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白彦虎 之陕甘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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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彦虎 之陕甘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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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
清代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 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 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左宗棠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但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波及整个西北的大起义或者叫大动乱，直接起因却是不起眼的几根竹子。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同治元年（1862年）春，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胜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同主人讨价还价谈妥价格买了一些。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却是个糊涂蛋。他偏袒团练，威胁回勇，甚至称：“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一，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将他们轰出州衙。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阴县续志》民国21年本）如果华州知州能够善处此事，就不会引起此后的大乱。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俗话说，天下回回是一家。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
而满汉统治者，对回民有一定的偏见，陕西巡抚刘蓉，就称回教为“陋教”。回汉之间，常有械斗。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变成了“回回要造反”。风声迅速到了官府。渭南团总、华州团总带领两地的团练，开始镇压当地的回民，散发“秦不留回”的鸡毛传帖，宣称“回回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事情越闹越大。
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附近的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回民起义由此爆发。
五月，起义的回民杀了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
此后，西安附近的回民响应起义，围攻西安；关中西部的凤翔回民也随之揭竿。整个关中，陷入了战争之中。
(二）白彦虎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１８４０年５月２５日，去世的日子是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６日（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４２岁，正值壮年。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西北大学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及民间，有关白彦虎籍贯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径阳人，一说他是大荔人。第１种说法是由新疆马彦虎提出的。１９８６年７月，马彦虎在新疆伊宁访问了白彦虎嫡孙白万喜老人，得知白彦虎是陕西径阳人，弟兄２人，有５个儿子。白万喜１９３８年肃反时才从阿拉木图返回中国定居。由于他是白家的第３代传人，青少年时代又在苏联度过（回国时２８岁），故他讲的径阳人就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广为流传。
第２种说法是由大荔县一位回族老人马喜民提出的。他说小时候听老父亲讲，白彦虎是大荔白家寨人。白家寨一度叫龙虎寨，就是当地回民为记念白彦虎、白彦龙弟兄俩而起的名。
马喜民认为径阳当年不是起义重点，距大荔４０公里处白家寨（在仓白与下店之间）有处镇风宝塔，那里是当年起义的中心。他还讲，大荔一带许多回族老人都知道此事。他的讲述没有史料可查，但也算是一种说法。
就白彦虎的籍贯问题，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１９０１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
该手稿第１０页上第３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
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白彦虎几个孙子说，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１００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径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２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１８５９年，１９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众人评价他办事公正，精力过人。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很少考虑个人。他家常救济穷人。
