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口的误区

走出人口的误区

--回应何清涟李辉的对话

赵诚 1999年10月

1999年《书屋》第四期刊出了《我们仍然仰望星空--世纪之交的回望》，何清涟和李辉的对话。何李对话关于中国经济和近百年现代化的历程，多数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有一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对今后中国最主要的和最难解决的关于人口的问题。我想谈一些不同看法。

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官方以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为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出发点。之后，以人口多、耕地少、素质低，特别是低素质的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情为由，坚持现阶段以人权的生存权发展权为主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些人也以人口多素质低为借口，其中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为代表，以为自己的父辈有军功，从农民变成了城里的新贵，就有资格对农民君临其上地指斥，因为自己是城里人就可以对低素质的农民持岐视态度，认为大量低素质的农民是中国现代化难以实现的诸多难题之源，农民身份的中国人，永远是土地的附属物，离土也不能离乡，上千万的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出现了乱了纲常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就要造成不稳定，他们忘了正是沂蒙山农民大嫂的乳汁把他们的父辈送到了城里！他们在国家主义的旗号下，以控制住“盲流”为名，企图继续维持人为扩大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维持市民和农民的等级身份制度，拖延或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何清涟的思想倾向当然不属上述行列，但她对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她的对人的终极关怀和认真的不昧良知的学术探讨，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其真诚地主张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敢于仗义直言经济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由此产生的巨大道义优势对善良的人的影响不是那些昧着良知和为了一已私利曲学阿世之徒所讲的“乡愿之理”所能比。因此，更有必要将其人口观错误指出。当然，我在这里首先要声明我对何清涟本人在走向人文关怀上的勇气和在学术的成就是深怀敬意的，而且除了人口和中国农村问题上同她有不同看法外，她在《现代化的陷井》和《经济学与人文关怀》中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多数观点上我是赞同的。

何清涟关于中国人口增长在清朝中叶即传统农业社会中，出现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以后社会动乱与此有关，我对此不持异议。但是，我对她的“将来限制中国发展的最深层次因素还是人口问题”；“我认为，与社会制度这些因素相比，人口过多更是根深蒂固的贫困根源”；“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无一不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制度，反贫困策略当然就是改变社会制度。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才回过神来，知道是自己人口太多。所以我总是说，中国人将来会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何清涟还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还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再生基地--农村，中国农村始终是人口障碍的真正发生地。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基本上不太起作用，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农民，一般都是两胎，三胎、四胎、五胎简直没有节制。”因此认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曾经提出过一个‘二元经济论’认为通过几十年的现代化，传统部门的生产者慢慢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人口过剩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一理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即使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农村的大部分过剩劳动力都没办法找到出路，更不用说在经济紧缩时期。而且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以其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根本不可能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就业。所以是中国农民人口的庞大再生产能力，从总体上看，只是不断再生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个群体只可能是犯罪团伙的一大供给基地。”对于中国已经很庞大的人口数量短期内不能停止增长及农村是庞大的人口再生产基地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但认为通过几十年现代化不可能把传统生产部门的生产者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这种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教育政策到从此进入封闭，不能向良性方向发展，上述观点才能成立。而能否向良性方向发展，现在还存着多种可能性。

我认为何清涟在人口问题上走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现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积累而成，而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其次对人口和资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持一种静态的观点，缺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陷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结论，而忽视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条件；第三，没有看到人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也只能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巨大，不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而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长久以来中国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较为成功，这包括从商鞅变法废除了“田里不鬻”而建立的以小农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度、从孔子开始的私人办学，发达的文化和对教育的重视、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郡县制、科举制及与此相连的在选拔、回避、内部制衡上较发达的文官制度，对农业、水利及种植技术的重视，从国外引进的新粮棉品种（特别是明朝后，美洲的玉米、马玲薯的推广），清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货币在经济中的发展（鸦片战争前，清代出现的票号、以及明代就出现的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晋商），传统中医药的成就及其适应农耕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观念。中国的人口，从秦统一六国时的4000万、汉朝强盛时期的6000千万，历经无数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到明朝后期人口已达1.8亿，经过明清之际的大规模战乱之后，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人口已重新增长到2.75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人口已达3.13亿。（以上数字引自《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46-47页，第六卷 第15-17页 第538页）

