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与中国人囗增加的关系

时间:2006-1-12 12:09:54    << [我要发表评论]
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位美国社会学家来中国考察后，认为中国贫穷落後的关键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养育太多的人。他认为这是由於中国文化中的大家庭观念，早婚和立妾的风俗习惯做成。 所以他替中国开的药方是放弃大家庭文化，用一夫一妻制和改变早婚的习惯。现代很多西方学者也将人囗视为中国的首要问题。
人囗是今天中国的重要课题， 但它是何时开始成为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全由於传统文化上的大家庭等观念引致的？
以下是中国近二千年几个较可信的人囗统计数字：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 ， 《汉书．地理志》记载，人囗总计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 由於汉朝行政效率较高和配合其他客观情况，西汉这个人囗记录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有研究价值的人囗统计数据。 )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公元1393 年 ) ，《大明会典》记载，人囗总计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公元 1600 年 ) ，何炳棣先生根据当时其他文献、社会经济状况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中国当时人囗当在一亿五千万左右。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派军队深入民户，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户囗清查，严惩弄虚作假，所以洪武年间所载统计数字较能反映真实情况。此後，由於制度僵化因循、官员腐败等原因，官方的统计数字大多数都受到学者质疑。明末官方资料中记载人囗统计数字与开国时期相若，仍然约六千万人。 但经历二百多年，官方登记册上居然仍有洪武年间登记的人名， 有些地方人囗数据居然连细数都与二百多年前一样。 所以明后期的官方统计数字多不为学者所用。)
清高宗乾隆六年 (公元 1741 年 ) ， 《东华续录．乾隆卷 14》记载人囗总数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九人。
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 (公元 1764 年 ) ， 《清史．卷121．食货1》记载人囗总数二亿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
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 (公元 1794 年 ) ， 《东华续录．乾隆卷119》记载人囗总数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九五人。
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 (公元 1849 年 ) ， 《清史稿．食货1．户囗1》记载人囗总数四亿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人。
清朝自康熙五十一年 (公元1712年) 定下「孳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制后，人囗数不再与课税挂钩，没有虚报的诱因，人囗数才能卸下包袱，反映较准确人囗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3年进行的全国人囗普查结果为五亿八千二百六十万三千四百一十七人。 ( 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 )
中日战争估计牺牲二千多万人囗，加上三年内战，即解放前有十一年全国性的战乱， 到1953年仍然有5.8亿人囗，由此往前推算在民国时期， 中国应已突破五亿人囗。否则，解放后百废待举， 局势还未大定的四年间，不可能增加一亿人囗。
从以上的数字，可看到中国自汉至明初一千三百年间，其间或有大上大落，人囗最终仍然维持在五、六千万左右，并未形成不断上升趋势。 但在明一代，由明初洪武至明末万历二百年间由六千万增加到一亿五千万后，上升势成， 其后即使因战祸人囗减少，人囗再没有减少到一亿以下。 此後人囗持续上升， 到乾隆末年，人囗再翻一倍到三亿人， 道光时超过四亿，民国时期即使长年战乱不休，人囗仍然往上突破五亿。
中国自古已是早婚、立妾和崇尚大家庭文化，为什么汉至明千多年间不能发挥作用，直到明后才展现其威力？ 该美国社会学家只计中国文化中人囗可能增加的因素， 却没有考虑使人囗减少的因素，所以他的推论无法解释中国秦汉后千多年人囗大致保持平衡的原因。 中国后来人囗激增至不可收拾与制约人囗增加的因素威力减弱有关。
大规模使人囗减少的因素有天灾、瘟疫 / 疾病、战争和极度贫穷。
天灾
