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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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选票
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许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深莫测和最鼓舞人心的领袖。如同神话中的救世主，他推翻了君王，鼓励了百万民众，创立了新的哲学。作为所罗门王和大卫王的后代，耶稣是犹太人理所当然的王。因此，他的一生被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圣经》，就是从众多的记录中选择了很少的几个编成的，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编纂者是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一生都是个异教徒，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君士坦丁在世时，罗马的官方宗教是拜日教——信奉“无敌的太阳”的宗教，而君士坦丁是当时太阳神的大祭司。然而不幸的是，在罗马发生的一场宗教骚乱愈演愈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三百年后，他的追随者成几何倍数地增长。基督徒和异教徒开始冲突，矛盾加剧，最后双方甚至威胁要把罗马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决心干预此事。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那就是基督教。
君士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在上升阶段，就把宝押在获胜的一方。历史学家至今仍对君士坦丁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极为赞赏，因为他竟然让那些拜日教的教徒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他把异教徒的象征符号、节日和仪式都融入正在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从而创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宗教。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就基地教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辩论和投票，比如复活节的日期、主教的职责和圣礼的管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神性。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终要一死，而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投票通过。投票结果比较接近，险些没被通过。但不管怎样，确立耶稣的神性，对罗马帝国的进一步统一以及增强梵蒂冈教廷的权力都至关重要。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君士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这不仅排除了异教徒们进一步挑战基督教，还使得基督的追随者们只能通过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唯一确定的神圣管道——来给自己赎罪。
把耶稣确立为救世主对充分发挥罗马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政府职能非常关键。许多学者都宣称，早期的罗马教会把耶稣从他原来的追随者那里偷走了，抹杀了他以肉身传达的教诲，把他裹进不可穿透的神性的斗篷里，以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
由于君士坦丁是在耶稣去世四百年后才把他说成神的，因此有成千上万份记录着耶稣的终有一死的文献依然流传着。为了改写历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由此，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时间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写了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耶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象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那些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成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异教徒”。
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耶稣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当然，梵蒂冈为了保持它那欺骗民众的传统，竭力制止这些古卷的发表。因为这些古卷明显地展示了历史上存在的分歧和摩擦，明白无误地确认了现在的《圣经》实际上是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编写删削而成的。那些人把耶稣基督说成神，从而利用他的影响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早年的罗马教必须说服世人，有死的耶稣是个神。因此，任何描述耶稣世俗生活的福音都必须从《圣经》中删除。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早期的编写者发现福音中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描绘了耶稣的尘世生活，令他们感到非常棘手。那就是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福音。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她和耶稣的婚姻的主题。
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婚姻是有历史记载的。比如《腓力福音》就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爱情关系。而且，说耶稣是个已婚男人，比《圣经》里说他是个单身汉的观点更站得住脚。耶稣是个犹太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犹太男人是必须结婚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一位犹太父亲有义务为他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如果耶稣没结婚，至少《圣经》中会有一部福音提到这件事，并为耶稣的独身作些解释。有一部叫做《耶稣最后的诱惑》的美国电影，讲述的是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性关系的故事，有的国家的政府迫于教士们的压力查封了这部马丁·西科塞斯执导的影片。