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在农耕地时代能发展出三亿多人口的自成体系的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世界人口不足十亿时，出现一个三亿多人口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件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结果。如果我们在18世纪时，还停留在一个个小小的分散的部落社会，靠着采集或游牧生活那样低下的生产力，我们中国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把人口发展到这么多。这里肯定中国农业文明的成就，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专制政体，而是仅仅相反，“使世间这一最为进步的伟大文明落后于欧洲的，是她的政府过分专制，政府管制的如此之严，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发展的余地。”（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第57--58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全部验证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使从清朝中叶后，从白莲教起义开始，一直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150多年的内忧外患，人口总数不但没有出现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人口已达3.13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增长率虽有下降，但人口总数已增长至4.30亿，之后在内忧外患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战争就死亡7000万），1912年,民国建立时人口总数已增至4.4亿，之后在内战外战中，死亡人口至少超过三千万，1953年人口普查总数为5.83亿（不包括台湾省和近现代脱幅的地区）估计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人口为5.6亿。（以上数字引自《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15-17页 第538页）

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成立的原则，以何清莲对清朝中叶时“饥寒界线”计算，这一百五十年的战乱后，应该是人口减少，人口和土地资源重新得到了平衡。但是，事实上，是中国的人口从三亿多增长到了五亿六千万，翻了近一倍。怎样理解这一现象呢？一、何清涟“饥寒界限”的计算有误，二、重新的开疆拓土，向地广人稀的可农耕地区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三、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农业开发，四、农业的单位产量有所提高，即农业边际效益增加，五、通过贸易增加了现有资源的价值，或出现了新的可资利用的资源，六、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七、由于社会的封闭性使战乱仅在有限地区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构成影响，不影响社会总的最低生活水平。如果说其第一和第四种因素都不存在，那么应该说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这些因素不同程度上是成立的。清朝对台湾的领有，咸丰年间，从内地向东北的移民，之后向台湾的移民，省际间向西南，西北，华北的移民，证明第第二种因素存在，而从清朝开始到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大幅度的破坏，证明第三种因素的存在，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和其后的贸易，都证明了第五种因素的存在，而且在鸦片贸易以前，中国一直处在出超的地位，每年大约有350万元美洲银币的顺差（《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74页），加上明末一条鞭法后，货币经济的发展，18世纪中国谷物的价格长期上涨，价格上涨了300%，对生产者较为有利。（《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37页）这也说明第五种因素是存在的。清朝对匠籍制度解放，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鸦片战争后，近现代工业和现代大都市的出现至少能证明第五、六种因素是存在的，鸦片战争中，英军进广州时老百姓看热闹，甚至受雇于敌军不为耻，甲午战争中，福建省的地方官向扣留福建民船的日海军抗议说：你们是和北洋军作战，为何扣福建的船？{ 余杰《皇帝战争》《黄河》1999第1期145页}二战中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才能由侵略军组织起数以百万计的伪军和祖国正在抗敌入侵的政府军作战，《敌后武工队》中梁邦在日军杀了他的亲娘，才从汉奸队的武术教练变成抗日战士，或多或少能说明在传统社会中，社稷的安危只是朝廷和它的官员的事，老百姓并不认同国家是包括自己利益在内的社会公共体的代表，而认为自己是哪个朝廷都得纳粮的臣民，当然这也和长期的，特别是清朝的专制统治和思想箝制大有关系。这种只认同自己家族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其它所有的事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活态度，也许是中国人不为内忧外患所扰，继续在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中成倍繁衍原因之一，这或多或少能与第七种因素沾点边吧。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了清朝中叶到1949年的人口增长，专家门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但到此为止至少可以说明，中国自身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未出现马尔萨斯人口论中通过战乱减少人口，而是出现了有战乱也有人口增长的情况。应该承认在清朝中叶以后，人口和土地两要素之外，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其它要素。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建立在两要素的条件上的。

