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方周末 - 千里办案，10万放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46:53
千里办案，10万放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上海
2009-05-28 00:09:5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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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警方提供的汇款账号为办案民警妻子的私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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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通城警方上海刑拘“赌球案嫌疑人”，“要么交10万，要么带回湖北”
■ 通城警方提出“取保候审”的一口价：10万。警方解释，这10万块钱包括3万块的保证金、没收的赌资，还有罚款。“要么交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在各自缴纳10万元后，两名“嫌疑人”被通城警方以 “刑事拘留证”从看守所提出并释放。通城警方提供的汇款地址为办案民警妻子的私人账号，也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
■媒体介入调查后，通城警方找到 “嫌疑人”家属，要求“还钱带人”，而另外两名嫌疑人的家属 “交钱放人”的要求亦被拒绝。
■ 通城县公安局表示：“案件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办错，只是程序上有些不合适”；“钱存在个人账户里带回来和放在身上带回来是一样的”。
■26日，再次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后，另外两名嫌疑人的家属赶赴湖北，准备交钱领人。
在被“刑事拘留”五天五夜之后，“涉嫌参与网络赌球”的上海小伙丁俊终于被家人从湖北通城警方手中接出。丁家付出的代价是10万元的“保证金，罚没赌资加罚款”。
通城警方在上海先后“刑拘”共5人。其中，丁俊的朋友单威在同样交付10万元后也被释放。而另外没有交钱的3人则被带回了湖北。
5月21日下午4点，在各自的家人向警方提供的一个私人账户上汇了10万元以后，丁、单二人得以被“取保候审”，他们被告知，其中只有3万元的名目是“保证金”，而且将来也不会被退还。
当晚，数家媒体接到报料，参与调查。次日中午，另有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带着钱找到通城警方请求“交钱放人”，却遭拒绝。带队警察胡国平称“有媒体调查了，领导要求把人带回去”。一天后，通城警方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带往湖北。
一张银行转账的汇款单、几段录音、一张湖北警车的照片，这是丁俊和家人所留有的全部“证据”，而通城警方从抓人到收款到放人，没有出具过任何法律文书或书面证明。
协助办案的上海奉贤区公安局看守所向记者证实，5名“嫌疑人”，均是被通城警方以“刑事拘留证”从看守所提走。而奉贤警方并不清楚其中已有两人被释放。
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跨省办案？这背后到底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估算出来的涉案金额
对于涉案金额，通城警方给出了自己的估算：总计十六七万，共盈利七八千元。三名年轻人签字画押认可了这一“粗略的估算”。
5月16日晚8点左右，23岁的丁俊在家中被来自湖北咸宁市通城县的三名警察带走“协助调查”，协助通城警方办案的是上海奉贤区公安分局。
丁是当天晚上被通城警方带走的第三人，在此之前的半个小时内，他的两位同学单威、全强也都被带走。
在奉贤看守所，丁俊和他的同学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07年7月至年底、2009年3月至今，他和另外几个同学参与网络赌球。
丁俊推测，去年湖北咸宁警方破获了一起规模很大的网络赌球案，“之前给我们账号的人被抓了，他把我们招出来了”。丁所说的“赌球案”就是涉案金额高达八十多亿元的“咸宁特大网络赌球案”，该案主犯均于2008年底宣判完毕。
丁俊推测“把我们招出来”的人是住在他家弄堂门口的刘佳（音）。丁和几个同学都是体育发烧友，尤其喜欢足球，每次有经典的比赛同学之间都会讨论输赢。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丁从刘佳手里得到了一个账号，便参与了网络赌球。“我们三个人合伙一个账号，那时候也没什么钱，每次三个人加起来两三百，最多五百。”组织方在有意识地控制金额的规模，一个账号一场球最多下注500元，从2009年3月开始，丁和同学一次最多下注五六场，两三千块。
