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意识形态迷茫，滑落到理想信念崩溃，无疑是剧变的思想根源。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已经注意到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且不惜人力、物力，加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无奈苏共中央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加上苏共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

    苏共中央按照勃列日涅夫“不应吝惜钱财、时间和其他手段”的指示，大规模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现领导人的著作，对青年一代实行政治思想工作。1970年2月，波诺马廖夫主编、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3版出版。《真理报》就这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发表书评称这本书“反映了苏共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自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原则斗争”。

    1971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勃列日涅夫的两卷本文集《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收入该文集的是勃列日涅夫的65篇讲话，以及刊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上的两篇文章。

    19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的3篇回忆录发表了，苏共中央为此制造了很大的声势。

    1978年第2期《新世界》杂志发表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小地》，这是勃列日涅夫对参加卫国战争的经历的回忆。《小地》发表后，《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文学报》等各大报刊均发表书评，要求青年一代学习这一“伟大作品”， 从中吸取“苏维埃英雄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党组织，连续组织报告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 (苏联国防部长)、格里申(莫斯科市委书记) ，都亲自主持报告会，号召全国、全党研读《小地》。

    1978年第5期《新世界》杂志，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二篇回忆录《复兴》，这是作者对1946、1947年任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工作的回忆。1978年5月6日，《真理报》为《复兴》的刊出而发表评论文章，赞美道“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克兰的两个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起来的州岂只是把勃列日涅夫作为是恢复者，而是看作神奇的恢复者。”评论称《复兴》为“政治谋略的教科书”。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文学报》主编恰科夫斯基在《真理报》上撰文说“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共37页的作品。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 《复兴》非同寻常的感染力空间何在？”又自问自答曰“诗!”“这首创造性诗篇气势磅礴，犹如奔腾的激流，从这部回忆录中直泻而下。”

    《新世界》杂志1978年第11期，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三篇回忆录《垦荒》，这是作者对1955年任哈萨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时开展垦荒工作的回忆。苏联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夫在《真理报》上撰文说: “《垦荒》和作者的前两部回忆录一起构成了三部曲和有独特风格的三幅画卷。对我们来说，珍贵而重要的不仅是使我们回忆起不久前的英雄历史，而且(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苏联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

    马克思列宁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及苏共当时的领导人的著作，出版、印刷得实在太多了，充塞苏联全国的图书市场而销不出去。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该委员会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中，仍积压着1969年—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其中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有166部、277.9万册。除此之外积压的还有127.6万册苏共纲领; 1049种、75.69万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的苏共领导人著作；70万幅勃列日涅夫标准像；13万幅安德罗波夫标准像；17万幅契尔年科标准像；大量带有上述已故领导人画像的宣传画和画册。该报告请示“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不可能。上述出版物将统统作废纸处理。”苏共中央无奈地同意了这份报告。

    除了大量出版马列主义和苏共当时的领导人的著作之外，苏共中央还增办、出版大量新的报刊去充塞和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不留死角。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全苏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这么多新增的报刊，除极少数是适应科技新发展和形势变化而增办的专业性报刊之外，绝大多数是政治宣传性报刊。

    勃列日涅夫对思想教育工作的关注，苏共中央在这方面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挽回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颓势，也没有挽回青年一代理想信念的崩溃。

    苏共全力打造意识形态，尤其突出宣传勃列日涅夫但遭受冷落的境况说明，意识形态应是和风细雨的，而不宜用急风暴雨般的形式，急于求成往往欲速而不达。现实是，苏联百姓已基本上不相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普遍信仰宗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不无忧虑地向苏共中央报告“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大学生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直接面对青年一代的基层党委，不仅不能成为凝聚青年一代的核心，有的竟成为他们嘲弄的对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党委在学校的作用常常只限于对学生采取这种或那种思想措施和扮演极不招人喜欢的角色的监督人的职能。多数人对党委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其成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委书记在学生的眼中成为愚蠢的“化身。”

    大学生们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入党时，回答是，“我想有自己个人的信念和意见”，“入党后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良心作出让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 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青年一代还越来越厌恶政治活动，蔑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苏联剧变前，凸显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滑坡，深层地分析，实际上反映了苏共自身的问题，是苏共自身的僵化、蜕变问题。不幸的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平庸，以致苏共中央对这一系列问题全都木知木觉。这段历史，确有值得深思之处。

    在新的形势和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勃列日涅夫的应对是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观点延伸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把斯大林“苏联国内已没有敌对分子的阶级基础，敌对分子都是国外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观点，延伸为意识形态矛盾的根源是“国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颠覆”。苏共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只是单向地、教条主义地灌输。

    1977年，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建立 6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地说“我国国内不存在会产生旨在反对苏联社会制度的颠覆活动的阶级基础。”“现在威胁苏联安全的根源在外部。阶级敌人试图从那里，从外部将颠覆活动移到我国境内来，试图大搞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不坚定的人身上。”

    在这样的理论和认识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面对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滑坡，益发强化灌输，以对付“来自境外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灌输”可以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但它不是万能的。

    由于苏共自身急剧蜕化，以致既不自律，更难律人；说话既无人听，也无人信。“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奢侈成风。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观念形态。这样，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表。

    由于苏共说的与做的南辕北辙，使人民对他们丧失了信心。所以，实际上还是苏共自己将自己的思想教育工作化为乌有，这不能不说是苏共真正的悲剧。

    （2006年第9 期《探索与争鸣》叶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