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是否读懂了任志强

苏小和

都说采访任志强是个难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比如媒体圈子就传说任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们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拿着铅笔改他的文件，还告诉我们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

不过当我们把话题拉开，任志强刻板的脸终于展开，或者说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任志强终于展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时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我们承认，在决定采访任志强之前，我们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这就是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热点，去做一次安静地、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我们曾经阅读过任志强大量的言说，以及围绕这些言说，我们的受众针对任志强展开的大量语言攻击。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任志强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他试图说出一些市场的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一些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但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某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攻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变成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任志强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

比如我们发现，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有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陈东升、毛振华等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礽，他们有过数据文献的学术训练。但任志强几乎没有正式上过大学，他唯一的一次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诚自己没有进过几次课堂，坦诚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可是听过任志强演讲的人应该能发现，他的每一次严肃的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他绝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围绕任志强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有理有据的言说，而听众却简单快意的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比如我们发现，到今天为止，任志强仅仅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的任免并不来自股东，与他个人的产权意义没有关系，他只是政府组织任免程序中的一个步骤。可以这样说，单纯从经济人的理性看，属于国有产权管理人的任志强，他的话语系统应该是政府式的、计划经济式的、行政指导式的。但我们看到，任志强的所有言说却都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他们将任志强看成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一般意义上，屁股总是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就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看来人们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他们对任志强展开进攻，似乎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更不是那种为了项目的推进就野蛮拆迁的地产老板。以制度论，任志强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为什么任志强一直不在企业制度意义上发力，当更多的人想方设法让企业产权自然人化，让国有企业股权私人化，为什么他却反其道行之，想方设法让华远集团公司成为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考量，对于任志强而言，这究竟是一种退步还是一种退步，是一种狡黠的社会潜规则，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理性妥协？

还有，既然任志强只是一名国有企业的代言人，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却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任志强这里，我们的确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他一直都是一个直言直语，快意恩仇的男人。

看来，任志强的价值追求的确不被人们理解，他可能更热衷于思考，热衷于思想传播，对财富的获取并不是他人生的第一主题，甚至打造一个百年经营的大好企业都不是他的第一主题。他只是借助企业经营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更多的发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的常识，法学的常识，他的一生，可能都只是为了常识而战。

粗糙的争吵向来没有任何价值，除了让某些人发泄一些简单的快感。这可能正是任志强面对那么多的语言暴力无所挂虑的最大理由。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作为第三方的观察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做一些阐释性的工作。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受众热衷于简单、粗暴地得出结论，几乎不经过思考，就展开廉价的语言攻击？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这种非理性的词语暴力，到今天为止几乎看不到一篇成体系的文章来对任志强进行理性分析？为什么任志强自己不主动有体系地言说自己的立场，而是同样也采取了一些局部的言说和局部的情绪？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给任志强一次整体言说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差不多与这个政府同龄的中国人，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知识准备，有着怎样的价值判断？我相信更多的人想知道，一个经历过共产、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有没有突破早期的教育不足，有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对他的钳制，有没有突破自身挥之不去的思维定势，他为什么会慢慢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企业家，在一片咒骂声中，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独自思考，独自前行。

现在，我们坐在任志强的对面，听他讲述这一路的风景。从文革早期的造反到后期的迷茫，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服从到今天的市场行为，从官员到企业，从企业到学院，甚至从监狱到写字楼，任志强可能一直都在否定，或者是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人生路径太有意思了，在一片盲从中走过来的任志强意识到了盲从的危险，而那些比任志强年轻得多的人们，却没有建立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太相信人多力量大的原始道理了，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了被大多数人的暴力绑架起来的工具。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话题。既不盲从权力，又不盲从大众，只有这样多向度的独立与怀疑，才能确保自己的思考有价值。任志强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他拿起他正在阅读的几本书给我们看，一本就是《乌合之众》，另一本则是《身份的焦虑》。

<< 前一页12345678910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