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又见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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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仰融 2009-07-09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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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几年之后，仰融主动对国内的媒体说，“我想回来，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推动中国汽车业以及工商业的跨越发展”。当这样的消息传来，我禁不住会心一笑。我能想象仰融身在美国，心系祖国的情景。“我是中国人，心里有至死也打不破的中国结。”这是仰融的大实话！所谓家国情怀，本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几个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加上据说有资本，有能力，仰融说想回来，可能就是一种真实的渴求，而不是在大洋彼岸作秀。
但有些问题并不会因为仰融的满腔热情就自行消失。
想当年，辽宁官方以言之凿凿的罪名来抓捕仰融，到今天仰融并未归案，官方的执法行为理论上讲当然就不会结束。我想仰融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但现在，他看上去思乡心切，报国热情高涨。有人说，可能是仰融拿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欢迎回国，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了；也可能是国内某些地方官员招商引资力度太大，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仰融这样的大佬，以至于向仰融开出各种优惠条件，促使仰融真的动了心思。
以仰融当年成功脱逃到美国的经验，他当然担心自己回去会遭到清算，所以他会自己给自己打气，“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 仔细琢磨这些话，人们会发现，虽然事情过去了7年，但仰融依然不认为自己当年有罪。现在，他似乎愿意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再一次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
但问题在于，当年死活都要整倒仰融的官员，如今已经扶摇直上。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真的能原谅仰融么？
事实上，面对仰融，如果我们继续纠缠过去的官司，并无意义。而且，我甚至认为，仰融今天打算复出的消息，对财大气粗的某些地方政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之所以愿意再一次围绕仰融说话，是因为我再一次从仰融的言语之中，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的某些致命的缺陷！
我们曾经熟悉的仰融，依然如当年一样迷恋宏大叙事，热衷于把企业建设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而热衷于构建一种不可以细分的政企关系，并以为只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才有意义。人们总是在告诉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是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强迫自己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企业利益、个人利益搅在一起，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才是最宝贵的品质。事实上，我们都错了，更多的时候，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使命感让我们目中无人，看到了远方乌有的美好情景，却对脚下的细节视而不见；强调了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却对企业和个体的价值有意识戕害。7年过去了，人们以为仰融终于明白，企业的就是企业的，国家的就是国家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坚守合理的分工原则。可惜仰融并没有建构起这样的认知，他还在美国的土地上，以一种叛逃者的身份喋喋不休地言说：“我现在的眼界更高更阔了，想中国的事，做中国的事，都要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去谋求和实践。”
面对如此高迈的话语，我们当然不能贬损。谁不爱自己的祖国？我甚至能想象许多中国人听到仰融的这些口号，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我还是提请仰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企业做成一项企业，只是做成一个企业，而不是做成政府的一个部门；如何找到真正的市场化方法，而不是在某种灰色的官商勾结地带谋求企业的发展；如何紧紧抓住企业的效率和核心竞争力，而不要有太多的宏大使命感。市场经济有着清晰的细节分工，企业只需要做好企业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定意义上，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才是当年仰融败走美国的主要原因。凭心而论，当年仰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后来全国各地国有企业纷纷上演的MBO的一次路演。现有政治体制下，官方显然有太多的理由判定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管理人员隐形诈骗，或者是贪污腐败，即使仰融的资本运作手段再怎样眼花缭乱，在意识形态和国有制度的逻辑下，这些所谓的资本技术，都不堪一击；反过来，我们也同样认为，如果基于现代企业制度说话，作为企业创始人的仰融，他当然应该享受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种种恩惠，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的弊端有目共睹，在一定意义上，仰融当年的资本运作，应该是对国有企业缺陷的有力纠正。如果用长远的观点来看，仰融当年的一系列动作，事实上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奏曲。
可惜，这种乌托邦式的分析，太不符合国情。残酷的现实在于，仰融必须出走美国，否则他必然锒铛入狱。这正是仰融的狡黠之处！他果断的逃亡，换来的是他7年的自由。相比之下，北京物美的老板张文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得到的是一张18年的判决书。想想张文中，堂堂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系统工程学博士后，并在10内将一堆几乎一钱不值的国有大白菜摊点发展成为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累计上涨420%。这么有学问、有贡献的企业家，怎么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田地呢？
这么多年，我对张文中的印象一直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他和仰融在企业管理，资本运作方面可以比肩，惟一不同的是，仰融在东窗事发之后果断逃走，而张文中却在北京持守观望。这显然是中国企业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逃走了的，继续逍遥，没有逃走了，就只能在监狱里偶尔放放风了。我记得当年托普的宋如华，也是事到临头，一走了之，如今不知道在加拿大的哪个风景胜地享清福；我也记得更加有名头的田源，曾经的中央国家机关高级官员，曾经的中国期货之父，如今也是靠着流落美国，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为什么宋如华和田源暂时还没有急匆匆地要回来呢？为什么狡黠如仰融却要满世界发布消息，立志要回国振兴中华呢？他真的想好了吗？还是另有所图？没有人知道仰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事态的发展吧。