１８６１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６０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就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起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并坚持战斗到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坚定的分子及优秀的代表人物。起义时他年仅２２岁。直到１８８２年去世，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了。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３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１９９２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
（三）马化龙与金积堡之战
起义之初，陕西回民军与太平军、捻军有过直接联系。1864年，清将多隆问以先抚后剿的欺骗手法击破渭河两岸坚固的回民堡寨，陕西回民军被迫携带妻小退往陕甘边境坚持自卫抗清。
陕西回民起义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起义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在回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62年秋，宁夏平远所(今属同心)回民马兆元为反抗官府勒索发动起义，汉民也主动参加。不久马兆元被回族上层诱杀，宁夏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城(今灵武)，世居金积堡的伊斯兰教新教大阿訇马化龙被推举为抗清首领。马化龙（1810－1871年）系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人，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曾捐得千总武职。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把哲赫忍耶门宦推向了鼎盛时期。时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以“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左右西宁、狄河、肃州及陕回各路起义大军。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 “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四）退入新疆
1871年秋，左宗棠进驻安定(今定西)，湘军数十营进逼河州，以马占鳌阿訇为首领的回民军沉着应战。在河州外围太子寺一带抢筑坚墙厚垒，配备数百名回族和东乡族、撒拉族的优秀射手轮番狙击，清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弃大量器械物资。马占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前途未卜，乃力排众议，乘胜求抚，换得左宗棠的信任。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
1872年秋，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为首的青海回族、撒拉族武装与白彦虎、崔伟等陕西回民等在西宁以东大峡小峡一带并肩抗击清军的进攻。由于清军进攻循化，西宁回族士绅动摇求和，使起义军腹背受敌，白彦虎北退大通又转向河西，马桂源兄弟退往循化，失败被杀。
回族猎户马文禄从1865年起领导肃州(今酒泉)回民坚持自卫抗清，牵制了河西的清军。1873年春，白彦虎由青海退到河西，曾与马文禄协同拒守，由于清军的追击，白彦虎被迫出关，马文禄坚持到九月，援尽粮绝，被迫出降。左宗棠纵兵屠城，结束了甘肃地区最后一役。
１８６６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年仅２６岁，１８６８年３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１８６６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１８６７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１２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１２个省的银饷、５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４０００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２２０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从１８６７年８月左宗棠入陕至１８７３年１１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６年中，１８位元帅里有７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
１８７３年４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义军余部进入新疆，后４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
１８７４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７０００名回民义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８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９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回民５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８６页上讲：“回历１２９２年（公历１８７６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看来，进入新疆的仅白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３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７万一８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义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１８７６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１４０个一１５０个营，计６万一７万人，投入一线兵力８０个营，近４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少妇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１０余年。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 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 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