《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记载，耶稣怀疑他将会被捕并被钉上十字架。因此，他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怎样在他死后继续掌管他的教会。结果，彼得对听从一个女人的命令非常不满。根据未经篡改的福音，耶稣没有命令彼得去建立基督教会，而是让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做。当然，最终是圣彼得建立起了教会。
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左右手，而且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不是通常所说的妓女，这个不幸的诽谤是早年罗马教廷发动的那场战争留下的。罗马教廷不得不诋毁玛利亚，以此掩盖她所携带的危险秘密。事实上，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便雅悯家族的人，是王室的后代。把她说成妓女，就是要掩盖她跟她那权倾朝野的家族的关系。与其说罗马教会关系玛利亚是否有皇家血统，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她跟同样有着皇家血统的耶稣的夫妻关系。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属于大卫王家族，是犹太王所罗门的后代。跟权势极大的便雅悯家族联姻后，耶稣就把两个家族联合了起来，从而结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继承王位，恢复所罗门王的皇族。
下面要揭开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耶稣基督不解结了婚，他还当了父亲。抹大拉的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王室的后代。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在耶稣受难时怀孕的。为了耶稣后代的安全，她不得不逃离圣地耶路撒冷。在耶稣信任的舅舅约瑟的帮助下，玛利亚偷偷地逃到了当时被称为高卢的法国。在那里她受到了犹太人的庇护。正是在法国，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萨拉。
抹大拉和萨拉的生活被她们的犹太保护者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要知道，抹大拉的孩子是拥有犹太王大卫和所罗门的血脉的。因此，法国的犹太人认为抹大拉是神圣的王族，王室血脉传承人。当时有无数关于玛利亚在法生活的记录，其中包括萨拉的出世和后来的家谱。
这就是梵蒂冈从4世纪就竭力保守的秘密，也是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部分原因，那就是收集秘密，然后把它们销毁。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于早年罗马教廷的那些人极具威胁。她不仅受命于耶稣建立教会，而且还有物证来证明教会所宣称的神是有凡人后代的。为了对抗抹大拉的权势，教会长期大肆宣扬，说她是个娼妓，并销毁隐瞒耶稣和她结婚的证据，从而压制消除耶稣是有死的并且有后代的说法。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当两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所言，“什么是历史？只不过是意见一致的寓言罢了，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但至少，有关抹大拉的玛利亚及其后人的信息还是流传了下来。据说很多原始文献被装在四个巨大的箱子里，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尸骨埋在一起。
耶稣的后人在犹太人的保护下在法国悄悄长大了。直到公元5世纪，他们才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们与法国的皇族结了亲并开创了一支被称为墨洛温家族。公元7世纪晚期，墨洛温家族的一个国王——达戈贝特，被梵蒂冈与丕平二世合谋刺杀。达戈贝特遇害后，墨洛温家族的后人几乎被消灭殆尽。值得庆幸的是，达戈贝特的儿子斯基斯伯特逃离了魔爪，延续了香火。他的后代，法兰克国王布雍的戈弗雷，怕他死后秘密失传，于1099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秘密教会组织——郇山隐修会，负责保守和传承秘密，保护耶稣的后人。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隐修会得知希律圣殿的废墟下埋藏着一批文献，可以用来确认戈弗雷国王的那个威力极大的秘密。为了从废墟中取得文献，他们就成立了一支武装队伍——由九名骑士组成的“基督与所罗门圣殿的穷骑士团”，就是众所周知的“圣殿骑士团”。
骑士团参与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告诉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旅途中的朝圣者。他们分文不取并发誓清贫，但却向国王提出要基本的住处，请求国王允许他们住在圣殿废墟的马厩里。鲍德温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骑士团住进了荒废的圣殿中，秘密地在坚硬的石块中发掘文献。骑士们花了九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们所要搜寻的东西。他们带着发现的珍宝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们一夜之间就声名远扬。
不知道是骑士团敲诈了梵蒂冈，还是天主教会想买通他们，英诺森二世教皇立即下达了一个诏书，赋予“圣殿骑士团”至高无上的权力，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律法”，国王、教士都不得以宗教或政治手段干涉这支有自治权的军代。这样的诏书是史无前例的。
有了这样的新的全权委托书，骑士团的人员迅速增加，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在超过十二个国家都有数量惊人的财产。他们开始向破产的王室贵族借贷，从中渔利。这样他们不仅创建了现代银行业，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
到14世纪的时候，梵蒂冈已经为骑士团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让教皇克雷芒五世下定决心对此采取一些遏制措施。他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联手策划了镇压骑士团、限制其财富扩张的一系列巧妙而有计划的行动，以便将秘密控制在梵蒂冈的手中。在一次秘密的军事演习中，克雷芒五世下达了一个密封的秘密命令给他欧洲的士兵，预定在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才能拆封这个命令。13日早晨，士兵们拆分了命令，开始围歼骑士团并严刑逼供他们亵渎上帝的罪行。那一天，无数骑士团成员被作为异端分子处死。那场悲剧在现代文化中还留有印记：时至今日，人们还认为星期五和十三很晦气。
