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想当个富人

上一期《远观中国》，我写了一篇《缩在“城堡”中的中国富人》，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不是因为我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这个话题太引人关注。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对“穷人”、“富人”等字眼儿特别敏感的国家，传媒上经常有贫富差距的报道和讨论，书店里也赫然摆放着《你为什么是穷人》、《穷人缺什么》、《穷人富人的距离0.05厘米》等书籍，像我这种仅仅因为标题中有个“富人”字眼的文章，也动辄莫名其妙地赚取不少点击率和众多的读者来信。
下面我尝试着答复其中几封读者来信，同时也对无法一一回复其它来信，顺便在此道个歉。
（第一封来信）
魏城先生：
我就住在贫民区，所以从小发誓要努力成为富人，但是现在在中国，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苦恼，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了，也没人出来管管，现在我得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还是当个收入一般的人算了。不过这样又买不起房了，怎么办呢？
读者：刘佳
（回复）
刘佳读者：
不瞒你说，我也曾经“发誓要努力成为富人”，现在也像你一样，满足于“当个收入一般的人算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和九十年代上半叶，我在中国北京的一家媒体工作。那个时候，似乎中国所有的人都想当富人，我也不例外。当记者，是我小的时候的志向，但真正当上记者后，除了最初几年的满足外，我又很快发现，“新时代” 吒咤风云的人物是富人：不仅阔绰、滋润，而且荣耀、风光。具体到我们报社，最受重用的记者，也逐渐从采访工人、农民或学者的记者，过渡到采访企业家或致富能人的记者了。
后来，中国的记者、编辑们又不满足于采访富人了，干脆自己也想当富人了。那时报社还不时兴坐班，记得同一办公室有一位同事索性“主次颠倒”，写稿编稿是副业，经营餐馆成主业，怀揣BP机，出入打的，抽烟全是洋烟，还请办公室全体同事到他餐馆免费吃过一次，羡慕得几位吃请的同事饭后便相互发誓：今后也要当个富人。
也难怪，那个时候有个时髦的说法，叫“脑体倒挂”，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吃官粮的文化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70多块，还不到那次聚餐“对外价格”的零头。
那个时候可谓“全民错位”：记者不务正业，去开餐馆，教授也不务正业，去卖烧饼；那个时候的经济也有些畸形，主业的收入或利润远远逊于配套的从业：炒瓜子者的利润，还不如包装瓜子者的收入，辛辛苦苦爬格子的写书人，挣的钱甚至比不上寄送征订启事的糊信封者。不瞒你说，为了实现那天聚餐后发出的誓言，我工作之余也装过瓜子，糊过信封。
再后来，邓小平南巡以后，我的许多媒体同事又分别投入两股热潮：下海潮和出国潮，但不管是“下”还是“出”，动机还是一个：想当富人。那时中国的文化人都坚定地认为，要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只有改行，似乎没有人把继续从事本行与发财致富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本事下海或出国的同事，大有一种穷守本行、困度余生的悲凉之感。
我也是在当时那股热潮的裹挟下去的西方。在西方这些年的经历，一言难尽。如果非要总结出一句话，那我会说：在中国错位的东西，在西方我又不得不归位。
具象一些说，在西方，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老板，并不是所有老板都是富人，并不是所有打工仔的生活都寒酸得不值得过。
在西方，不少小老板比高级打工者还要寒酸。有人说，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区别。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只要你是个老板，不管三教九流，不管你经营的企业规模有多大，你肯定比领工资的人富。但现在的中国也不一样了。这次我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就见过不少勉强维生的小老板和年薪上百万的高级打工仔。
纯以收入而论，我肯定不是富人，而且终其一生也不会是，但我认了。好在现在我又归位，干上了过去的老本行──新闻工作，这份工作收入一般，但能够使我维持一种还算体面的生活，不必改行。所以，现在我真的很满足于“当个收入一般的人”。
我觉得，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所有人各就各位的“归位经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则相反，是角色混乱、全民皆商、所有不安于现状的人都想当老板的“错位经济”。但话又说回来，成熟的市场经济机会少，空子少，发大财、牟暴利的可能性也少；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则机会多，空子多，乱世出英雄，的确是“冒险家的乐园”。