对于三人的涉案金额，通城警方给出了自己的估算：参与赌博前后7个月时间，三人总计十六七万，共盈利七八千元。
“时间很长了，我都不怎么记得数额，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了，我们都没有细究。”丁俊说。涉世未深的三名年轻人在口供上签字画押，认可了这一“粗略的估算”。
这惟一的一次审讯和口供成了判定丁俊几人犯罪的最重要的依据。录完口供后，丁俊就被通知“刑事拘留”了，理由是涉嫌“赌博罪”。
这一定性遭到了丁俊姑父——一名职业律师的强烈质疑，他认为此案并不构成“刑事案件”。“按照我国刑法关于赌博罪的认定是针对聚众（组织者）、开设赌场（抽成者）和以赌为业的人员，而丁俊只是参与了赌博，没有构成赌博罪的犯罪要件。”
多名律师和公安系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样的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处理通常就是治安处罚，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每人三千元的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23岁的丁俊对法律知之甚少，其间，他并没有从通城警方得到过任何的专业意见和相关解释：“都没人解释过为什么要刑事拘留我”。
丁俊在奉贤看守所呆了整整五天五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带走，想起来就害怕，经常哭”。这五天里，他再也没见到过通城警方。院墙内的丁俊并不知道，在看守所外面，一场交易正在激烈的谈判之中。
“要么给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一位家属气愤地质问：这和绑架有什么两样？通城警方一位警官的回答让她彻底绝望：“可以这么说”。
5月17日凌晨1点，三个家庭先后接到了小孩被刑事拘留的电话通知，此后的几天，三个家庭都在为营救小孩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事实上，在17日一早上，丁俊的父亲（下称丁父）就从来访的胡国平队长嘴里探出了口风，“可以保释，但他没有提金额”。
单威的父亲（下称单父）打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一年前突然失去消息的刘佳，正是被通城警方抓捕，并缴纳了10万块后放出。5月19日，单父和做律师的哥哥找到通城警方沟通。他希望尽快解决此事，以免耽误儿子的前途。“他们没有穿警服，样子让我们看起来不太舒服，我怕是遇上骗子。”单父特地要求看了他们的证件，通城警方带队的队长胡国平警号为090165，一共有三名警察。单父也托奉贤公安系统的熟人打听过，这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警察，和奉贤警方已有过多次合作。
通城警方很热心地帮助单威父亲分析利弊：根据小孩交代的赌资，最多也就是判一年半年，但是档案上就此留下了污点。
这恰恰是刺到了家长们的痛处。“我们要想办法先把孩子保回来，一定不能在档案上留下污点。”单父说。
胡国平提出取保候审的一口价：10万。他给单父解释，这10万块钱包括3万块的保证金、没收的赌资，还有罚款。
单父将这一信息及时反馈给了另外的两家家长，但他们认为10万的开价太高了，“我们感觉问题比较小，最多2万就可以解决了”。三家家长决定一起找胡国平谈判。
这三个家庭都是工薪阶层，其中，全强的处境最为困难，两年前父亲重病去世，母亲也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她对胡国平说：“我真的是拿不出钱了。”
她的哭诉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胡队长的回答口气不容置疑：“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这已经是最低的标准，我们那里已经处理好多了。”
“谈判”中，家长们注意到，通城警察胡国平和他的同事抽的都是中华烟，这让家长们直犯嘀咕：“一个小地方的警察，怎么都抽这么好的烟？”
讨价还价中，单父做律师的哥哥自然提到了3万元的保证金，胡队长态度很明确：“我们是不会还的。”
通城警方还设身处地为家长们考虑：“我们传唤你孩子可以吧，你来一次，一个来回，一个星期要吧，花费个两三千块钱也总是要吧，我可以经常让你花这个钱，现在你交了钱就不用过来了，我们会定期到上海来了解情况”。
作为一名专业律师，单父的哥哥同样质疑了通城警方的办案程序问题。在我国，办理取保候审有着严格的法定程序——当事人及其家属向办案单位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得到办案单位的至少两级审批同意，包括主管领导的签字后，到公安机关的指定银行账号缴纳保证金，根据缴费凭据再到办案单位开“同意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时给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开一个放人通知。