虽然教皇克雷芒五世捏造了他们的罪行，并竭力要斩草除根，但圣殿骑士团有强大的同盟者，其中一些成员逃过了梵蒂冈的屠杀。教皇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被圣殿骑士团的缔造者——郇山隐修会偷偷地运走了。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调查、揣测这些文献的下落。
197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被称为《秘密档案》的羊皮纸文献，才知道包括牛顿、波提切利、雨果、达·芬奇等众多人物均为郇山隐修会成员。
关于这个秘密的传说，一直光为流传，并演化成寻找“圣杯”，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圣杯”指的是一个人，传承耶稣血脉的女性。“圣杯”的故事无处不在，只不过被隐藏了起来，不容易被发现。波提切利、普桑、贝尼尼、莫扎特和雨果的一些作品，都以隐秘的方法表达了恢复那位被压制的神圣女性地位的希望。列昂纳多·达·芬奇的众多作品，就是完美的例子。
“《圣经》不是来自天堂的传真。”（圣经学者马丁·珀玺语），达·芬奇有两句话也说出了同样的意思：
——许多人故意制造假象和虚假的奇迹，来欺骗愚昧的大众。
——无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双眼吧！
达·芬奇的很多作品，都与《圣经》不符，甚至公然把“圣杯”的秘密堂而皇之地画在了《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理应画的是十三个男人，但是达·芬奇却画上了一个女人，那个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这个明显的异常之处。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许多艺术书籍上的照片是1954年以前拍的。那时这些细微之处被层层的污垢掩盖着，而且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由18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工匠完成了。现在，这幅壁画终于被清理得跟原来一模一样了。
这个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就是从这里展开的。当然，上面所讲的不是故事的情节，但小说是依托这个“秘密”构思的。
这是一本畅销书，它真的有理由畅销。它不仅在悬疑情节的设置上恰到好处，而且在“秘密”的解读上有着更高的内涵。比如大量运用符号学、神秘学的理论，比如关于女性崇拜，再比如关于“文献”和“秘密”的处理意见。
书的结尾有一点牵强，冲淡了全书的意味，对小说的结构的完整性也有伤害，但是可以看出丹·布朗的无奈，他恐怕无法对抗他所面对的世界。
这本书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读前几章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后面的部分则用了两个晚上。
感谢海洛茵，她总是知道我的兴趣和口味！
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关系
《达芬奇的密码》情节：故事中研究达文西遗留密码的历史学家提宾爵士，指耶稣与女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子，后来天主教会指她是妓女欲掩饰真相。
温德尔在其《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阐述说：最初圣经中耶稣的形象是一个女性的关怀者，且这种关怀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而我们在新约当中也能看到耶稣最初以一个尊重甚至偏爱女性的角色出场——他倾听女性的谈话，和她们交谈，替她们治病，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耶稣对抹大拉的态度上边：他赦免了抹大拉的罪，并使拉撒路死而复生。然而耶稣最终父权制化了，连同《圣经》一道，耶稣的光芒渐渐遮蔽了他身边的女性，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了，这些女性形象都成为耶稣背后的潜台词。 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基督背后的女性形象。在《圣经》的《新约全书》当中，有两位女性与基督的联系最为密切，其中一个是圣母玛利亚，另一个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在圣经中的出现是关键的。她正是那个具有上帝的“子宫”的人，是她的存在将天堂与尘世、神与人联结到了一起。同时她又是耶稣最虔诚的信徒之一，始终以一个信仰者、崇拜者、支持者的身份出现，而且本身又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成为母性、慈爱与宽容的象征。圣经题材的艺术作品，特别是绘画和雕塑作品当中，都把圣母玛利亚描绘为永恒的母亲、圣洁的女性，头上永远是神圣的光辉。然而，圣经当中的圣母形象是有问题的：首先是童贞女的未婚先孕——后来反叛教会权威的人对此提出疑问并获得结论：圣母乃是妓女的化身，（很巧合的是圣母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是同名）。无论是古典绘画当中的格列柯那近乎放荡的圣母形象，还是现代主义绘画当中蒙克那介于邪恶与淫欲当中的圣母，他们都把对于女性的爱与恨、恐惧与厌恶投射到圣母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上，是有其根源的。圣母的形象本身为其埋下了伏笔。而与此同时，即使是耶稣本人，对待玛利亚的态度也是令人生疑的——耶稣并不承认自己的母亲，他所追寻和向往的，恋慕和崇尚的始终是“我在天上的父。”当玛利亚与耶稣的兄弟想见他时，耶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并一手指着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之人都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耶稣又曾对玛利亚说：“你这个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玛利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身份上的确认，她只是耶稣得从降生人间的手段与中介罢了，对于世人或许是神，对于基督来说则只是一个“妇人”，与其他受他医治、救恕和感化的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古典圣经题材艺术当中无可记述的《圣母子像》、《圣母哀悼基督》、《基督下葬》、《将基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这样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将圣母与基督间的母子关系和情感渲染的温馨动人，但人们忽略了圣母与基督间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就世俗的情感上来说。因此，圣母玛利亚实际上是被供上祭坛的第一件活物——是为了主的道而牺牲的第一人。
