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次：我是正宗本土人，没有错。我的祖父从闽南漳州到台南已经13代了，我们是历代务农，我是台南县的，没有错。

　　我走这一条路，很多人也觉得很奇怪，作为一个台南县人，我为什么走这条路，牺牲那么大，奉献那么大。所谓牺牲那么大、奉献那么大是因为我为了这一条路，丢了李登辉的官，两度拒绝了阿扁给我的官，这是台北政坛公开的秘密。我为什么这样做？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我的乡亲父老不能谅解我：第一，这条路比较难走；第二，我们栽培你做一个立法委员，结果你却要去丢官，又要拒官，不谅解我，这两个不谅解。走这条路，很多乡亲父老离开我，包括我的妹夫就这样离开我，我的妹妹就哭，我说你不要哭，我是你永远的哥哥，但是他是你永远的丈夫，还是以家庭为重，我们是为理念来奋斗，但是我要求我的妹夫不要在外面诽谤我就好，可见这条路多艰苦。这种苦没有办法来形容，你今天问我，我可以告诉你是怎样的一个辛酸苦辣。

　　我每次回台南工作，不仅说虎落平阳，而且还要舌战群雄。因为我做过群众运动，我竞选过立法委员，到期我还要回去。乡亲父老把酒杯举起来说“团长回来了，我们来敬团长”。什么叫“团长”呢？就是“卖台集团”的团长回来了。那时候你要生气吗？你要吵架吗？没有办法，我只能够面带微笑来对。这种心酸苦辣，乡亲这样的话骂得很厉害，硬的话也说不了。所以我太太一直说你干脆不要回家乡，我说不行，家乡是我的地盘，毕竟婚丧喜庆总是要回去的。所以，这几年来每回去一次，感触就很深。

　　我的压力来自于12年的阿辉、8年的阿扁，20年，都是本土的人当道，压力很大，一个是安全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后来也牵扯到体力、精力的压力。有一段期间是精神的压力，什么叫精神的压力呢？在我们台南的风俗有人说我干不掉你，就从你的祖先祖坟下手，连祖坟都遭破坏。我的哥哥很伟大，比我大两岁，所有的亲人都反对，他坚持赞成我走这条路，我的爸爸也赞成，但我爸爸已经亡故了。亲人都不谅解我，乡亲都不谅解我，我原来的选票很多，后来我是主动放弃竞选，就从事这项工作。

　　我们的台统会在台南成功率只有2.8成。台北的和统会做北台湾的工作、外省人的工作，比较好做，大概七八成。落差在家乡，很不好做，它是铁板硬板一块。现在我告诉你，压力很大，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平常不太愿意跟人讲，我坦白跟你讲历经沧桑、风吹雨打，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

　　但是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不是傻瓜。大家都说我这个人是傻瓜，有官不当要丢官，有官不做要拒官，在那边做沙门苦行僧，很多人不谅解我。我走这条路，我是带有使命感的，我是一个读书人，政治学博士，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一生一定要好好做点工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要留点档案，我没发什么财，我不会做生意，我跑大陆这么多年没有和商人来往，我不经商，也不观光旅游，就是开研讨会。这一辈子，公开做了16年，我是和商人没什么瓜葛。

　　我的这种使命感是带有宗教性的，我不敢说很狂热，但是我无怨无悔，而且没有休息过。我晚上睡觉也在反对台独，晚上作梦也在喊和平统一，我是全神投入。我和老爹的关系是因理念而结合，是志同道合，我发现了一个长者，这个长者是我的标杆，我来追随他。本来他是军方，我是文方，而且他是外省，我是本省，怎么会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我和津平兄也是兄弟情爱，像亲密战友，我们是因为这个理念路线而结合的同志，同山道友。