我至今早已断了当富人的念头，但我绝对不会因此贬低其他人想当富人的强烈愿望。相反，我认为，一个社会里，如果所有人都想当富人（但并不一定非要当老板），这绝对是件好事，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原始动力，而且有助于非市场经济较快地转型为市场经济，有助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较快地转变为成熟的市场经济。
如果所有人都想当富人，“炒瓜子的不如包瓜子的，爬格子的不如糊信封的”这类怪事就会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包瓜子、糊信封之类的简单劳动，毕竟投入低，入行易，人皆想富的结果，必定会分薄这类行业的利润。
如果所有人都想当富人，也更有助于经济均衡成长、社会和谐发展，因为人皆想富的结果，不仅会减少穷人的人数，也会逐渐把当富人的好处摊平，因此就不太可能造成富者暴富、穷者赤贫的两极分化现象，相反会造成富人和穷人都不太多、而“收入一般的人”占主体的中产阶级社会。
当然，如果当不上富人，也要安于当一个“收入一般的人”，这样，整个社会才不会充斥着太多郁郁不得志的失意者。
顺便预告一下，从下一期《远观中国》开始，我要连续写一组文章，专门谈谈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
罗罗嗦嗦、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此致
敬礼！
魏城
（第二封来信）
魏城先生：
读过先生的《缩在“城堡”中的中国富人》后，深有同感。
也许这一现象的确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过，也许他们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正如您文中讲到，我们是缩在城堡里呢，还是想办法让相对贫穷的人有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
祝　万安
读者：Teddy
（回复）
Teddy：
谢谢你的来信。
欧美发达国家确实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西欧和美国又有区别，美国的贫富差距和贫富分隔，要比西欧国家更为明显。我去美国旅游过，但没有长期居住过，所以自认为没有资格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但我向你推荐另外一封读者来信，或许可以为你了解美国的情况提供帮助。
这封电子邮件是一个署名本森·张（Benson Zhang）的读者从美国发来的，原文是英文。本森·张住在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解答了我那篇文章中有关美国穷人区、富人区治安状况的疑惑。也许你的英文很好，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来信翻译成中文，以供其他不懂英文的读者参考。
此致
敬礼！
魏城
（附：本森·张来信的中文译文）
魏城先生：
我本该写中文的，但我的中文打字实在太差。
我可以告诉你美国的情况。
当我作为一个穷学生来到美国时，我不得不住在一个穷人区。我注意到，有许多警察在当地巡逻，每天都在抓人。
后来，我搬到了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我们是这个社区的唯一华裔家庭。如果有什么事发生，警察很快就会出现。
警察不在乎穷人区发生什么事。杀人、贩毒、所有的犯罪活动都可以发生。但规则是，你不要把这些犯罪活动扩散到你的地区之外。如果这类犯罪波及到中产阶级社区，警察就会很快抓捕罪犯。
现在我搬到了一个更高档的社区。所有的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因为这里所有的房子都能眺望到大海，景色宜人。但是，不好的一面是，我们的周围都是景色不佳的穷人区。偶尔，我们的汽车车窗会被人砸破，那时，警察便会赶到，仔细地察看一番。警察还会根据我们的要求更经常地在我们社区巡逻，所以现在我们感到安全了。
美国分隔贫富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征税。
好区的房价总是会上升，物业税也会上升。好区中的穷人最终就会承担不起，不得不卖掉房产，搬到离好区更远的地方去。
我们住的西雅图就有一个例子。1996年之前，市中心有个社区，每个晚上都有贩毒和枪击案件发生。但在互联网热潮期间，一些开发商意识到，这个社区处于黄金地段，因为可以看到海滩。他们开始开发这个地区。如今，如果你有机会来西雅图旅游，这个社区是西雅图最好的地区之一。一套高级公寓的售价至少要有60万美元，而景色更好的高层公寓则要数百万美元。那么，黑人和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没人知道。由于这些公寓征收将近2%的物业税，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够承担得起。
另外，美国有很多警察：市警、州警、大学警察、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雇用的保安人员、联邦调查局特工、缉毒人员、中央情报局特工、财政部执法人员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而中国的警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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