这一繁复的程序在此被简化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一位家属气愤地质问：这和绑架有什么两样？通城警方一位警官的回答让她彻底绝望：“可以这么说”。
带队警官胡国平向丁俊的父亲解释：“我们骗你干什么？我们跟你无冤无仇。”其他警察则安慰单父：“我们有十几个抓捕组分布在全国各地，浦东就还有一个，我们每个派出所都有抓捕任务。”
单威父亲甚至找到了一个奉贤公安分局的领导帮忙说情，但10万块的价码依然是没得商量，“要么给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丁俊父亲找人打听了湖北通城，“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地方，很乱，孩子去了肯定是要吃苦的，他们几个都是上海市区长大的，都没吃过苦”。
单父则听说，在看守所的五天，单威吃饭都是蹲在马桶上的，单威的母亲大哭，“这还是在上海呢，到了那小地方还不知道受什么罪，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再受罪了。”
“保证金”打到了警察妻子的账号上
丁俊父亲手里的10万块现金变成了一张汇款单，而这张比巴掌还小的汇款单是迄今为止他手里握有的惟一书面证据。
5月21日是胡国平给家长们交钱的最后期限，但家长们仍然拿不定主意。“毕竟是10万块，如果是一两万我们早就交了算了。”
即便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这样的交易，单父还是有担心的，“毕竟是没有任何书面的手续，假如他日后再来找麻烦怎么办呢？”胡国平承诺说，回到湖北以后就会把相应的书面材料寄过来，包括收费证明。
丁俊的姑父是执业律师，他对于交钱赎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这就是诈骗。”他建议21日当晚立即报警，但是丁父担心报警后通城警方会“公事公办”，把儿子带回湖北。丁父的考虑是：如果不交钱，孩子要被带到湖北去受罪。
21日下午，丁父带着向朋友借的10万块现金去奉贤找胡国平，先后到达的还有单小鸣。
胡国平提供的是一个户名叫“周红霞”的农业银行账号“9559982409360134218”，胡国平称，周红霞是同去办案的通城公安局麦市派出所民警徐宗军的妻子。丁父为此谨慎地记下了徐宗军的警号：090357。
将钱汇入一个私人账号，这受到了家长们的强烈质疑。在办理取保候审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将保证金交入公安机关的专门账号，户名是“公安局”。胡国平的解释是：“这笔钱应该是你们到湖北去交的，现在我们是帮你们交，等我们回湖北以后，把这笔钱取出来，再交到公安局专门的账号里。”
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家长们都留了一手。单威父亲将汇款地址选择在了农业银行奉贤支行，并且特地在该行新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将10万块钱存入账户，再转到“周红霞”的账上。“这一切应该都有摄像，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以查出来。”
丁俊父亲手里的10万块现金变成了一张汇款单，而这张比巴掌还小的汇款单是迄今为止他手里握有的惟一书面证据。
通城警方亲自陪同单父和丁父完成汇款后，带他们去奉贤看守所提人。
21日下午四点，凭着“刑事拘留证”，胡国平将丁俊和单威从奉贤看守所里“领”了出来。移交时，看守所的民警甚至不知道两个小孩要被释放，还好心地对通城警方说：“这几个都是上海的孩子，你们照顾照顾”。丁俊第一感觉是，他们要被送到湖北去。在办理移交手续时，通城警方的一个民警才小声告诉丁俊：“送你们回家”。
事实上，奉贤看守所并不知道被“领”走的两个年轻人最终去了哪里，参与协助办案的奉贤公安分局警察周警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只是协助，人交到他们手上我们就不清楚了，他们的谈话我们都没有参与，他们是办案单位。”
周警官对通城警方的做法并没有过多担心，这已经是他和通城警方最近五个月来的第三次合作了，在一二月份，通城警方就已经先后来过上海两次，抓走了3个人。“和这次的5个是同一个案子，都是赌博罪。”周警官说。除了上述三人外，通城警方还在14日、17日分别带走了蒋振华（音）和姚力。
“我们是帮了这个忙，你们反而咬我们一口”
“我们是合情合理，在程序上有一点小问题，主要还是为了你们的方便。”
看到丁俊和单威的交易成功后，全强和姚力的家人再也坐不住了，5月22日中午，他们下定了决心去奉贤交钱赎人。全强的母亲带着的是用自己的工资卡抵押换来的10万块现金，而姚力的父亲则是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
但胡国平却拒绝了交易。他向家长们解释：已经有记者找到了湖北，领导很生气，让我们停止在上海办理取保候审，把人先带回湖北。
原来，21日下午，在丁、单两家和通城警方进行交钱放人交易的同时，丁俊的亲戚已经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媒体，数家媒体在第一时间已经展开了调查，咸宁市公安局及胡国平本人都已经接到了记者的电话。
