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古代的“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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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 “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 “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 “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 “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 30洋元 （西班牙银元）。 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雍正十二年 （1734年），户部 （财政部）和刑部 （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龄、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 《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 《尚书·舜典》中便有了 “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 “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最典型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蔡少卿先生在 《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 “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 “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绑架未婚少女，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 “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 ”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 ”
1929年5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赏现大洋三千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一千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五千元，士兵发一千元。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
（摘自 《历史不忍细看》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