第三，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口发展是得益于人类总体进步和政府政策的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在50年间有成倍的增长，首先得益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最主要的有：第一，世界现代医药技术包括免疫学免疫药品的发展的成就。特别是以影像诊断技术和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明问世，对人类的健康状况巨大改进。第二，以现代技术对农作物和畜种的品种改良、农药、化肥和水利灌溉系统及旱作农业技术的发展。第三，现代通讯和交通的技术发展，使社会对付各种灾疫有了更多和更有效更及时的手段，以上各种技术的发明大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但它能迅速地普及到世界上任何愿意接受它的国家。第四，双边和以联合国为纽带的多边的国际交流与互助和救援活动，上述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正在现代化中的中国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其泽惠。其次，是中国政府现代化的努力中各种政策的因素，这主要有：第一，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医疗防疫网（虽然水平不高）、农技推广和植保网、并兴修了水利，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还有因政府的无知专断造成的以滥砍滥垦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短期内的粮食增产，这些因素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高了人的寿命，保证了新增人口的粮食，第二，在中国政府最高当局意识到人口与就业、资源的问题之前，中国人传统多子多福观念和领导层采用苏联模式及后来立足于打大战、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对人口的生育采取的鼓励或不加节制的政策，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为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政策，第三，计划经济下的分配方式在客观上有助于人口的增长，在当时的体制下，城市按人口配给供应量，农村按人口分配口粮，有助或客观上鼓励了人口增长，第四，在只注重以国防为主的工业的片面现代化的政策的下农村只是粮食、工业原料基地和工业品市场，工农业产品价格上存在着政策性的不公正的减刀差，农村社会发展落后，青年男性既是经济生产的劳动力，又是村里生活中政治力量。上述情况造成以家族和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的观念仍有强大的势力，多生和必须生男孩在农村并没有任何强大阻力。中国本来人口基数就大，加上述各种因素是造成今天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