这距离丁俊父亲离开奉贤还不到二十分钟，在回家的路上，丁父接到了胡国平质问的电话。回到上海后，父亲赶紧让丁俊住到亲戚家，以防通城警方反悔，再回来抓人。
胡国平拒绝了全、姚两家属“立即交钱放人”的请求，但他也没有直接将人带回湖北，他和家属们打起了“迂回战”。
下午4点，胡国平带着两家家属找到了丁俊家，这是胡国平第三次到丁俊家里，但态度明显和前两次不同，“语气软了很多”。这是一次和上回讨价还价主客颠倒的谈判。“让其他家属给我施加压力，不要找媒体。”丁俊父亲说，“我们也还是希望通城警方在上海就把这两个孩子的事给办了。”
胡国平开门见山：我们把钱给你，孩子我们带回去。“这绝对不可能，我们钱已经给你们了。”丁父说。“那你还跟记者说？”胡国平反问。
胡国平对交钱放人的看法倒也坦白：“我们是有错误，这样放人是不合规矩的，但是你们求我啊，都是为了你们方便。我们是帮了这个忙，你们反而咬我们一口。”
胡国平给丁父建议：“你让记者跟我们那边说一下，打个电话，说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搞了误会了，你也可以跟记者说手续都办好了，给我们家长了”。
丁父答应要做记者的工作，而胡国平也答应“我们尽量去跟我们局里好好说说”。
临出门，胡国平向家长们交了底：“我们并不是怕记者来找我，我们是合情合理，在程序上有一点小问题，主要还是为了你们的方便”。
23日下午，通城警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将另外三人带回湖北。当天，胡国平告诉本报，丁俊和单威的相关手续已经在寄出来的路上了。
经奉贤看守所证实，另外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交给了通城警方，和丁、单二人的移交手续别无二致，都是用的“刑事拘留证”。听到消息后，全强的母亲当场昏厥。
5月27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带队警官胡国平，但他拒绝接受采访。之后记者多次致电，对方均把电话掐断。
通城县公安局政治处吴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局里对这件事非常重视。“这个案件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办错，只是程序上有些不合适。”吴主任说，“考虑到上海到湖北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在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把交保证金这个程序放在了前一步，先交完保证金，回来之后再补办相关手续。目前我们正在逐步完善取保候审的手续。”
对于“保证金”存入个人账户，吴主任解释，“存入个人账户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回来之后能够及时把钱交到公安局账户上，也是可以的。”吴主任认为，钱存在个人账户里带回来和放在身上带回来是一样的，“当时他如果能够打到公安局的账户上那是更好的”。
至于胡国平等人在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时未出示任何手续，吴主任不愿意做出评论。
5月26日，全强和姚力的家人再次接到了来自通城警方的电话，让他们带钱去湖北赎人。救子心切的两家家长连夜登上了去湖北的火车。让他们欣慰的是“交易”终于得以继续，而且10万的价码已经开始松动，“考虑到家庭条件，可以少一两万”。
（为保护当事人，丁俊，单威，全强，姚力为化名）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9137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上海
2009-05-28 0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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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刑事拘留”五天五夜之后，“涉嫌参与网络赌球”的上海小伙丁俊终于被家人从湖北通城警方手中接出。丁家付出的代价是10万元的“保证金，罚没赌资加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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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4点，在各自的家人向警方提供的一个私人账户上汇了10万元以后，丁、单二人得以被“取保候审”，他们被告知，其中只有3万元的名目是“保证金”，而且将来也不会被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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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办案的上海奉贤区公安局看守所向记者证实，5名“嫌疑人”，均是被通城警方以“刑事拘留证”从看守所提走。而奉贤警方并不清楚其中已有两人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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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贤看守所，丁俊和他的同学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07年7月至年底、2009年3月至今，他和另外几个同学参与网络赌球。
