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福建的南帆先生有一次被他的学生要求：“老师，您能不能不要给我们讲什么莎士比亚，给我们讲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如何填支票，行不行？”南帆老师苦笑着回答：“可我也不会呀！”

再讲个笑话，还是关于这个“什么莎士比亚”的。一所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正讲到莎士比亚，一学生一脸茫然问同座：“莎士比亚是谁？做什么生意的？”

这两个笑话，都有点让人笑不起来，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常年靠文学混饭的人来说。文学这个东西，饿不能当饭吃，冷不能当衣穿，在一个实用主义越来越通行无阻的时代，处境越来越尴尬似乎是必然的。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文学的尊严和价值也许就蕴含在“它是无用的”这个实用主义判断之中。

曾经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用一个印度，跟英国人换一个莎士比亚，英国人会不会换？姑且不论这样的交换有操作上不可克服的障碍，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英国人绝不会答应。试想，没有了莎士比亚的英国还是一个完整的英国吗？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小说《百年孤独》荣膺那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哥伦比亚老百姓欣喜若狂，举国狂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从此在世界上有了较为正面的形象（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提到这个国家就是“内乱”与“贩毒”）！文学诚然是“无用”的，但你能想象，如果土耳其没有了帕慕克，如果智利没有了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如果南非没有了戈迪默？

我不妨来“危言耸听”一次：一个越来越对文学缺乏认知与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种只能看到现实而无法从现实中升华出精神力量的进步是没有灵魂的进步；一种只有金钱的富足而没有对美、自由、人的尊严的尊重与呵护的发展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发展。

而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实用主义正在蚕食着本已局促的文学想象，局限着人的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写到湘西农村的“未经开化”的淳朴的生活状态，这里的人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现代人的功利心，比如翠翠的爷爷在河上给人摆渡，人家给他钱他都不要；如果硬放在他船上，他就会用这钱买来茶叶、草烟给过路人用，真正是“古道热肠”。老船夫上街买肉，卖肉的屠户也坚持不要老船夫的钱。沈从文无疑是在渲染一种大自然熏陶下的淳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那种渐行渐远的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我在一所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听到了一个学生对《边城》这样的批评：湘西人太缺乏商品意识、商品观念了，像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呢？这是典型的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作品的例子。老师表扬了这个学生“具有发散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表扬当然是可以的，倡导学生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各抒己见也没错。可惜的是老师在表扬了这个学生之后就让学生坐下了，转向了下一个问题。这怎么行?这种对待文学艺术的实用主义态度是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纠正的啊，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的“放行”就是对这种不正确态度的屈从、认同与趋附，“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也并不意味着“阿附学生的一切”呀！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尽到自己职责的老师！

孙绍振先生也讲过一个中学语文有关的例子。很多学生对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发表不同看法，理由竟然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这又是一个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学的例子。孙绍振先生就此批评说：“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让儿子自己去，又快，又安全，又不会违反交通规则。父亲去买，比儿子费劲多了，就橘子的实用价值来说，并没有提高。但是，父亲执著地要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是显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不是这样，父亲认真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问题，就太理性，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朱先生这篇是抒情散文，并不是以实用价值动人，而是以情动人。”孙绍振先生是大学问家，但这段分析却并不高深，可以说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完全应该达到的水平，可惜大多数语文老师或许是力有不逮，或许是有其他原因，对学生的错误观念都从“鼓励学生”的角度给予了认同和首肯，而放弃了对学生的错误观点进行纠偏、引领和提升的职责。

套用索尔·贝娄的话，文学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岛屿”，需要一种“跟世俗利益和流行风尚隔绝”的空气。如今，在实用主义“通吃”的时代，也许还能让人稍微振奋一点的话题该是“莎士比亚拿了多少稿费”吧？