应该说，从１８７３年４月起，白彦虎率部进人新疆哈密之后这４年斗争（１８７３年４月一１８７７年１２月）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８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人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难怪到达中亚定居时，中亚各民族都为东干移民的征战精神及受的苦难所感动。这批人大难不死，难以想象的磨难使这批移民的幸存者百炼成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回民反封建斗争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斗争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流不容否定。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白彦虎起义部队的非宗教性。当然，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精神是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宗教在陕甘回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正是伊斯兰宗教的共同信仰使中亚人接纳并帮助了这批陕甘回族难民。但是，过分地强调这次起义的宗教性，实际上是贬低了这次起义的阶级性及人民性。应该说，陕甘回民反清起义是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回民起义自始至终都有汉民参加。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群体里就有一名优秀的汉民代表。他叫李科库，是清朝的一名秀才。此人学问好，爱动笔，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片断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国立历史档案库中。据营盘老人讲，这位李科库足智多谋，是白彦虎的一位高级参谋。他对白彦虎影响很大，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
在过境后的陕甘回族移民中有不少汉民后裔，他们笃信道教。最初在比什凯克及托克马克还存在过道教所特有的建筑物。苏联东干学者张尚洛（女）在其著作中就列专章论述东干移民中道教分布情况。据她记述，在１８７８年东干移民定居的七河省有４户道教徒，他们是追随自彦虎穿过俄境到中亚定居的。
１８７７年１２月，白彦虎部撤到喀什，清军步步紧逼，清军统帅刘锦棠按照清廷“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和“要须阵前（对白彦虎）歼毙，乃为了局”的严旨，对白彦虎所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白彦虎率部且战且退。这时前有高山峻岭。异国他乡，后有数万追兵，手持屠刀。１９７９年一份《苏联回族报》上登有一则回忆录，讲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情景。过境的前一天晚上，义军一起商讨出路，彻夜未眠。白帅想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此路不通．因为左宗棠已放出话来，白彦虎部“务必全歼”。过俄境前景未卜，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凶多吉少。况且，此时义军中伤兵不少，老弱甚多。时值隆冬腊月，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在沉默良久之后，一位妇女站了起来，她就是
没有过境的部分义军将士四散逃离，四处隐居下来了。等到清军追至中俄边境上无功而返后，他们四处追捕逃散的陕西回民。据喀什回族老人１９８２年时回忆说，当年清军在喀什衔口上摆了３００多口铡刀，每天都有几十名被捕义军将士被害。这种屠杀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一血腥史实证实了白彦虎的英明决策：若不过境这批坚持到最后的反清勇士们难逃灭顶之灾。
陕甘回民义军全部进人俄国境内之后，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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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7-11-18 01:03 只看该作者
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作者：路伟东
内容提要：清代陕西人口峰值出现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峰值人口数大约在1394万口左右，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五年（1879）的17年间，陕西省战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短短十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44.6%。在全部的损失人口之中，约有83.7%的人口是战争期间损失的，其人数大约是520.8万；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仅101.2余万，所占比例不过16.3%。
关键词: 陕西 同治 回民战争 光绪 旱灾 人口损失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爆发了著名的回民战争。此后数年间，整个陕西省，尤其是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关中地区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期间，除了回民和清军之间的镇压与反镇压外，更有回、汉两族之间的民族仇杀，大批汉人与回民因此而丧生。光绪三年（1877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过来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 在战争与灾荒的双重打击下，短短十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数百万。人口的骤减，对晚清乃至以后更长一段时间内，陕西人口的持续发展、民族结构、移民入迁以及土客融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地影响。