丁俊推测，去年湖北咸宁警方破获了一起规模很大的网络赌球案，“之前给我们账号的人被抓了，他把我们招出来了”。丁所说的“赌球案”就是涉案金额高达八十多亿元的“咸宁特大网络赌球案”，该案主犯均于2008年底宣判完毕。
丁俊推测“把我们招出来”的人是住在他家弄堂门口的刘佳（音）。丁和几个同学都是体育发烧友，尤其喜欢足球，每次有经典的比赛同学之间都会讨论输赢。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丁从刘佳手里得到了一个账号，便参与了网络赌球。“我们三个人合伙一个账号，那时候也没什么钱，每次三个人加起来两三百，最多五百。”组织方在有意识地控制金额的规模，一个账号一场球最多下注500元，从2009年3月开始，丁和同学一次最多下注五六场，两三千块。
对于三人的涉案金额，通城警方给出了自己的估算：参与赌博前后7个月时间，三人总计十六七万，共盈利七八千元。
“时间很长了，我都不怎么记得数额，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了，我们都没有细究。”丁俊说。涉世未深的三名年轻人在口供上签字画押，认可了这一“粗略的估算”。
这惟一的一次审讯和口供成了判定丁俊几人犯罪的最重要的依据。录完口供后，丁俊就被通知“刑事拘留”了，理由是涉嫌“赌博罪”。
这一定性遭到了丁俊姑父——一名职业律师的强烈质疑，他认为此案并不构成“刑事案件”。“按照我国刑法关于赌博罪的认定是针对聚众（组织者）、开设赌场（抽成者）和以赌为业的人员，而丁俊只是参与了赌博，没有构成赌博罪的犯罪要件。”
多名律师和公安系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样的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处理通常就是治安处罚，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每人三千元的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23岁的丁俊对法律知之甚少，其间，他并没有从通城警方得到过任何的专业意见和相关解释：“都没人解释过为什么要刑事拘留我”。
丁俊在奉贤看守所呆了整整五天五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带走，想起来就害怕，经常哭”。这五天里，他再也没见到过通城警方。院墙内的丁俊并不知道，在看守所外面，一场交易正在激烈的谈判之中。
“要么给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一位家属气愤地质问：这和绑架有什么两样？通城警方一位警官的回答让她彻底绝望：“可以这么说”。
5月17日凌晨1点，三个家庭先后接到了小孩被刑事拘留的电话通知，此后的几天，三个家庭都在为营救小孩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事实上，在17日一早上，丁俊的父亲（下称丁父）就从来访的胡国平队长嘴里探出了口风，“可以保释，但他没有提金额”。
单威的父亲（下称单父）打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一年前突然失去消息的刘佳，正是被通城警方抓捕，并缴纳了10万块后放出。5月19日，单父和做律师的哥哥找到通城警方沟通。他希望尽快解决此事，以免耽误儿子的前途。“他们没有穿警服，样子让我们看起来不太舒服，我怕是遇上骗子。”单父特地要求看了他们的证件，通城警方带队的队长胡国平警号为090165，一共有三名警察。单父也托奉贤公安系统的熟人打听过，这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警察，和奉贤警方已有过多次合作。
通城警方很热心地帮助单威父亲分析利弊：根据小孩交代的赌资，最多也就是判一年半年，但是档案上就此留下了污点。
这恰恰是刺到了家长们的痛处。“我们要想办法先把孩子保回来，一定不能在档案上留下污点。”单父说。
胡国平提出取保候审的一口价：10万。他给单父解释，这10万块钱包括3万块的保证金、没收的赌资，还有罚款。
单父将这一信息及时反馈给了另外的两家家长，但他们认为10万的开价太高了，“我们感觉问题比较小，最多2万就可以解决了”。三家家长决定一起找胡国平谈判。
这三个家庭都是工薪阶层，其中，全强的处境最为困难，两年前父亲重病去世，母亲也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她对胡国平说：“我真的是拿不出钱了。”