（本文见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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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几年之后，仰融主动对国内的媒体说，“我想回来，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推动中国汽车业以及工商业的跨越发展”。当这样的消息传来，我禁不住会心一笑。我能想象仰融身在美国，心系祖国的情景。“我是中国人，心里有至死也打不破的中国结。”这是仰融的大实话！所谓家国情怀，本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几个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加上据说有资本，有能力，仰融说想回来，可能就是一种真实的渴求，而不是在大洋彼岸作秀。
但有些问题并不会因为仰融的满腔热情就自行消失。
想当年，辽宁官方以言之凿凿的罪名来抓捕仰融，到今天仰融并未归案，官方的执法行为理论上讲当然就不会结束。我想仰融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但现在，他看上去思乡心切，报国热情高涨。有人说，可能是仰融拿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欢迎回国，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了；也可能是国内某些地方官员招商引资力度太大，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仰融这样的大佬，以至于向仰融开出各种优惠条件，促使仰融真的动了心思。
以仰融当年成功脱逃到美国的经验，他当然担心自己回去会遭到清算，所以他会自己给自己打气，“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 仔细琢磨这些话，人们会发现，虽然事情过去了7年，但仰融依然不认为自己当年有罪。现在，他似乎愿意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再一次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
但问题在于，当年死活都要整倒仰融的官员，如今已经扶摇直上。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真的能原谅仰融么？
事实上，面对仰融，如果我们继续纠缠过去的官司，并无意义。而且，我甚至认为，仰融今天打算复出的消息，对财大气粗的某些地方政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之所以愿意再一次围绕仰融说话，是因为我再一次从仰融的言语之中，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的某些致命的缺陷！
我们曾经熟悉的仰融，依然如当年一样迷恋宏大叙事，热衷于把企业建设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而热衷于构建一种不可以细分的政企关系，并以为只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才有意义。人们总是在告诉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是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强迫自己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企业利益、个人利益搅在一起，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才是最宝贵的品质。事实上，我们都错了，更多的时候，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使命感让我们目中无人，看到了远方乌有的美好情景，却对脚下的细节视而不见；强调了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却对企业和个体的价值有意识戕害。7年过去了，人们以为仰融终于明白，企业的就是企业的，国家的就是国家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坚守合理的分工原则。可惜仰融并没有建构起这样的认知，他还在美国的土地上，以一种叛逃者的身份喋喋不休地言说：“我现在的眼界更高更阔了，想中国的事，做中国的事，都要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去谋求和实践。”
面对如此高迈的话语，我们当然不能贬损。谁不爱自己的祖国？我甚至能想象许多中国人听到仰融的这些口号，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我还是提请仰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企业做成一项企业，只是做成一个企业，而不是做成政府的一个部门；如何找到真正的市场化方法，而不是在某种灰色的官商勾结地带谋求企业的发展；如何紧紧抓住企业的效率和核心竞争力，而不要有太多的宏大使命感。市场经济有着清晰的细节分工，企业只需要做好企业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定意义上，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才是当年仰融败走美国的主要原因。凭心而论，当年仰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后来全国各地国有企业纷纷上演的MBO的一次路演。现有政治体制下，官方显然有太多的理由判定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管理人员隐形诈骗，或者是贪污腐败，即使仰融的资本运作手段再怎样眼花缭乱，在意识形态和国有制度的逻辑下，这些所谓的资本技术，都不堪一击；反过来，我们也同样认为，如果基于现代企业制度说话，作为企业创始人的仰融，他当然应该享受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种种恩惠，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的弊端有目共睹，在一定意义上，仰融当年的资本运作，应该是对国有企业缺陷的有力纠正。如果用长远的观点来看，仰融当年的一系列动作，事实上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奏曲。
可惜，这种乌托邦式的分析，太不符合国情。残酷的现实在于，仰融必须出走美国，否则他必然锒铛入狱。这正是仰融的狡黠之处！他果断的逃亡，换来的是他7年的自由。相比之下，北京物美的老板张文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得到的是一张18年的判决书。想想张文中，堂堂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系统工程学博士后，并在10内将一堆几乎一钱不值的国有大白菜摊点发展成为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累计上涨420%。这么有学问、有贡献的企业家，怎么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田地呢？
这么多年，我对张文中的印象一直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他和仰融在企业管理，资本运作方面可以比肩，惟一不同的是，仰融在东窗事发之后果断逃走，而张文中却在北京持守观望。这显然是中国企业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逃走了的，继续逍遥，没有逃走了，就只能在监狱里偶尔放放风了。我记得当年托普的宋如华，也是事到临头，一走了之，如今不知道在加拿大的哪个风景胜地享清福；我也记得更加有名头的田源，曾经的中央国家机关高级官员，曾经的中国期货之父，如今也是靠着流落美国，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为什么宋如华和田源暂时还没有急匆匆地要回来呢？为什么狡黠如仰融却要满世界发布消息，立志要回国振兴中华呢？他真的想好了吗？还是另有所图？没有人知道仰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事态的发展吧。
（本文见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