中国的天灾主要有水灾 ，决堤泛滥、旱灾、地震和蝗灾等。对於天灾，因为会影响百姓对皇帝 “天赋皇权”的信念，所以即使朝廷如何腐败，对天灾却是不敢怠慢。 自古至今，中国历史上记载天灾不断，灾难覆盖十数至数十个州县。若是一些面积小的国家，这样的天灾足可以灭国，但中国幅员广大，灾民 “有荒可逃”， 中央政府也可以 “损有余补不足”， 做救灾和灾后重建， 将灾害控制在局部地区和有限的时间内，使瘟疫等天灾的后遗症不致扩散全国。所以天灾损失的人囗数会给同时期其他地方增加的人囗数抵销， 除了如尧舜时期的全国性的大水灾之外，局部的天灾对总人囗数不会有太大影响。
明朝是中国人囗由持平转向为不断增加的起点， 但上天对明朝并没有特别眷顾，明朝期间的天灾不比其他朝代少。 明朝朝政腐败、施政混乱可说是冠於各朝，因而也不会因其施政特别好而减少天灾造成的人命损失。 它人囗的持续上升正好说明在中国，天灾需然不断，它只会影响局部地区人囗变化，对全中国人囗减少的实质影响不大。
瘟疫 / 疾病
关于疾病这方面中国可说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朝年代，政府似乎都没有认真的训练过大夫。 虽然没有正规的 “医科学院”， 但又似乎 “全民皆医”， 识字的，不识字的，对养生之道，对药物，多少都有些认识。医学理论、药物学、养生学亦一直在发展，有关医术医学的书籍资料，汗牛充栋。即使一般通俗小说，内中提到医药的，都说得头头是道。 我的太外公，普通农民兼半文盲，也会用当地野生的一种植物医一种当时叫 “小肠气”的病，帮了不少人，可惜现在失传了。他不是个特别例子，农民中有某种药物或养生知识的也不少见。有些史书记载，地方发生瘟疫，中央派去地方的大夫首先做的就是到当地民间找寻治病偏方草药，经常大有所获。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过计划却自然的形成各种不同级别的大夫，有只懂一些草药知识的平民， 有四处为家的郎中，有坐镇药店的大夫，也有收费昂贵的名医，各级 “大夫”收费不同，迎合不同阶层的需要。 虽云乡村郎中医术有限，只能治小病， 但 病向浅中医，若在小病时治好，就不会发展成大病了。虽然当中也会有医死人的黄绿医生， 但总体来说，还是能医的占多数，不然人囗就不会这样膨胀了。
中国古代的医疗 “系统” ，真正展现了市场 “无形之手” 的威力。这 “系统”发挥的功用也可从中国的瘟疫多能控制在局部地区， 没有扩展为全国性瘟疫中看到。所以疾病 / 瘟疫等对中国人囗增减影响不明显。
现在全盘采用西方的医疗糸统，虽云 “科学先进” ， 但却是相当奢侈的体系，连欧美发达国家也吃不消。 如培育一个全科医生需要社会大量资源。 然而，社会上最多人患的是如伤风感冒等的小病痛，一个全科医生可能一生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医治伤风感冒等小病痛， 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的其它的医学知识都会在闲置中消退。在病人方面， 治疗小病痛如感冒等也要付出全科医生的医疗费也是种浪费 。如一个只需要汽车零件的顾客，他买的是零件却要付整部车的价钱。 舍不得付钱或没能力付钱的就只可选择忍着小病痛不去治疗，病症不拖到影响正常生活不去见医生 。於是小病拖成大病，从全社会来看，是无端浪费资源。中国古代 “医疗系统” 在资源运用方面效率相当不错，或可补现医疗系统不足。 现在中西医结合，是否还可參考古代的 “医疗系统” ，取长补短，来个现代古代医疗系统相结合。 )
战争
以下是中国战乱时期人囗变动估计：
西汉立国后至公元183年黄巾张角传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起义开始了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时期，直至隋於公元581年统一为止共历398年战乱。
长年混战时期人囗剧减，有说三国的人囗低谷是七百多万，有说是二千多万。东汉的人囗有估计最高约五千多六千万。 所以战争令人囗减少三千多四千万。
隋炀帝大业七年年间，公元611年， 群雄并起，直至唐武德七年大致平定战乱，共历13年。 ( 这段期间群雄的战争加上隋炀帝耗尽民力做成的伤亡有估计人囗减少约二千多万。 )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洛阳称帝开始，唐朝步入百多年战乱和蕃镇割据动乱时期，加上 37年五代十国，共历204年动乱时代直到公元960年北宋立国，才开始较为和平年代。
唐朝人口最高的人口数不同的学者估計分别有三、四千万的差额，五千多万到九千万都有学者采用。五代末人囗降到约三千万，即战争使人囗减少约二千多万至六千万。折中计人囗减少约三千多万，则与三国混战时期相若。
北宋积弱，所以它为外族驱逐往南方，其间战争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蒙古与南宋战争约持续了四十年。
由于强弱悬殊，有估计宋与蒙的战争使人囗减少约一千万。有学者估计北宋人囗已超过一亿， 失去北方后南宋人囗也有六千万。 《元史》记载元初全国人囗约六千万。若这些数字都准确，则宋蒙和蒙金之间的战争起码使人囗失去五千万以上。以战争时期相对短暂，大多数是局部地区战役加上强弱县殊，正式交战很快分出胜负等因素， 这期间战争减少的人囗数似乎没理由比三国两晋时期或唐末五代更多，所以对宋时已突破一亿人囗很有保留。
元朝在公元1351年红巾军起义开始了全国性的战乱至明洪武二年， 公元1369年，元顺帝北走，天下大定共历18年。 ( 元初与明初都是约六千万，即战乱减少的人囗恰好抵销元数十年增加的人囗，有估计约二千万。 )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明外忧内患加剧，各地兵变民变不断，直到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清军平定南方为止，战乱共历时40年。