关于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消长变动，不少前辈与同仁都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柔克义(W. W. Rockhiu)、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及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是对这一问题关注较早的学者。 但是，他们对这一时期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大都基于个人感性的层面，研究的范围也都是整个的战争区域或灾荒区域，其估算数值动辄以百万、千万计，这种研究并不构成本文继续研究的基础。国内的学者大都侧重于后续问题（如灾后移民入迁、土客融合等）的研究，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很少，论著中有所涉及者也大都语焉不详。 迄今为止，有关这一学术问题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当属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以下简称曹著《中国人口史》）。 曹著《中国人口史》??用样本穷尽的方法来研究这一时期陕西人口损失，通过对比方志中记载的各州县战前、灾后不同时段的户口数据，来估算分县人口损失的比例或数量，进而汇总得出各府州乃至全省人口损失的总数。 通观全篇，曹著《中国人口史》结构严谨，论证科学，许多研究工作都具有开创性，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几点略现不足：其一，晚清陕西省分县的户口数据并不完整，尤其是光绪大灾之后更是如此，所以，不少州县中我们找不到可以前后对比的户口数据。因而，对这一部分州县人口损失比例或数量的估算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次，光绪大灾后各州县的户口数据不但时间断限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数据都在光绪末年或民国初年甚至更晚，去灾荒结束已近二三十年，所以，这些户口数据并不是灾后各州县户口状况的真实反映。显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各州县人口损失的比例及其数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再次，因为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记载战后、灾前这一时段内的分县人口数据极为有限，所以，通过样本穷尽的方法只能推算出整个战争灾荒期间的人口损失比例及数量，而无法把战争期间及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数量完整的剥离开来。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对于这一学术问题，不论从其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讲，都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本人不揣浅陋，欲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重新推算同治、光绪年间全省人口损失的规模，进而把战争期间与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数量有效的剥离开来。希望能使以后的研究者对这一时期陕西人口的变动有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
二、战前陕西人口数估算
本文所有的后续研究建立在对《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基本信任的基础之上。清朝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开始施行针对全体人口的户口统计。这项庞大的工作由地方保甲系统承担，各地保甲人员登记之后的户口数据??用循环册的形式层层上报汇总。 因此不论从调查制度、人员配备还是统计技术等诸多方面来讲，1776年以后的户口统计都有相当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统计中的误差率应该是一个常量，导致册报人口与实际人口产生偏差的变量，是“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度和认真程度”。 由于1776年以后的户口数据年年上报，各地方保甲不可能年年进行户口统计，因此大部分年份的上报数据都是各地方当局在某几次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对本地人口的一种估计数值，所以，《户部清册》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并不可靠。姜涛以为“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等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做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 其说当是。但是，只有真正进行统计的那些个别年份和这些统计年份后续短短几年中的户口数据，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嘉庆朝非常重视户口的编审，对册报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处罚相当严厉。嘉庆十四年（1809年），江苏淮安发生虚报户口案，县令、知府处斩，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遭到革职。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为重修《一统志》进行的户口编审，应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尽管《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户口数在个别省份仍有缺漏、讹误，但就总体而言，大部分省份人口数据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统志》载1820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汇总结果为1197.6万。
