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仲川的困惑

阎仲川的困惑

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阎仲川在”913事件”之前对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一无所知。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有所缓和，但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装的依然是敌情、我情。战备工作无尽无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跟他“路线交底”，也没有人给他“透风”。早年在东北战场，他是直接为林彪服务的精干指挥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林彪的指挥艺术和工作作风，都曾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到总部工作，他从未怀疑过林彪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9月13日10时左右，阎仲川和同是副总长的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

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１大家全都愣了。阎仲川的脑袋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转而就总参谋部的当前工作向几名副总长作了指示，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阎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阎仲川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他在总参谋部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转移北京卫戍区3师，由1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专案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既然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专案组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在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专案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的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3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