她的哭诉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胡队长的回答口气不容置疑：“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这已经是最低的标准，我们那里已经处理好多了。”
“谈判”中，家长们注意到，通城警察胡国平和他的同事抽的都是中华烟，这让家长们直犯嘀咕：“一个小地方的警察，怎么都抽这么好的烟？”
讨价还价中，单父做律师的哥哥自然提到了3万元的保证金，胡队长态度很明确：“我们是不会还的。”
通城警方还设身处地为家长们考虑：“我们传唤你孩子可以吧，你来一次，一个来回，一个星期要吧，花费个两三千块钱也总是要吧，我可以经常让你花这个钱，现在你交了钱就不用过来了，我们会定期到上海来了解情况”。
作为一名专业律师，单父的哥哥同样质疑了通城警方的办案程序问题。在我国，办理取保候审有着严格的法定程序——当事人及其家属向办案单位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得到办案单位的至少两级审批同意，包括主管领导的签字后，到公安机关的指定银行账号缴纳保证金，根据缴费凭据再到办案单位开“同意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时给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开一个放人通知。
这一繁复的程序在此被简化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一位家属气愤地质问：这和绑架有什么两样？通城警方一位警官的回答让她彻底绝望：“可以这么说”。
带队警官胡国平向丁俊的父亲解释：“我们骗你干什么？我们跟你无冤无仇。”其他警察则安慰单父：“我们有十几个抓捕组分布在全国各地，浦东就还有一个，我们每个派出所都有抓捕任务。”
单威父亲甚至找到了一个奉贤公安分局的领导帮忙说情，但10万块的价码依然是没得商量，“要么给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丁俊父亲找人打听了湖北通城，“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地方，很乱，孩子去了肯定是要吃苦的，他们几个都是上海市区长大的，都没吃过苦”。
单父则听说，在看守所的五天，单威吃饭都是蹲在马桶上的，单威的母亲大哭，“这还是在上海呢，到了那小地方还不知道受什么罪，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再受罪了。”
“保证金”打到了警察妻子的账号上
丁俊父亲手里的10万块现金变成了一张汇款单，而这张比巴掌还小的汇款单是迄今为止他手里握有的惟一书面证据。
5月21日是胡国平给家长们交钱的最后期限，但家长们仍然拿不定主意。“毕竟是10万块，如果是一两万我们早就交了算了。”
即便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这样的交易，单父还是有担心的，“毕竟是没有任何书面的手续，假如他日后再来找麻烦怎么办呢？”胡国平承诺说，回到湖北以后就会把相应的书面材料寄过来，包括收费证明。
丁俊的姑父是执业律师，他对于交钱赎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这就是诈骗。”他建议21日当晚立即报警，但是丁父担心报警后通城警方会“公事公办”，把儿子带回湖北。丁父的考虑是：如果不交钱，孩子要被带到湖北去受罪。
21日下午，丁父带着向朋友借的10万块现金去奉贤找胡国平，先后到达的还有单小鸣。
胡国平提供的是一个户名叫“周红霞”的农业银行账号“9559982409360134218”，胡国平称，周红霞是同去办案的通城公安局麦市派出所民警徐宗军的妻子。丁父为此谨慎地记下了徐宗军的警号：090357。
将钱汇入一个私人账号，这受到了家长们的强烈质疑。在办理取保候审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将保证金交入公安机关的专门账号，户名是“公安局”。胡国平的解释是：“这笔钱应该是你们到湖北去交的，现在我们是帮你们交，等我们回湖北以后，把这笔钱取出来，再交到公安局专门的账号里。”
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家长们都留了一手。单威父亲将汇款地址选择在了农业银行奉贤支行，并且特地在该行新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将10万块钱存入账户，再转到“周红霞”的账上。“这一切应该都有摄像，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以查出来。”
丁俊父亲手里的10万块现金变成了一张汇款单，而这张比巴掌还小的汇款单是迄今为止他手里握有的惟一书面证据。
通城警方亲自陪同单父和丁父完成汇款后，带他们去奉贤看守所提人。
21日下午四点，凭着“刑事拘留证”，胡国平将丁俊和单威从奉贤看守所里“领”了出来。移交时，看守所的民警甚至不知道两个小孩要被释放，还好心地对通城警方说：“这几个都是上海的孩子，你们照顾照顾”。丁俊第一感觉是，他们要被送到湖北去。在办理移交手续时，通城警方的一个民警才小声告诉丁俊：“送你们回家”。