与圣母同名的另一位女性抹大拉也应成为人们阅读圣经时关注的一个点。在卡扎赞斯基《基督的最后诱惑》中，抹大拉与耶稣成了情人关系，最后竟与耶稣结婚生子。而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抹大拉与耶稣的关系的确也是非常特殊的——耶稣似乎特别眷顾抹大拉。《四福音书》中多次提到抹大拉，仅《约翰福音》中就提到六次，《路加福音》又另外提到一次。抹大拉在圣经当中首先是以妓女形象出现的，后来受耶稣赦免便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最坚定的使徒之一。她侍奉耶稣，听他传道，更重要的是她目睹基督上十字架，而且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此在最初的教会和信徒的印象中，抹大拉是作为使徒之一的重要人物，历史上留下的一些痕迹证明了这一点，一幅《抹大拉任命拉撒路为主教》的画就是如此。但好景不长，这一形象很快就为男权中心的书写所篡改：抹大拉成为继夏娃以来诱惑、原罪与情欲的集结体，之后在文学与造型艺术当中，抹大拉都是邪恶与堕落的女性象征。
抹大拉这种身份的转换，内中包含了更深的含义。由妓女到使徒，再由使徒到负罪之人，这中间的落差之大令人费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变？任然是在《哥多林前书》中，保罗的信件中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性支配女性的思想——这正是它所规定与提示的，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抹大拉身份的转变是必然的因为这条定律发生了效力，“她”必须被置于被支配和被控制之下，从而不能跻身与使徒之列。在这里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践行了这种思想，而与圣经中的这种思想同行，甚至在早于它的古希腊时代里，毕达哥拉斯就将善的本原比做男人，而将恶的本原比做女性，男人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亚里士多德也毫不犹豫的说“女人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中世纪时，圣·托马斯声称“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这些世间的精英，代表了世俗与教会的权威的人都是男性，又都不约而同的将女性置于一个劣势的位置，即使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也还是津津乐道于“男人创造了女人，他是用什么造的呢？是用他的身的一根肋骨，是用他的思想。”因而不管是玛利亚还是抹大拉都成为宗教与世俗联合之下的牺牲。
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许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深莫测和最鼓舞人心的领袖。如同神话中的救世主，他推翻了君王，鼓励了百万民众，创立了新的哲学。作为所罗门王和大卫王的后代，耶稣是犹太人理所当然的王。因此，他的一生被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圣经》，就是从众多的记录中选择了很少的几个编成的，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编纂者是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一生都是个异教徒，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君士坦丁在世时，罗马的官方宗教是拜日教——信奉“无敌的太阳”的宗教，而君士坦丁是当时太阳神的大祭司。然而不幸的是，在罗马发生的一场宗教骚乱愈演愈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三百年后，他的追随者成几何倍数地增长。基督徒和异教徒开始冲突，矛盾加剧，最后双方甚至威胁要把罗马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决心干预此事。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那就是基督教。
君士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在上升阶段，就把宝押在获胜的一方。历史学家至今仍对君士坦丁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极为赞赏，因为他竟然让那些拜日教的教徒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他把异教徒的象征符号、节日和仪式都融入正在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从而创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宗教。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就基地教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辩论和投票，比如复活节的日期、主教的职责和圣礼的管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神性。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终要一死，而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投票通过。投票结果比较接近，险些没被通过。但不管怎样，确立耶稣的神性，对罗马帝国的进一步统一以及增强梵蒂冈教廷的权力都至关重要。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君士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这不仅排除了异教徒们进一步挑战基督教，还使得基督的追随者们只能通过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唯一确定的神圣管道——来给自己赎罪。
把耶稣确立为救世主对充分发挥罗马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政府职能非常关键。许多学者都宣称，早期的罗马教会把耶稣从他原来的追随者那里偷走了，抹杀了他以肉身传达的教诲，把他裹进不可穿透的神性的斗篷里，以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
由于君士坦丁是在耶稣去世四百年后才把他说成神的，因此有成千上万份记录着耶稣的终有一死的文献依然流传着。为了改写历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由此，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时间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写了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耶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象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那些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成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异教徒”。