第四、人口素质的提高自然就会把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中国人口数量庞大的基本态势下，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育龄期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口的结构一方面已呈现出老龄化，另一方面人口总数仍处在上升状态，目前从总体形态看，乐观一点估计，从1979年按城市一胎化和农村间隔两胎化的政策，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30年在到达16亿后，人口总数可以回落。估计到政策执行的折扣或在2050年人口到达20亿后，人口可以回落。目前各省会市为主的大城市，具有城市人口身份的中国人一胎化的政策已基本实现，人们在观念上已完全接受少生优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在一定时间后，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几十年后，这些城市人口完全有可能降到零增长或负增长。城市人口接受一胎化一方面是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单位在政治和经济上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其次，一旦大家都接受了这一实现，逐渐从中体会到少生的好处，其三，城市社会进步程度高，生女孩并不构成对观念上的压力和日常生活中劳力不足、势力小被人欺压的问题，其四，城市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的职业妇女占多数，从全世界来看，人口素质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发达国家和社会进步很快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多是低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在中国也是如此，人口素质越高的人群，人口出生率越低。我国现在城市社会文明程度和人口素质较农村高，人口出生率较低，而农村因其全方位的落后，人口出生率始终很高，以现在在人口上对官员考核指标和现在吏治的状态，农村人口真实数字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按政策指标来衡量，远高于城市。因农村人口素质低，而且数量庞大，中国社会的人口增长问题主要在农村。因此，可以断言，人口的素质高低与人口的增长数量有极大的关系。人口素质的提高自然就会把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第五、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而农民素质低，这本身就是以国家为目的的偏面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结果。只能靠纠正其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素质的问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素质低，有其历史的原因，从人类历史的过程看，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城市一定是处在社会进步的最前沿，城乡之间在此期间出现差别也属正常。但是，一个正常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城市进步的同时，除了在市场中经济社会的自然交流与开发外，政府在政策上应力求社会总体的共同进步，绝不应该人为地加剧城乡差别，更不应该以城乡居民划分公民的身份等级。但是1949年以后，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在农业上“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道路上”（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63页）,后来，虽上层觉察到苏联农业集体化后，粮食数字的虚假，但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始终认为苏联的集体化模式是方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后，为了压缩城市人口，确立了城乡户口封闭制。从此农民被缚束在土地上，城乡户口具有了不同的身份等级。这一政策得以形成除了采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外，以国家能迅速建立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为最优先目的，而不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的片面现代化的战略下，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把大批剪刀差形成的农业“纳贡”（斯大林语）资金大都投入城市和工业（孙冶方认为计划体制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最低也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几”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第159页）。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52年--1990年近 40年间，农业为中国工业化的净贡献达10000亿元人民币（张春根《县域论》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版第90页）。在中央计划下，不但在生产的投入上农业与工业不成比例，而且在教育和农村社会发展上，城乡投入更不成比例。国家以实现片面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来计划高等、中专、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由于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工业基础较好，从国家战略的实现上，仅有城市就足以提供所需人才。加上城乡户口制的建立，从本能上有高学历的人基本上是由乡向城的单向流动，因此，国家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教育资金投入、和师资配备和乡村有天壤之别，相当一部分农村的教育都是由公社和村办，其教育的投入和师资的配备都不需复言，一直存在到90年代末的农村民办教师和希望工程，就足以说明，片面现代化的战略，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在城乡之间带来了多么深刻鸿沟。正是这一战略下的政策，造成成了大量低素质的人口，这些来自农村的低素质人口，以他们现在受教育和水平，无法进入现代工业部门，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农村社会的落后，他们的确难以接受少生和优生的观念，而在城乡差别的强烈刺激下，和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与贫富悬殊下，一部分脱离了土地到城里来的青年农村人口，进入了社会犯罪的角色。这一事实，正说明了50年来，现代化战略选择和教育政策的失败。当然，指出上面农村教育落后问题时，我并不是说城市里的教育没问题，但在片面现代化的战略下，是以牺牲农村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为代价，支撑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苏联模式虽已失败，但苏联是在此模式下完成了工业化，在普及教育这一点上，苏联并没有忽略了农村，中国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将文盲从80%降到30%，苏联从1920年到1959年文盲从68%降到1.5%（黄白兰《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中国城市出版社第2页）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和计划水平上从达到未苏共的高度，因此，我们无论在模式选择上还是模式的执行上，都是失败的。

解决农村人口素质低这一问题，根本的办法是修正片面现代化的战略，把每一个人的发展当成目的，而不是以国家的某种利益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由政府负起对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责任，从资金和师资力量上，大幅度提高农村的教育投入，加速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和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出路，唯有这样才能通过一两代人提高人口素质，降低人口出生率。