　　我为什么热衷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呢？

　　一我是靠读书长大的，我的中国历史、中国地理都非常好，我对这个国家的爱来自于我从小所读的书。所以才追随经国先生，那个时候他以台治台，用台湾人治台湾。

　　第二，我对《宪法》很有研究，我在大学开宪法课，还有政治学的课。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中宪法，你怎么可以违宪呢？怎么可以搞分裂？以这样的基础以及国际的角度来看，台独根本没有市场，走不出去。

　　所以，我是有理念、有路线，而且有这么一个现实，据理力争，反台独。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反对阿扁的“一边一国论”。阿扁是我们家乡人，做了八年，我和他正面交锋打得很厉害。当然那时得罪很多人，就不说了。

　　你刚刚问现在情况有什么不一样，我就告诉你，我们的反独还在做，我们是不但反台独，还要反独台。所以，这个工作继续在做，一切还是要归于统一。我们三个人并肩作战就是为国家统一，整天在做梦，而且整天在奔跑行走，这是真的。

　　我是南台湾人，本土人，我的优势是很大，但是我的压力是更大。总算现在我身体还平安，我也很感谢我的神明，阿弥陀佛，我的菩萨照顾我。那时坦率说我身体撑不住，那时会长都讲老郭，留得青山先求存在。一直让我步伐迈得慢一点，而且要稳扎稳打。我到南台湾去开疆辟土，搞台统会，他说好是好，就怕我出状况。果然我们的主席在台北搞街头运动出状况了，我们家的坟墓都被破坏了，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这个话我在台湾从来没有讲过，今天正式跟你讲，我们的祖坟被破坏了，还好我哥哥请人弥补，总算过去了，大概是这么样。

　　你说我爱国吗？我真的很爱国。我们老爹是军人本色，我是文人本色，我们老少相辉映，我们是两代，我们两个兄弟追随他，的确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我们在台湾蛮勇敢，我们摇旗呐喊这样奔跑，有人说这是傻瓜，但是我要告诉你，台湾岛还好有三个团体，还在摇旗呐喊，还有一点火在那儿闪亮，假设我们关门，这个局面就不敢想象。

　　 王津平：从小被张学良等老一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

　　 主持人：王先生呢？您曾经因为反台独受过伤？

　　 王津平：我以为被打到地上昏倒起不来了，准备含笑而逝，结果活过来了，命不该绝，一百多人围攻我。

　　 主持人：什么力量支撑着你？

　　 王津平：我当时的反应很简单，你们在搞台独，欺骗台湾所有善良的百姓，这下终于你们打到我身上来了，证明你们是暴力集团，搞政治运动，这下我心里想你们死定了。后来他们收敛下来，他们内部检讨，打了王津平，损失很多选票，得不偿失，即便把我打死了，他们都很吃亏，因为形象不好，自己内部检讨。

　　那个时候李登辉带头在搞正名运动，我从网络上一看，哟，台独搬师大举回台湾了，陈水扁的选举他们帮忙出钱，凑了47亿台币，可怕。就用这样一股支持他的金钱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回到台湾来要架着陈水扁，推动台独运动。网络上我看到这条消息，就觉得麻烦了。这种麻烦我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遇见过，在台湾碰到很多为台独而疯狂的讲话。我在戒严时期从美国回到台湾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运动，一些人觉得我明知道回去可能死路一条还敢回去，对我也是有那么一点尊敬。

　　你刚才问我是什么样的信念？其实很简单，我从小长在一个爱国家庭，我母亲十几岁的时候，在街头看到日本人欺负良家妇女，她跑过去就给了日本军警两个耳光，人家把她抓起来。还好我们家老太太号召一群人包围日本警察局，把我母亲救回来。