由于战争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因此，我们把咸丰十一年（1861年）陕西人口数作为整个问题展开研究的基数。查《户部清册》所载1861年陕西人口数是1201万。 《户部清册》载1776年陕西人口总数为819万。假如我们以1820年人口数为基点，将其前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以对比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户部清册》所载人口数据的误差是很惊人的。从1776年至1820年的44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68‰。而从1820年至1861年的41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7‰，由此来看，1861年人口数明显的偏低了。因此，我们不能把《户部?[册》记载的1861年陕西人口数作为实际的人口数直接利用。
曹树基对清代中期全国人口的考证卓有成效,其研究结果表明，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6‰。扣除移民因素的影响，实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3‰――4‰之间。假设1820年至1861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3.4‰， 以嘉庆二十五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作为基数进行推算，那么，1861年陕西省的人口总数大约有1394.1万左右。
战前陕西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当不均衡，以泾、渭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人口分布极为稠密。其中面积仅占全省30%的西安、同州、乾州、??州、凤翔等三府两州，人口就占了全省的56%；而占全省面积44%的延安、榆林、商州、帼州、绥德三府两州，人口只占全省的21%。这种高度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更加重了战争及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程度。
三、战争、灾荒梗概及人口损失区域的划分
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由于“习尚绝殊，往往龃龉相仇杀，视为固然者久矣。” 但地方政府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左宗棠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乾州等府州是陕西回、汉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激化的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4月，渭南县回汉之间因故纷争再起。大荔及华州等处回民群起响应。不过数日，渭南县的“沙南、渭北诸屯堡焚杀无遗”， 回军攻占渭南县城，围攻同州府城，接着又连陷高陵、华州、华阴，包围省城西安。其它州府回民亦闻风而起，并联合甘肃回民，围攻各路清军。同年胜保、多隆阿相继领兵入陕镇压，至1864年底，凤翔以东至西安纵横数百里范围内，回民村堡尽被荡平，陕西回民大部被多隆阿驱赶入陇。1866年底，捻军入陕，渭河两岸战争再起。捻回合兵，奔驰渭河南北，往来扶??之间，势力遍及凤翔、西安、同州三府。直到1867年底捻军出陕后，回军才相继撤回陇东，关辅地区战事基本结束。陕南地区战事亦比较频繁。1862初太平军及川军进入陕西，随即占据汉中、兴安两府。此后至1864年，太平军自动撤退、川军败走兴安，两三年的时间内陕南战事不断。陕北地区战争持续时间比较短，初期主要是土匪活动。1867年，捻军进入陕北，旋即在清军的围攻下，由壶口渡河入晋。此后，撤入甘肃的回军虽数次反攻入陕，但仅限于秦、陇交界地带的凤翔、帼州及延安数府，对内地影响较小。
从1862年初太平军入陕至1867年底捻军自壶口渡河，这场战争前后共持续了将近6年。期间，陕西全省无一处不受到战争的摧残，由于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贯穿战争的始终，因此，战争中人口的损失尤为惊人。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而“长安县属之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余口，墙厚壕深，可资守御。……被贼攻破，堡中尽被屠戮殆尽。” 战争中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以及边缘区与战争的中心区、过渡区、边缘区基本是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对战争期间陕西人口损失的区域进行如下的划分：
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包括西安府、同州两府。这两个府都处于关中泾、洛、渭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两地战前都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这两个府既是战争的发起区，也是战争的进行地区，前后共经历过数次战争的蹂躏。回民起义，太平军、川军、捻军入陕，清军的数次围剿以及董志原回军多次反攻等等，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战役都涉及到这一地区，战争的持续时间与整个陕西战事相始终，从1862年初回民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1867年底捻军出陕，时间长达近6年。因此，这两个府是回汉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遭受战争的蹂躏最为惨烈，人口的损失也最为严重。
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凤翔、汉中、兴安三府以及商、乾、??三直隶州。这六个州府有的是大兵数次过境，如商、乾、??三州直隶州；有的则是义军长久占据，如汉中府、兴安府；有的则是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如凤翔两府。期间既有清军与回军之间的战争，也有清军与太平军及川军之间的战争，故战争亦相当频繁，但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于关中地区要短，大都在3年左右，战争的强度也较弱。因此，其人口的损失较西安、同州两府及乾州直隶州为轻。