第六、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大？还是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的不当及由此导致的人口素质低与发展矛盾大？当前，中国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有人主张必须选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何清涟不属后者）。实际上，这种说法乍一看，似有道理，实际上认真推敲，有巨大的虚假性，掩盖了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失败。首先，就人口总数量来说，中国是居世界第一，耕地、水资源、和许多资源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并不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从建国伊始就处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的以色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69人，人均耕地和水资源比中国少得多，但并不因此经济就不能发展，1997年人均GNP15810美元，其农业是在人均耕地1.01亩的情况下，农产品和食品还是其出口产品。（人口数字人均GNP来自19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190页，土地数字和出口项目来自《1994/95世界知识年鉴》第219页）从人口密度上讲，中国并不是世界最大的。根据《19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数字，中国（不包括台湾、香港）人口平均密度129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NP860美元。而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如卢森堡1530人/每平方公里（该数字以94-95《世界知识年鉴》第527页数据计算）荷兰456人/每平方公里，日本333人/每平方公里，比利时310人/每平方公里，英国243人/每平方公里，德国234人/每平方公里，意大利195人/每平方公里，瑞士178人/每平方公里，法国虽低于中国但也在106人/每平方公里。即使按爱辉--腾冲线来划，以《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数据，中国的人口12.27亿全都居住在其东部（占中国国土40%），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不过达到每平方公里328.9人，还不及日本，与上述国家相比，也处在中上等水平，因此，说中国的人口多到了要阻碍中国发展，这不是事实。实事上是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大陆的我们周边的，与我们历史与文化较近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远超过我们，并没有因人口多成为不能发展的原因。与如韩国456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NP10550美元，香港6218人/每平方公里，人均产值GNP25280美元，新加坡4896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NP32940美元，澳门18298人/每平方公里（以43万人口，23.5平方公里计算）人均GNP18000美元，台湾607人/每平方公里，1998年人均GNP12487美元(以1998年2187.1万人口计算,《中国国情国力》1999.10第48页)上述国家地区除了在发展模式选择上与中国不同外，在教育上与中国已产生了重大差距。以韩国为例，1960实行全民小学教育，1995年中学教育的总体入学率为90%，大学入学率为55%，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1995年度“私营部门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占GDP的6%，它超出了政府支出占GDP5%的比例” （《19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44页），由于其教育的成功，人的素质提高后，不但在经济上提高了对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而且自觉要求更为合理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其它当初在社会发展上与中国大体相当的，另外三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教育水平现都与韩国不相上下，他们的人口密度都大于我们，而并未影响发展，在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危机。如果说中国大陆“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亿人”，与我们隔岸相望的台湾也囿于传统文化和某种政治原因没有节育政策，甚至到了80年代初人口达到1900万时，人口问题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人工堕胎仍不合法，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台湾奇迹》第209页风云出版社）。事实上，台湾的人口近5 0年来从800万（本土600万，大陆迁入的200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86页海南出版社），增至2200万（最新数字），增加了175%，虽然，人口增长率已呈明显下降趋势(现为0.731%，据中央、国务院对台办《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图书出版社第4页))，但这50年和大陆人口增长119%的水平还有过之，但这并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有一些外籍劳工进入台湾打工。中国1995年公共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由80年的2.5%降至2.3%（同年刚果共和国为5.9%，津巴布韦为8.5%，印度为3.5%马来西亚5.3%，蒙古为5.6%，台湾为6.75%）（《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200--201页），这一结果必然是一大群低素质的劳动力在低层次低知识含量的消耗大量资源的经济领域中活动，特别是由于其愚昧，甚至不考虑自身生存环境地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自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人口问题突出。但这个表面下掩盖着的发展模式选择和教育的失误，才是问题的根源。人民公社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与分配制度上的一点点市场取向变化，对于中国人“吃”的问题产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当代人亲历的经验，难道不恰恰证明了制度的重要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的经济及由此产生就业问题，不应简单地归结为人口问题。何清莲“不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制度”而归结为“自己人口太多”，认为，“与社会制度这些因素相比，人口过多更是根深蒂固的贫困根源”；“将来限制中国发展的最深层次因素还是人口问题”，这种说法在学理上与自己奉行的“新制度学派”产生了逻辑的不一致。我认为，人口问题固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象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这样的未完成现代化的人口大国，现阶段尤其应该认真对待人口增长的压力，但人口问题绝不是中国不能发展的障碍，真正决定中国发展的是发展模式和人的素质。当前，打着各种旗号的企图延缓发展模式合理化和教育进步的阻力，才中国发展的真正障碍。

到此，人口论者，还可以提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向美国人一样消费，现有世界资源承受不了。我固然同意，以现有的某些资源开采量和利用方式不足以满足全球人口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在新的资源，尤其是农作物生长资源、能源和材料使用技术成熟之前，中国在一些具体项目的发展的上，更谨慎一些为好。但这绝不能成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放弃走向发达社会的理由。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后，就是一个文明不断成长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资源的利用更广泛更合理，能源使用方式会更合理，使用效率产生会更高，新能源也会产生，特别是在本世纪人类进入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后，这一点更不须担心。提出上述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模式，认为人类的发展至此就止步了，人类在这里应该停止发展而封闭自己了，开放社会从此进入封闭循环社会。事实上，这是一个虚假的前提，由于发达国家已进入一个开放社会，一定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一定能更有效利用地球的资源，新的原来不为人重视的资源极可能被发现出利用价值。发展中国家切不可陷入上述理论错误，画地为牢，而放弃发展。在人类的发展中有后来赶上的，有后来居上的。美国对于英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后来居上者。当前在信息革命的新机遇下，吉布提、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卡塔尔电话网络都实现了数字化，已经走在了某些工业国的前头。（《98/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9页）事实上人类社会由于文明的不断成长，养活了更多的人，随着知识之光照亮处在愚昧黑暗中的人群，更多的人会生活得比以往更好。20世纪已有比19世纪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看到20世纪后半页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理由相信，21世纪人类的前景比20世纪更光明。提高社会的开放度和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建立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包括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是一切落后国家和地区加速发展的唯一途径。