　　我生长的那条巷子就叫狮舞巷，狮舞就是当时台湾同胞以文化抗日，在日本人面前打舞枪，我们表面上是舞狮、舞龙，其实是告诉日本人，我们早晚要对付你们。之前台湾同胞牺牲了63万人，从北到南，当时的汉奸从基隆把日本军队引进来，耀武扬威走进今天中山堂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逼着我们签下了城下之盟。那样的记忆，从小我就听到我们家人跟我讲这些故事，教育我们。所以，从小在这样一个抗日家庭、爱国家庭长大，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很大影响。我的父母亲经历过日本的高压统治，但他们敢于反对。我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之下长大的，后来出国了。这中间我觉得台湾事实上保存着中国很好的儒家传统，爱国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当年日本人来，一进台湾已经不可为了，怎么办呢？就从北到南弄了很多诗社、私塾教汉文，一直到日本人不让台湾同胞讲中国话、中国字，但这中间暗潮汹涌，爱国主义力量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中国统一联盟事实上是继承了台湾同胞百年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中间有几种人，一种是抗日老前辈，这些最受尊敬的抗日老前辈都是中国统一联盟的名誉主席、顾问，包括他们的二代、三代，我们都尽量拉进来。所以，中国统一联盟有一个很坚强的爱国主义力量。

　　另外，包括像我这样到海外去的一批人，正好赶上是保钓运动。这是我们的领土，钓鱼台都要被人家拿走了，土地任人宰割，那怎么行呢？我们就开始重新学习。海外的保钓运动，周恩来总理曾美其名为“海外的新五四运动”。

　　我是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学习中国的问题。当年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对着望远镜看过去，高中的时候我还记得孙学英唱的一首歌“我站在马山的哨岗上，从望远镜里向敌阵瞭望”，怎么那边是我们的敌阵？打什么打？不对嘛。这好像又不是战争，这种战争是怎么回事？那时就一大堆问题。后来我从美国回来，在学校里宣扬和平思想、爱国思想，那就已经不得了了。我当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很多人问，你怎么说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我说中山主义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不是我捏造的。这背后有各种说法，好像是随时可以把我抓起来枪毙了，我73到75在美国，然后在戒严时期回到岛内推动年轻人的爱国思想。

　　这样的工作持续不了太久，因为这违反当时的各种禁忌。接着又怎么样呢？我们又投入整个社会运动，就搞老兵返乡探亲。我就在那个时候碰到很多老兵，不是有老爹这样的人，我们早就反了，回家回不去。老爹是从北到南，到处跟老兵谈心。所以，整个大局才稳定下来。我们这些反叛的青年，那个时候不怕死，也要推动这些东西。很多人想置我于死地，但经国先生是舍不得对付我们，老爹是安抚我们。当时整个中国统一联盟这股力量，海外保钓运动，加上统一运动高涨，海外很多人回来，我是更早一点回来的，投入到整个爱国统一运动，我的薪水都拿出来办杂志，自己虽然失去了大学的教授，但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投入整个爱国统一运动，这是我这一生无怨无悔的事情。

　　包括挨打，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女儿都问我你那个时候怎么还会笑，你就没有想到我们会为你哭啊？人死尤重于泰山，生尤轻于鸿毛，林则徐讲过，苟为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血液里流动。我个人也很有幸，张学良被关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的隔壁，我五岁的时候他教我认识第一个中文字，带着故国的忧思。这些都使我较早有机会接触这爱国主义、爱国教育。所以，有时我想到自己比较幸运，有这么一些机会，在岛内很多人只是没有像我这么幸运。

　　我还认识一个人，就是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他是监察委员，每天拿着拐杖到我们家来，摸摸我的头，叹个气。从他身上我也感受到了不可言宣的一些爱国的东西，尤其是丘逢甲夜夜梦台湾那样的诗句。还有很多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去抗日，命都可以不要，回来有官做也不要做官，只想把被殖民过的台湾同胞怎么教育成中国人。像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是我一辈子的动力，就这样一直驱动我做事情。中国统一联盟也确实结合了一些学者，这些学者都是最敬爱老爹的，当年事实上团体里还有一点重叠。

　　到了今年形势更好了，又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是满心喜悦地在等待着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