人口损失的边缘区：除上述八个府州以外的其它地区，包括帼州、延安、绥德及榆林等二府两州。这些地区多是大兵过境，并无长期停留，亦无激烈的战争发生。因此，相对来讲，受战争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陕之中人口的损失最轻。
光绪三年（1877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陕西灾荒发生时，河南、山西等早先受灾省份的灾民已大批涌入关中。当时晋豫灾民在陕者几乎无县不有，单在西安省城即有八千余人。 而陕西省战后“民间元气未复，各属地丁钱粮，征解仍未敷额，每年收储银两，又因筹拨边防各军口粮及旗、绿各营官兵俸响，文职廉费，并杂支、制造、赈抚，各款搜刮一空，现在库储万分短绌，即本省应发之款，亦已左支右绌。” 以上种种因素都加剧了旱灾对陕西打击的程度。是年秋，陕西灾民亦开始外逃求生。渭北各县灾民，“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 而渭南的饥民则南下四川或东出潼关逃生。史载陕人“逃入川境求食者，络绎于途”。 至“光绪三、四年之交，逃出潼关的流民为数达二十万”。 而那些没能逃出的灾民，时时都面临死神的威胁。泾、洛一带，许多老弱妇女无力逃荒，只得投水自杀，以至“洛河漂流死尸，联络不绝”。 更多的灾民则是成群结队的去哄抢粮食，勒食大户。有些州县，如蒲城、韩城等地甚至出现了灾民袭击官府，杀死官吏的事件。
这次旱灾几乎遍及陕西全省，根据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877年11月4日）上谕记载，1877年底陕西被灾地区共有：蒲城、朝邑、韩城、嗔阳、白水、澄城、泾阳、三原、高陵等49个厅州县。 十二月初七（1878年1月9日）上谕又称有咸宁、长安孝义等37个厅州县被灾。 总而计之，全陕之仅??县、噤县、麟游等数县未受灾。阎敬铭奏称“臣奉命查赈，山西及陕西之同州，尤为极重极惨。” 时人饶应祺亦言“陕西大饥，同州尤甚。” 清廷虽“发内帑籴沿江粟以赈之，犹不能全济。” 不少人因饥饿乏食而死。西安府酆泉县“饿死者山积，治城东门外掘两坑埋之，俗称万人坑。始犹以席卷之，继一席卷两人，终至无席。城隍庙、保安寺两处，稚儿耆者，填井为满”。 同州府蒲城县，至1878年夏，“饿死者三分之二”。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许多尸体大都来不及掩埋，即使勉强埋入者，也因为“泥土甚松，入土不深，仍为犬残者不少。尤惨者，垂死饥民，随风吹倒，气息未绝，亦被犬噬。” 加之灾后“疫气流行，饥馑余生，触疫即死，以致死骸遍野，无人掩埋。” “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 西安府高陵县“自（1877年）三月后，一年无雨，冬无宿麦，春、夏赤地千里……疫毙男妇三千余人”。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饿死者既死，家人掩埋不敢痛哭，否则饥民齐来，竞相残食。” 更有甚者“口息未寒，髀肉已被脔割。”
综上所述，这次灾荒的中心区域主要在噤县以东，潼关以西，泾洛渭诸河流城的下游平原地带，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两府被灾最重，灾时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如，袭击官府、杀死官吏乃至人相食等等都出现在这一地区。灾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与战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受灾范围太广，受灾强弱亦很难区分。因此，本文把西安、同州两府以外的陕西其他地区全部划分为边灾荒的缘区域，这个区域大致相当于战争的过渡区及边缘区。
四、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估算
晚清陕西各方志中，大都记载有本地区一个或多个时点上的户口数据，但是具体到战后灾前这一时段内，相关的人口数据却很少，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仅有富平、高陵及三原等11种。 尽管样本数比较少，但其空间分布却比较均衡，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及边缘区都有数据。另外，样本数据的质量也比较高，从以上11种方志来看，其所载各州县人口数大都来源于战后的抚恤册或是救济册。出于救济难民或是抚恤战争死难者家属等原因的需要，战后不少州县都对本地区的户口进行过调查、统计。由于战后幸存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赈灾钱粮的多寡、赋税减免的额度以及抛荒土地的重新划分等一系列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大都认真进行过，人口统计的指标也比较丰富，从不少上报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如蓝田县详细记载有县城、4乡共5个区域内土著烟户、客民、商民户数、口数及雇工、僧人、道士口数，户均人口等指标非常正常。 三原县详细记载战时被杀、疾故、逃亡未归人口数以及战后、灾后幸存人口数。 富平县分别载有战后、灾后两个时段土著、客民、商民等三类居民的户数口数。 所有这些特点在战前的人口数据中是很少见的。
兴平、蓝田、富平、三原、高陵、泾阳等6个县同属西安府，都处于关中平原腹地的泾、渭两岸。这6县与西安、同州两府的其它县一样，战前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最稠密的地区，战时都处于战争的中心区域，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以上6县中，泾阳县数据比较异常，人口损失率高达75%。究其原因，主要是战时客民逃亡造成的。战前泾阳是陕西皮毛及茶业交易中心，境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年二三月起至***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而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 据县志记载，战前泾阳外来商民6000多户，人数高达32500人， 占总人口的20%左右。这部分商人大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规避战争伤害的能力高于普通居民，战争初期大都逃亡他乡或返回原籍，这是造成泾阳县战争人口损失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计以上6县战时人口平均损失率为52.2%，去除泾阳县这个极端样本后的人口平均损失率为46%。高陵、三原、兴平3个县的人口数据都是1865年或之前的，由于战争直到1868年初才真正结束，因此这3个县实际的人口损失率要高于统计数据。而其它3个县都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以后的人口数据，这其中应当包括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和因移民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长部分，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同样要高于统计数据。考虑到上述方面的影响，以蓝田、泾阳、富平6个县为代表的整个战争中心区的人口损失率估计在50%左右。1861年西安、同州两府人口总数为545.8万，如以50%的损失率计算，战时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大约有272.9万左右。
