三局8总队十多名施工人员被烧伤，其中3人严重烧伤，双方于是发生冲突，互有人员受伤。
    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７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7月28日，温州市区的街道上，出现了少见的情景：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红红绿绿的出租车几乎看不到，原来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了。不少司机反映，目前温州出租车运价低，但营运成本(租金、油费)高，往往一天开下来就混顿饱饭，运气不好还要亏本。他们同时认为，这就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导火索。
    当然，7月下旬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还是“开胸验肺”事件。7月28日，中共郑州市委作出决定，对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予通报批评，停止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磊工作，接受调查；郑州市卫生局党委作出决定，免去李国玉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职务，报请省卫生厅撤销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樊梅芳、王晓光、牛心华3人的尘肺病诊断资格，并根据张海超事件处理领导小组调查结果，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与此同时，中共新密市委作出决定，对新密市卫生局给予通报批评，免去耿爱萍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防疫站站长、监督所所长职务，责成有关部门对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以上6个事件，只是所有事件中的一部分，卑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对7月下旬以来发生的事件全部列举出来，但是这些事件足以说明问题。

     事件背后，全都涉及普通百姓利益

    上述这些事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呈散发状态，似乎都是偶发事件，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不然，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个别事件，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引发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工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这也这些散发事件的共同点。
    张海超明明患有尘肺病，郑州市职防所利用其诊断的垄断地位，就是诊断为肺结核，使得求医无门、用药无助。在这件事件当中，医生这个贵族阶层中的一分子，对农民的生命表现出是那么的不屑一顾，各级政府官员表现出是那么的冷漠，所在工厂老板表现出是那么的残忍，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觉得自己似乎是劣等人种。
    廖世锴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其休息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走向极端。在这件事件当中，工厂老板表现出是那么的傲慢，体现了资本的残酷和对法律的蔑视，体现出对工人的极端压榨，而使 廖世锴非常无助，不理智地走上了绝路，正如他自己所说“是立群模具厂把我逼死了”。这是用死来控诉资本的罪恶。
    海南两起讨薪事件更是因为资方拖欠农民工吃饭而引发的。农民工干最苦的活，受最大的累，拿最少的钱，可是他们指望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却被资方一拖再拖，使他们没有饭吃、孩子无法上学，而我们的政府、各级官员都对他们无所帮助，他们只能靠自己上街抗议，以引起相关官员的重视，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
    温州的车罢运事件，同样是的哥的姐们的辛苦劳动却得不到合理报酬。重庆市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也进行了改革，可是温州市还出现如此事件，说明普通劳动者的权利确实到了不采取极端手段无法保障的地步。他们为了生存，他们为了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也只好如此选择。
    通钢事件是因为工人担心私企吞并国企之后出现生存困难，使他们失业下岗，全家人陷入难以生存之境地。在过去许多国企改革中，一味地让工人作出牺牲，他们下岗了，待业了，他们为工厂辛勤劳动了一辈子，许多人老了却没有饭吃！在改革中，的确存在工人权益受损的情况。通钢工人看到了这一点，当建龙这个私企在国企亏损时退休合作、当国企赢利却要控制整个国企，而这个毫无道理的决定却是政府作出的，他们面对被下岗和一家人生活无着落的危险，又能够如何办？
    从这些个体事件涉及的人群看，包括农民工、个体工（的哥）、私企工、国有工。由此看来，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都是法律规定的属于统治阶级的工人阶层。

    事件背后，凸显出工农地位急剧下降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众利益得不到保护，以至他们不得不采取壮士断臂式的悲壮举动，以引起舆论关注，再引起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关注呢？这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对于频繁发生这些极端事件，一些政府官员往往处于麻木状态。他们不是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而是套用学者们的那种空而又空的“理论”来推卸责任。学者们说，现在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将凸显出来。于是，一些政府官员以此“理论”为依据，认为发生这些事件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认为发生这些事件是必然的，不要看得太重。所以，每每出现这样的事件时，都是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应付了事，接着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并未进行深入思考，查找真正原因，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增加、频繁出现。那么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三：
    第一，工人阶层经济地位急剧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地位的提升，工人阶级地位显著下降，他们的权利在改革当中被忽视、被漠视、被剥夺，长期得不到保障。资本地位突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意味着工人地位降低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各级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对投资的商人顶礼膜拜，这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在保证工人切身利益方面严重失误。当私企、民企、外企出现劳资纠纷时，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一屁股坐到资方一边，采取打压措施迫逼工人放弃合理要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工人往往成了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大批的下岗失业，而一些管理干部却掠起了巨额财富。在通钢事件中就有消息说，总经理年薪300万，而工人月给300元，不论是否属实，但管理层与工人层收入的极大差距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工人阶层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使得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导致情绪的急剧烦躁，这是极易引起激烈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二，工人阶层话语权的长期丧失。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工人阶层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也基本丧失。过去，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为工人说话的，现在还有多少官员为工人说话？过去干部与工人都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现在还有多少官员与工人如此这般？过去的所有决策都是要征求工人意见的，现在还有多少官员把工人的意见当成一回事？过去的学者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老百姓说话，现在的学者还有多少能够做到这些？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一个与工人离得很远的享受特权的阶层。人大代表过去也是为百姓说话的，现在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各级官员，正如前述他们与工人之间有很大距离，不接触工人，不了解工人，不尊重工人，如何代表工人？至于人大代表中的黑社会成员、暴发户、富有者，虽然人数极少，但他们根本不可能为百姓说话的。工人阶层政治地位的下降，使得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维护缺乏代言人，直接导致的权益被侵害，这是极易引起他们与官员保持对立的态度。
    第三，工人阶层权益维护极端艰难。上述事件及其他事件说明，工人阶层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是多么艰难。张海超需要打开胸腔，以验证自己确实患了尘肺病。 廖世锴跳楼自杀，才能吸引政府官员前来调查其生前工作状态。在海南的农民工需要采取群体性地抗议活动才能可能拿到本来属于自己的那几个不多的却是全家活于人世所依赖的工资。温州的车司机也是毫无办法地采取罢运的办法，以争取自己的权益。通钢的工人只有在采取激烈对抗的惊心动魄的方式之后，吉林省政府才取消私有业主对国有企业吞并的决定。可是，还有多少工人和普通百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从众多的上访群体中就可以看出答案。当我们的官员都象陕西横山县委书记张志中那样，将自己应该做上访群众工作的职责强行交给教师，象石首市原书记那样“秋后算账”的言而无信，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与此不同的是，官员的权益保障非常坚固，河南宝灵县就千里办案，将在网上反映农民情况的王帅“抓获归案”，企图以诽谤罪判他的刑，只是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对，才使得他们不得不住手。工人阶层维护权益的艰难，使得他们不断采取能够惊动高层关注的特殊方式。

   上述事件告诉我们，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如果政府不为人民办事，这样的政府就变质了，人民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对。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都要坚决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解难，否则引发各类事件事小，动摇政权合法基础事大。这应该引起官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