事实上，奉贤看守所并不知道被“领”走的两个年轻人最终去了哪里，参与协助办案的奉贤公安分局警察周警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只是协助，人交到他们手上我们就不清楚了，他们的谈话我们都没有参与，他们是办案单位。”
周警官对通城警方的做法并没有过多担心，这已经是他和通城警方最近五个月来的第三次合作了，在一二月份，通城警方就已经先后来过上海两次，抓走了3个人。“和这次的5个是同一个案子，都是赌博罪。”周警官说。除了上述三人外，通城警方还在14日、17日分别带走了蒋振华（音）和姚力。
“我们是帮了这个忙，你们反而咬我们一口”
“我们是合情合理，在程序上有一点小问题，主要还是为了你们的方便。”
看到丁俊和单威的交易成功后，全强和姚力的家人再也坐不住了，5月22日中午，他们下定了决心去奉贤交钱赎人。全强的母亲带着的是用自己的工资卡抵押换来的10万块现金，而姚力的父亲则是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
但胡国平却拒绝了交易。他向家长们解释：已经有记者找到了湖北，领导很生气，让我们停止在上海办理取保候审，把人先带回湖北。
原来，21日下午，在丁、单两家和通城警方进行交钱放人交易的同时，丁俊的亲戚已经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媒体，数家媒体在第一时间已经展开了调查，咸宁市公安局及胡国平本人都已经接到了记者的电话。
这距离丁俊父亲离开奉贤还不到二十分钟，在回家的路上，丁父接到了胡国平质问的电话。回到上海后，父亲赶紧让丁俊住到亲戚家，以防通城警方反悔，再回来抓人。
胡国平拒绝了全、姚两家属“立即交钱放人”的请求，但他也没有直接将人带回湖北，他和家属们打起了“迂回战”。
下午4点，胡国平带着两家家属找到了丁俊家，这是胡国平第三次到丁俊家里，但态度明显和前两次不同，“语气软了很多”。这是一次和上回讨价还价主客颠倒的谈判。“让其他家属给我施加压力，不要找媒体。”丁俊父亲说，“我们也还是希望通城警方在上海就把这两个孩子的事给办了。”
胡国平开门见山：我们把钱给你，孩子我们带回去。“这绝对不可能，我们钱已经给你们了。”丁父说。“那你还跟记者说？”胡国平反问。
胡国平对交钱放人的看法倒也坦白：“我们是有错误，这样放人是不合规矩的，但是你们求我啊，都是为了你们方便。我们是帮了这个忙，你们反而咬我们一口。”
胡国平给丁父建议：“你让记者跟我们那边说一下，打个电话，说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搞了误会了，你也可以跟记者说手续都办好了，给我们家长了”。
丁父答应要做记者的工作，而胡国平也答应“我们尽量去跟我们局里好好说说”。
临出门，胡国平向家长们交了底：“我们并不是怕记者来找我，我们是合情合理，在程序上有一点小问题，主要还是为了你们的方便”。
23日下午，通城警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将另外三人带回湖北。当天，胡国平告诉本报，丁俊和单威的相关手续已经在寄出来的路上了。
经奉贤看守所证实，另外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交给了通城警方，和丁、单二人的移交手续别无二致，都是用的“刑事拘留证”。听到消息后，全强的母亲当场昏厥。
5月27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带队警官胡国平，但他拒绝接受采访。之后记者多次致电，对方均把电话掐断。
通城县公安局政治处吴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局里对这件事非常重视。“这个案件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办错，只是程序上有些不合适。”吴主任说，“考虑到上海到湖北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在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把交保证金这个程序放在了前一步，先交完保证金，回来之后再补办相关手续。目前我们正在逐步完善取保候审的手续。”
对于“保证金”存入个人账户，吴主任解释，“存入个人账户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回来之后能够及时把钱交到公安局账户上，也是可以的。”吴主任认为，钱存在个人账户里带回来和放在身上带回来是一样的，“当时他如果能够打到公安局的账户上那是更好的”。
至于胡国平等人在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时未出示任何手续，吴主任不愿意做出评论。
5月26日，全强和姚力的家人再次接到了来自通城警方的电话，让他们带钱去湖北赎人。救子心切的两家家长连夜登上了去湖北的火车。让他们欣慰的是“交易”终于得以继续，而且10万的价码已经开始松动，“考虑到家庭条件，可以少一两万”。
（为保护当事人，丁俊，单威，全强，姚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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