岐山、千阳及定远三个厅县分属凤翔、汉中两府，地处于战争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域，人口的平均损失率高达32.6%，定远厅与岐山县人口均为战争结束四五年后的数据，其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人口，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应该高于统计的人口损失率。就整个过渡区来讲，其人口平均损失率估计在30%――35%左右。1861年处于战争过渡区的汉中、凤翔、兴安三府及商、乾、??三州人口总数为6562万，如以32.5%，损失率计算，整个战争过渡区人口损失总数大约有213.2万。绥德、三水两州县分属绥德直隶州、??州，两地处于战争的边缘地带，战时人口损失比例大都在20%左右，以平均人口损失率18.5%计算，整个战争边缘地区的人口损失总数大约为34.6万左右。
总计以上各数，陕省战时人口损失的总数接近520.8万口。
透过晚清方志对光绪初年旱灾的描述，我们发现这次天灾对全省人口造成的损失，似乎与战争不相上下。相关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府谷县“光绪初年，又值三年大荒，冬奇寒，冻馁交加，……百姓死于岁者，不减于兵。” ；《续修陕西通志稿》更言“西、同、凤、乾各属，古三辅地，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鸡犬相闻，至道咸时户口称极盛焉。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亦云惨矣。重以光绪丁丑、戊寅奇灾，道馑相望，大县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其雕[凋]残殆甚于同治初元。” 然而，从采集的灾后人口数据来看，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除个别厅、县因饥饿或瘟疫导致灾后人口骤减外，就全省而言，这次天灾造成的人口损失非常有限。
从各厅县灾后人口数据中共收集到19个有效样本。 这19个厅县的人口数据大都在1880年前后，即旱灾结束后的头两年。由于其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因外来移民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加及人口自然增长部分，因此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各地灾后实际的人口状况。19个样本数据中有14个属于灾荒中心区的西、同、乾两府一州，分别是高陵、富平、孝义、三原、渭南、大荔、蒲城、澄城、合阳、白水、朝邑、华州、潼关、永寿。其中潼关县灾后人口呈现异常状况，人口损失率仅有18.4%，远远低于战后人口损失中心区52.2%的平均损失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灾荒期间或灾后有外来饥民涌入，导致人口机械增长。除此之外，其它13个厅县的人口损失率都在50%――80%之间，大都略高战后人口的损失比例。灾荒中心区14个厅县的人口平均损失率为62.3%，与战争中心区人口平均损失率相比，仅高出10.1个百分点。假设灾荒期间整个灾荒中心区域的平均人口损失率较战争中心区的平均人口损失率高出10个百分点的话，那么，灾荒期间中心区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大约比战后多出54.6万，也就是说灾荒期间，受灾中心区的人口损失大约有54.6万。
由于现有的灾荒边缘区域的人口数据非常有限，仅有5种，且大都呈现异常状：如凤县灾后人口损失率为78.7%，保安县更是高达94.9%，远远高于战后人口平均损失率。而同时期千阳县灾后人口损失率仅为5.7%，淳化县竟为-59.1%，经过战争灾荒的双重打击，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由此来看，统计表中45.8%的平均损失率并不代表灾后边缘区域实际的人口损失率。
灾荒期间，中心区的人口损失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W御灾荒的能力是不同的，灾荒的相对破坏程度同样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广大的陕北地区而言，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因此，虽然处于灾荒的边缘地区，但其人口损失的相对比例，可能不比灾荒中心区的西安、同州两府低多少。即使同一地区的不同州县之间，这种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大荔、朝邑、潼关三县都位于渭河平原，皆属于同州府，而且相距也非常近，但灾后人口损失率却相差很大。所以通过分县人口统计的方法来推算灾荒时期全省人口损失数量是行不通的。基于对灾荒中心区域人口损失比率的有效研究，我认为灾荒边缘区的人口损失比例，大约比战后同一区域人口损失比例高出5到6个百分点，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以此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推算，灾荒期间，整个灾荒边缘区域损失的人口数量大约是46.7万左右。
综上所述，灾荒期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大约在101.2万左右。如果加上战争期间损失的520.8余万人口，从同治元年（1861）到光绪五年（1879）短短的的17年内，陕西全省因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约占战前陕西总人口的44.6%，其中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占83.7%，灾荒损失的人口仅占16.3%。
五、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估算数据的再分析