第七、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两要素，而是有相当的潜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未现代化国家，在50年代马寅初先生提出注意人口增长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高速工业化的影响，提出节制人口自有其合理性。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从学术观点中引伸出政策建议后，招来了当政者组织的围攻和迫害，这本身就是中国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制度性的缺陷。当年把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同起来本不符合事实，而对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的批判都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畴，是一种宗教迫害式的意识形态攻击。但马寅初在经济生活中对资金要素和工业化的重视仍然是在马尔萨斯人口土地两要素基础上的简单的生产要素增加，在看问题的角度上与两要素的人口论有相通之处。今天，国人把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另一个奉为圭臬的方式上完全等同，把中国发展的一切问题都最终归结为人口问题，甚至还把人口说成是中国发展的死结，心硬如铁者要把众多的农民排除到现代化过程之外，以富国强兵；悲天悯人者以当代发达国家为发展顶峰，提出封闭自我的绿色战略。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当今世界的不少人，特别是相当多的中国精英人士影响巨大，在这里有必要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澄清。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趋势永远快于生产的增长。如果不加限制，人口总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数级数增长。人口扩张到生活资料仅能维持生存的极限时，就会出现饥馑、战争和疾病，唯有‘堕落’(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才能遏制过度的人口增长。”（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572页）在马尔萨斯时代，生产基本上是持有简单劳动工具的人、土地两要素，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劳动者数量增加，人均所得减少，从而导致劳动者收入的减少，《人口论》（1798年出版）有成论之理（这一点哈耶克已有论述，下面将会介绍）。有意义的是，在两要素下，而当中国的人口突破3亿时，年长他55岁的乾隆皇帝在1795年（乾隆六十年）前也看出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只是他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寄在更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俭生活上。他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之田土，不啻倍蓰。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辟边外土地，藉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务当随时劝谕，俾使俭朴成风，惜物力而尽地利，慎勿以奢靡相竟，习于怠情也。……”（清史稿第3485-3486页）从那个两要素的生产时代到今天，20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从当时的不足10亿，到今天已有60亿人口了，按当时的眼光看，人类早就该陷入灾难了，但事实上是，人类总的情况，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怎样解释这一现象？罗马俱乐部的先生们曾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极限，认为目前人类的繁荣这只是极限前的暂时情况，一但突破极限，地球将不堪重负。作为对人类前途关怀一种忧虑，并在某一方面警醒世人，我尊敬这些先生们，并曾受其影响。但是我现在认为另一种看法更有道理。请原谅我要引哈耶克先生晚年写的几段话来阐明另一种看法。

“所谓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世界性的赤贫，此种现代观点简直荒谬至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马尔萨斯人口论简单化的结果。T·马尔萨斯（T·Malthus）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他那个时代是完全之言之成理的。只是现代世界的变革才使之陈旧过时。马尔萨斯曾假定，人类劳动可大致看作是生产中的同质要素（也即是说，雇用劳动千篇一律地被用于农业、劳动者工具雷同、机会均等），这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理论上两要素经济）并无多大出入。作为报酬递减率的先知者之一，在马尔萨斯看来，这必然意味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现在所谓边际生产率的降低。从而导致劳动者收入的减少，特别是在上乘土地已被条块分割后，情况更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事情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劳动已不是同质的，而是多样化、专业化的。随着交换的增强，随着通讯与运输技术的改进，劳动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密度的增大使分工成为必要，从根本上造成了多样化、专业化的局面，因而使发展新的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了可能。与生俱来或后天获得的不同技能成了难能可贵的因素，并从多方面形成互补关系。对劳动者来说，掌握新的技能，从而获得独此一家的市场价格，乃是很合算的事情。因此，不同的预期报酬引导着不同的自发专业化倾向，劳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着报酬。密集人群采用的技术和技能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恰恰是一钱不值的，如果这类技术已在其他地方得到发展，它们也会被迅速引进和沿用（假定可以获得所需资本）。大量人群和睦相处，频繁接触，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也会导致资源被更充分地利用。