或问：

福建的南帆先生有一次被他的学生要求：“老师，您能不能不要给我们讲什么莎士比亚，给我们讲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如何填支票，行不行？”南帆老师苦笑着回答：“可我也不会呀！”

再讲个笑话，还是关于这个“什么莎士比亚”的。一所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正讲到莎士比亚，一学生一脸茫然问同座：“莎士比亚是谁？做什么生意的？”

这两个笑话，都有点让人笑不起来，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常年靠文学混饭的人来说。文学这个东西，饿不能当饭吃，冷不能当衣穿，在一个实用主义越来越通行无阻的时代，处境越来越尴尬似乎是必然的。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文学的尊严和价值也许就蕴含在“它是无用的”这个实用主义判断之中。

曾经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用一个印度，跟英国人换一个莎士比亚，英国人会不会换？姑且不论这样的交换有操作上不可克服的障碍，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英国人绝不会答应。试想，没有了莎士比亚的英国还是一个完整的英国吗？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小说《百年孤独》荣膺那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哥伦比亚老百姓欣喜若狂，举国狂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从此在世界上有了较为正面的形象（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提到这个国家就是“内乱”与“贩毒”）！文学诚然是“无用”的，但你能想象，如果土耳其没有了帕慕克，如果智利没有了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如果南非没有了戈迪默？

我不妨来“危言耸听”一次：一个越来越对文学缺乏认知与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种只能看到现实而无法从现实中升华出精神力量的进步是没有灵魂的进步；一种只有金钱的富足而没有对美、自由、人的尊严的尊重与呵护的发展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发展。

而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实用主义正在蚕食着本已局促的文学想象，局限着人的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写到湘西农村的“未经开化”的淳朴的生活状态，这里的人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现代人的功利心，比如翠翠的爷爷在河上给人摆渡，人家给他钱他都不要；如果硬放在他船上，他就会用这钱买来茶叶、草烟给过路人用，真正是“古道热肠”。老船夫上街买肉，卖肉的屠户也坚持不要老船夫的钱。沈从文无疑是在渲染一种大自然熏陶下的淳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那种渐行渐远的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我在一所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听到了一个学生对《边城》这样的批评：湘西人太缺乏商品意识、商品观念了，像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呢？这是典型的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作品的例子。老师表扬了这个学生“具有发散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表扬当然是可以的，倡导学生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各抒己见也没错。可惜的是老师在表扬了这个学生之后就让学生坐下了，转向了下一个问题。这怎么行?这种对待文学艺术的实用主义态度是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纠正的啊，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的“放行”就是对这种不正确态度的屈从、认同与趋附，“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也并不意味着“阿附学生的一切”呀！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尽到自己职责的老师！

孙绍振先生也讲过一个中学语文有关的例子。很多学生对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发表不同看法，理由竟然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这又是一个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学的例子。孙绍振先生就此批评说：“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让儿子自己去，又快，又安全，又不会违反交通规则。父亲去买，比儿子费劲多了，就橘子的实用价值来说，并没有提高。但是，父亲执著地要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是显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不是这样，父亲认真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问题，就太理性，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朱先生这篇是抒情散文，并不是以实用价值动人，而是以情动人。”孙绍振先生是大学问家，但这段分析却并不高深，可以说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完全应该达到的水平，可惜大多数语文老师或许是力有不逮，或许是有其他原因，对学生的错误观念都从“鼓励学生”的角度给予了认同和首肯，而放弃了对学生的错误观点进行纠偏、引领和提升的职责。

套用索尔·贝娄的话，文学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岛屿”，需要一种“跟世俗利益和流行风尚隔绝”的空气。如今，在实用主义“通吃”的时代，也许还能让人稍微振奋一点的话题该是“莎士比亚拿了多少稿费”吧？

或问：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曰：他做一笔绝大的“生意”，这样的生意除了他，世界上没几人做得了，你想试试？

？曰：他做一笔绝大的“生意”，这样的生意除了他，世界上没几人做得了，你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