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论坛十周年--长征中遵义会议之谜--网友影响中国--全国最大社区媒体

遵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偏远小镇因为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而闻名遐迩，这个会议一直被尊崇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被定性为我党，我军“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一个关键的地点，召开的一个关键的大会”，“一个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大会”，“一个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主张，结束王明的'左倾’（冒险）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大会”，遵义会议永载史册，遵义精神永放光芒。

最近以来，随着相关历史资料的充实和辨析，遵义会议的“传统”解释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如在会议决议中说明了：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传统的“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对上述的说法做一个认真的思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不合理）之处：

首先，在遵义会议的决议当中，张闻天（洛甫）取代秦邦宪（博古）成为新的党中央总书记（党史中称为“负总责”）；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者为周恩来，毛泽东协助其工作。

从以上的结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核心是张闻天，军队的核心是周恩来，那么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何而来？难道是毛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其次，结束王明的左倾路线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作了决议，有关党的路线的争论在张闻天的调解下维持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说法。

第二，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的路线就是国际的路线，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具备与国际叫板的资格和能力，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的路线确定和执行，组织人事的安排等重大事情均由国际“垂帘听政”并发号施令。

第三，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于8月赴莫斯科递交会议记录和决议，请国际批准，这恰恰为上述第二条的疑问作了注解。

从以上几点疑问和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上的“遵义会议”的伟大决定是经不起推敲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当时也是不存在的。

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的轨迹，梳梳辫子，看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建立起来的。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形成：

说到遵义会议不能不提在这之前的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中，毛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央军 委颁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大为恼火，向中央申请病假回后方疗养，得到批准。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摒出了军 委，经历了他政治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随红一军团自江西突围，在行军路上，毛泽东找王稼祥谈心并提请张闻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军事策略的问题，得到了肯定。这样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受到了批评，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翻身进了权力核心。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老三人团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进入了军 委领导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领导小组）隶属于中央军 委，军 委书记是周恩来，小组组长也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 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见当时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重病无法工作，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一方面军）。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 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 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确定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必然会失败，中共应保持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既要反蒋，又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八路军应分散兵力，进行侧面的游击战，重点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尤其以军方的反对更为强烈。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抗日（路线）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从国家安危，从中共的形象考虑，我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努力抗日。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支持。

虽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遇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是在新改组的中央军 委中，毛正式担任了主席一职，周恩来和朱德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

在毛泽东掌控军权和党权的道路上，还有必要提一下张国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6月25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期间因张国焘，陈昌浩提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是否合法，决议是否妥当等问题引发了争论。陈昌浩提议由张国焘出任总书记，张国焘对党的路线提出质疑。经过协商，中央维持现状，等待国际指示再作研究。

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陈昌浩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北上，张国焘和朱德，刘伯承率左路军进军阿坝。

9月，张国焘成立中央，引发中共内部的分裂。1935年底，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回国，调解纠纷，建议双方都不再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对方，等待日后召开会议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发电表示双方可以保持平行关系，而不是垂直领导关系。

此时的毛尚未取得党内和军中的领导权力，只能通过联合博古，张闻天等向张国焘发动反击。待到日后张国焘回陕北“解决问题”的时候，张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已所剩无几，等待他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张无法忍受毛的公开羞辱，心灰意冷之下“叛逃投敌”。

接下来，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获得党的领导权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毛对军权的掌控是其日后获得党权的重要基础，“枪杆子里面出党权”也。而毛的最大的政治对手张闻天和王明之所以败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掌握军队。

张闻天的中共总书记一职始于遵义会议，终止于1937年底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改组中央书记处，不再设总书记一职，实行集体领导。

张闻天是学院派的代表，理论性强，个性内敛不张扬，在延安整风之前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党建方面的理论性文章。自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在红军北上到达陕北的过程中主持重要会议，起草文献，会议总结，并处理重大的组织问题，派遣和任免干部等等。

在西安事变处理过程中，张闻天不同意毛泽东的“审蒋”和“除蒋“的观点，主张争取蒋介石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执行，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吻合。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亲自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并释放刘志丹等被诬陷的干部。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失势，政治联盟逐渐土崩瓦解，被毛泽东讥讽为“背了一麻袋的教条”，并在整风运动中作深刻检查，成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的祭品。

在张闻天失势的同时，王明的声望却如日中天，这位从苏联归来的“钦差大臣”俨然是中共新时代的领袖人物。

王明留苏期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对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方针，监督指导中共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战。1935年10月，王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年底又撰文，宣传“联蒋抗日”，支持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反对各地方派别的反蒋活动。王明的这些主张，与共产国际如影随形。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人乘飞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太上皇”终于现身了。在欢迎大会上，张闻天盛赞王明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毛泽东说王明等人的到来是“喜从天降”，“天兵天将下凡”，我们统一战线的成就应归功于其创始人王明同志。

随后王明这个名字在延安变得如雷贯耳，康生在党校的演讲中称王明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1937年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和博古等人率中央代表团抵达武汉，成立“新”长江局，领导核心是王明和周恩来。二人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积极配合国民党对日军作战。1938年1月，长江局批准周恩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扩大中共在政府中的影响。而这一切，与毛泽东的主张是相反的。

1938年春，日军进攻武汉，长江局积极配合国民党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方面，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再次论证片面抗战的必然失败和游击战的合理性。毛的这篇演讲无疑与长江局的主张相左，所以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的这篇文章。（新华日报由长江局负责出版）王明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在早些时候的3月份，任弼时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在这份大纲中糅合了毛泽东和王明的政治观点，即迎合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修饰”了毛泽东，加深了共产国际对其的印象。

在任弼时之前，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苏疗养，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后由任弼时接任。

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这道“圣旨”无疑为毛王之间的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毛能够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劳，而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的下台也是原因之一，更何况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对手。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毛的威望迅速上升，在与王明争夺党权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为了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毛泽东于1942年初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利用其无可匹敌的政治优势，对王明，张闻天，博古等“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批判和整肃，并对上层机构进行了重组，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遍延河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