对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本文??用的是抽样的方法，而曹著《中国人口史》??用的是样本穷尽的方法。曹对这一时期陕西全省人口损失数量估算的结果为710万，损失比例约为48.2%， 本文的估算的结果为622万，损失比例约为44.6%。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造成数百万人口损失的事件，通过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推算、复原，应该来讲，两者结论基本是一致。由此来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史料充足、论证科学，最终都能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曹著《中国人口史》对于灾荒期间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结果是243万，约占这一时期人口损失总数的34.2%。根据本文的估算结果来看，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数量仅占人口损失总数的16.3%，我认为，曹的估算可能偏高。各地方志之所以把这次灾荒描述的如此可怕，把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等同起来，反映的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这种无法预知、无力抗拒的天灾的一种心理恐惧。灾荒人口损失数量远少于战时人口损失数量，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受灾的时间短。陕西旱灾从1877年春开始，比关东地区整整晚了1年。同时旱灾结束的时间也比关东地区早。到1878年6月，陕西就已基本解除了旱灾的威胁，停发了赈米。 前后不满两年。同灾荒最重的山西、河南等省相比，受灾时间少了两年多。其次：人口压力小。灾前陕西经历了将近七年的战争摧残，人口损失总数高达590万，损失比例接近41%。另一方面，战争期间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经过灾前五、六年的休养生息，已经逐步得到恢复。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减轻了灾荒对全省人口的打击。再次：灾前、灾时及灾后陕西地方政府以及各民间团体都做了不少积极有效的抗灾、救灾工作。陕西巡抚谭钟麟于灾荒的前两年就“饬各属勤办义仓……买粮填仓……统计所储不满百万石”。 灾荒发生时，凤翔、??州的仓粮都可以支持数月。 灾荒发生后，各厅县也积极行动起来，抗灾自救，如定远厅通过富户输捐，共“得钱四千余串有奇，粮三千余石……按名计口给赈或钱或粮，至出新为止，另于边隘处拦济外来饿者，毋使入境，以要反侧，计活内地极贫饥民三千数百口，次贫六千余口” 富平县仅1877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就实发赈米7050石。 民间的自救行动在抗灾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灾荒期间陕西绅民共捐钱银九十余万两，捐粮廿五万石。 最后：灾荒期间，陕西还可以从省外运入部分粮食。如湖南、湖北的粮米采运至湖北老河口集中后，再分二路运入陕西。“一由荆紫关运龙驹寨，一由河口运夹河以达漫川关。” 通过这种方式运入陕西的粮食每月可达6000石。 正因为如此，灾荒初发时，陕西就开始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仅西安城就有粥厂七座，受赈灾民多达三万余人”。 不但如此，受灾期间，陕西还划拨15000余石粮食接济晋、豫两省。 至1878年夏停发赈米为止，全省共散发赈粮 120余万石，赈济灾民310余万口。
六、余论
清代陕西人口峰值出现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回民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其峰值人口数大约在1394万左右。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五年（1879）的17年间，陕西全省战乱未定，灾荒继起，期间生灵涂炭 ，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人口的损失尤为惨重。综观陕西战乱灾荒的17年，其人口损失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人口损失数量惊人。短短的17年内，全省人口从1394万口锐减至772余万口，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
其二、战争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远高于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天灾令人恐怖，人祸更为可怕，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其三、同治光绪年间，导致陕西人口损失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战死、饿毙、病死及逃亡。其中前两种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数量最大。战后或是灾后因为尸体腐烂、水源污染等原因，导致各地瘟疫流行。死于瘟疫的人口在全部损失的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口外逃在战时及灾时都有发生，战时难民主要逃往人口稀少的甘肃、青海、新疆及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灾时难民则主要逃往粮食富足的四川、湖北等东南地区。
其四、战争期间人口的损失主要表现为绝对数量的减少，即死亡；而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则主要表现为相对数量的减少，即人口的迁移。由于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因此，战争期间，大都是失去理智的相互杀戮，难民主动外逃的记载并不多见。相反灾荒发生后，渭北饥民就“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 ，而渭南各地饥民则东出潼关或南下四川觅食求生 。从灾后部分厅、县的人口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千阳县1868年有5.7万余口，1878年有7.1万余口，经过灾荒的打击，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而同时期保安县人口由战前的6.3万余口锐减至0.3万人左右。 这些都是因为灾时人口的流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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