当然，就此而言，劳动不再是生产中的同质要素，马尔萨斯理论也不再适用。况且，随着差别的扩大，目前人口的增长有可能导致未来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增长不但无法控制，而且将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由于个性化的发展）进步的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并不单纯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而是因为有了更多分门别类的人。人类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大，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它依赖的并不是个体知识的增长，而是日益增长的个体的多样性--为地球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提供了基础，它反过来要求间接的互惠网络不断扩展，而市场机制正是这种网络得以扩展的保证。由于市场展示了新的专业化机会，相形之下，两要素模式及其马尔萨斯理论也就逐渐变得暗淡无光了。

因此，以为伴随这一切发生的人口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普遍贫穷与灾难，这种普遍流行的恐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误解，一个统计性论断的结果。”（《不幸的观念》第172--173页）

哈耶克认为：“理解人口增长的关键是变异，我们有必要在此稍加展开。人类无与伦比的成就，是变异与多样性，并由此产生了其他种种特性。除少数物种由于人类的人工选择而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外，人类差异纷呈的局面是举世无双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自然选择中，人类发展了高效能的学习器官。从而在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正如在其他案例中一样，不是由于自我限制，而是由于自我刺激，导致了人口数量的扶摇直上。人口增长仿佛是按链式反映方式进行的，土地占有密度越大的地方，越能为专业化提供机会，越能造成个人生产率的提高，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着人口的增长。在如此密集的芸芸众生中，得到发展的不光是自然秉赋，而且还有各种文化传统的流变，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里，人类绚丽多彩的智力活动给了他们不断选择的能力--特别是在不断延长的青春时期，尤其是这样。”（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第179页）

“到目前为止……最高的人口出生率恰恰不是出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而是出现在发达经济的边缘地区，出现在穷人中。……但是，这些边缘地区现在已经逐渐消失”（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第180页）

“总而言之，在那个我们为之焦虑不已的可预见的未来，并不存在任何世界总人口将超过原材料资源承受力的危险。我们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存在这种危险，自然界固有的力量也将在此之前很久就遏制其发生。”（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第177页）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作两要素式的理解，在中国和世界人口可预见的增长趋势中，只要在市场和社会发展中让人充分地发展差异与多样化、专业化，承认多元的积极意义，根本不存在人口与资源的危言耸听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环境破坏一度也很严重，伦敦曾叫“雾都”，50--60年代美国钢都匹兹堡也曾烟雾弥漫，但随着环保意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又恢复了晴朗的天空。今天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用更新的技术发展节能和清洁生产。99年联大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发言也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他说：发展中国家不必为了保护环境而牺牲了经济成长。他解释说，这些国家可以使用新科技来同时改善经济和环境，因此可以避免付出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代价。

结论，可以说，表面上突出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都很低下，这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战略模式选择的失败。解决上述问题，只有选择市场，并在法律、政治和文化上全面适应市场经济。同时，中国人还需明白的一点是市场和民主政体一样并不是一进去就上等于上了“山顶圣城”，人的智慧、选择和创造性不是市场和民主可以取代的，只是市场和民主机制为人的智慧发展，优胜劣汰的选择和创造性提供了一个条件，人类在发展中总是处在不断试错和调试自己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自己发展的新问题，制度和人都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新的适应。只要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就地封闭起来，承认人类社会还在向无限的远景中发展，在向许多我们未知的领域走去，就必须承认，任何制度和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发展的所有问题，发展是每一代人都面临的课题。

1999年10月12日于山西太原

赵诚：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科社教研室邮编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