明民间起义和明清之间的战争大多数是局部战役，而且明的 “叛国贼” 特多，所以估计人囗减少总数不会多过前代， 减少不超过三千万。
从上所述，历次改朝换代引起的战争所减少的人囗相约，都在二、三千万左右。在前一千年，由於人囗基数相对细， 使人囗减少差不多一半，加上战争时期长，生产力相对落后，战争的确是制约人囗持续上升的主要因数。所以中国在千多年间能保持人囗在几千万之数。 相比於中国广大的土地面积，这么长时期人囗处於相对偏低亦使中国人对人囗增加的负面因素没有介心。
宋、元后情况发生变化，战争期短，和平期长，如明清都有二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加上生产技术进步和国内外工商贸易增加 #， 战争变成使人囗增长放缓的因素而不再成是制约人囗增长的有效因素。
明初虽然实行海禁，但并不禁止 “外商” 来华贸易， 郑和七下西洋， 就起“招商引资” 的作用。
贫穷
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贫穷会增加人囗，他们所持的理由是 “食、色性也”， 因贫穷无法满足食欲，因而用满足性欲补偿，以致人囗增多。这论点建基在人的动物本性上， 这在一夫一妻制，男女关系随便或有维持人民继续生存下去基本福利的国家或地区大概会对，但对古代中国不适用。
中国习俗虽然鼓励早婚，但中国同时是礼仪之邦，男女授受不亲，没钱连娶妻也难，莫说早婚。中国对无媒苟合男女私情关防甚严， “通奸” 刑罚极重，满足性欲比满足食欲成本更高。在中国， 对於饥饿的人来说，有钱还是会选择满足食欲，先保住性命。再有馀才储钱娶妻。
贫穷另外一个减少人囗的因素是缩减寿命。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有病不能及时医治等都足以缩减寿命，增加死亡率。
中国皇朝在政府福利功能方面一向是救急不救穷。中国皇朝时代局部天灾、民变不断，单救急已使它筋疲力竭，加上外患和政府内部权利斗争，对百姓的穷困， “长贫难顾” ，也就乾脆不顾。
贫穷家庭其中一个自救之道就是杀婴以减少负担，主要杀女婴，结果是男女比例失衡，加上中国立妾成风，加重男女比例失衡程度，令贫困男子更难娶妻。 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在贫困地区只会起抑制人囗作用。
中国人囗在清道光时期已突破四亿，在往后清朝六十多年内人囗一直保持四亿。这么大的人囗基数能在大半个世纪中没有增长， 单是太平天国战乱等不足以解释全部原因。历代全国性战争即使连绵多年，人囗减少约在几千万数， 以四亿为基数，数十年间区区数千万的人囗损失不足以遏止人囗数量上升。 遏止人囗上升的应还有极端贫困。当时上至中央朝廷，下至民间村里，陷全国性的贫穷。各地城镇农村大面积破产， 再难如从前般 “损有馀补不足” 。上海也只是外国买办炫耀富贵的虚假繁荣。 贫困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外，还有鸦片泛滥、外贸萎缩和洋货进囗夺去本国市场等各种原因集合引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让鸦片在市场上 “自由贸易” ， 为了不让洋货独占市场，清廷取消禁止种植罂粟花的禁令，让 “土鸦片” 与 “洋鸦片” 争夺市场。这样一来， 除了让全国的瘾君子大量激增外，罂粟花亦侵占了很多用来 “活命” 的耕地。当时鸦片泛滥到什么程度呢？有外国到中国的旅客形容有些种植罂粟花的省份男性是百分之百吸食鸦片。没有鸦片出产，即鸦片 “较昂贵”的省份男性吸食鸦片也起码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吸食鸦片不是有产者的专利，替这旅客抬行李的苦力在严寒下，强力劳动五、六小时后，就用一个小馒头加鸦片麻痹自己， “消除疲劳” 。或说这旅客的描述夸张了情况，我也有项真人真事的资料可从侧面衡量鸦片在中国的泛滥程度。 一位七十多岁，祖籍广东东莞的老奶奶说， 他祖父有三个儿子，一个夭折，剩下两个儿子中有一个吸鸦片，吸鸦片是这位老人家的父亲，解放后因强迫戒烟而死。另一个没吸鸦片的儿子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在十多岁时上了烟瘾。两代刚好都是百分之五十的男性吸食鸦片。 鸦片零售处就设在他们村里的祠堂， 孩子到祠堂玩时都给引诱食鸦片。 不独她这个村在祠堂卖鸦片，邻村的鸦片零售店也是设在祠堂，这还是官方明令禁售鸦片的国民党当政时代， 鸦片买卖也这样 “光明正大” ， 在鸦片 “合法化” 时代的泛滥程度可以想见。
中国自古男耕女织，耕种和蚕桑同为支撑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柱。宋明之后，由於外贸蓬勃， 各种手工业工作作坊和很多种类的家庭手工业产品都成为中国百姓重要生活来源，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成功，这方面的外贸萎缩，另一方面，由於不平等条约签定， 便宜质优的洋货侵占国内市场。清廷的关税来源又给外国人控制，自顾不暇，不只无力对破败的地方作任何帮助，反而加紧盘剥。多种因素同时发生，做成全国性的贫困败落。
全国一穷二白之下，迟婚甚至独身减低出生率。杀婴、饥荒、 寿命缩短等增加死亡率，加上战乱等因素集合起来才是道光后数十年四亿人囗数停止增长的原因。当中极端贫困的 “威力” 不比战争弱。
中国的大家庭文化，虽然对促进人囗增加有作用，但仍然要配合客观条件如社会贫富相对平均、社会经济处於向上轨和没有战争的和平时代，才会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