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耶稣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当然，梵蒂冈为了保持它那欺骗民众的传统，竭力制止这些古卷的发表。因为这些古卷明显地展示了历史上存在的分歧和摩擦，明白无误地确认了现在的《圣经》实际上是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编写删削而成的。那些人把耶稣基督说成神，从而利用他的影响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早年的罗马教必须说服世人，有死的耶稣是个神。因此，任何描述耶稣世俗生活的福音都必须从《圣经》中删除。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早期的编写者发现福音中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描绘了耶稣的尘世生活，令他们感到非常棘手。那就是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福音。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她和耶稣的婚姻的主题。
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婚姻是有历史记载的。比如《腓力福音》就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爱情关系。而且，说耶稣是个已婚男人，比《圣经》里说他是个单身汉的观点更站得住脚。耶稣是个犹太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犹太男人是必须结婚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一位犹太父亲有义务为他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如果耶稣没结婚，至少《圣经》中会有一部福音提到这件事，并为耶稣的独身作些解释。有一部叫做《耶稣最后的诱惑》的美国电影，讲述的是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性关系的故事，有的国家的政府迫于教士们的压力查封了这部马丁·西科塞斯执导的影片。
《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记载，耶稣怀疑他将会被捕并被钉上十字架。因此，他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怎样在他死后继续掌管他的教会。结果，彼得对听从一个女人的命令非常不满。根据未经篡改的福音，耶稣没有命令彼得去建立基督教会，而是让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做。当然，最终是圣彼得建立起了教会。
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左右手，而且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不是通常所说的妓女，这个不幸的诽谤是早年罗马教廷发动的那场战争留下的。罗马教廷不得不诋毁玛利亚，以此掩盖她所携带的危险秘密。事实上，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便雅悯家族的人，是王室的后代。把她说成妓女，就是要掩盖她跟她那权倾朝野的家族的关系。与其说罗马教会关系玛利亚是否有皇家血统，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她跟同样有着皇家血统的耶稣的夫妻关系。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属于大卫王家族，是犹太王所罗门的后代。跟权势极大的便雅悯家族联姻后，耶稣就把两个家族联合了起来，从而结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继承王位，恢复所罗门王的皇族。
下面要揭开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耶稣基督不解结了婚，他还当了父亲。抹大拉的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王室的后代。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在耶稣受难时怀孕的。为了耶稣后代的安全，她不得不逃离圣地耶路撒冷。在耶稣信任的舅舅约瑟的帮助下，玛利亚偷偷地逃到了当时被称为高卢的法国。在那里她受到了犹太人的庇护。正是在法国，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萨拉。
抹大拉和萨拉的生活被她们的犹太保护者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要知道，抹大拉的孩子是拥有犹太王大卫和所罗门的血脉的。因此，法国的犹太人认为抹大拉是神圣的王族，王室血脉传承人。当时有无数关于玛利亚在法生活的记录，其中包括萨拉的出世和后来的家谱。
这就是梵蒂冈从4世纪就竭力保守的秘密，也是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部分原因，那就是收集秘密，然后把它们销毁。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于早年罗马教廷的那些人极具威胁。她不仅受命于耶稣建立教会，而且还有物证来证明教会所宣称的神是有凡人后代的。为了对抗抹大拉的权势，教会长期大肆宣扬，说她是个娼妓，并销毁隐瞒耶稣和她结婚的证据，从而压制消除耶稣是有死的并且有后代的说法。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当两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所言，“什么是历史？只不过是意见一致的寓言罢了，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但至少，有关抹大拉的玛利亚及其后人的信息还是流传了下来。据说很多原始文献被装在四个巨大的箱子里，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尸骨埋在一起。
耶稣的后人在犹太人的保护下在法国悄悄长大了。直到公元5世纪，他们才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们与法国的皇族结了亲并开创了一支被称为墨洛温家族。公元7世纪晚期，墨洛温家族的一个国王——达戈贝特，被梵蒂冈与丕平二世合谋刺杀。达戈贝特遇害后，墨洛温家族的后人几乎被消灭殆尽。值得庆幸的是，达戈贝特的儿子斯基斯伯特逃离了魔爪，延续了香火。他的后代，法兰克国王布雍的戈弗雷，怕他死后秘密失传，于1099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秘密教会组织——郇山隐修会，负责保守和传承秘密，保护耶稣的后人。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隐修会得知希律圣殿的废墟下埋藏着一批文献，可以用来确认戈弗雷国王的那个威力极大的秘密。为了从废墟中取得文献，他们就成立了一支武装队伍——由九名骑士组成的“基督与所罗门圣殿的穷骑士团”，就是众所周知的“圣殿骑士团”。
骑士团参与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告诉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旅途中的朝圣者。他们分文不取并发誓清贫，但却向国王提出要基本的住处，请求国王允许他们住在圣殿废墟的马厩里。鲍德温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骑士团住进了荒废的圣殿中，秘密地在坚硬的石块中发掘文献。骑士们花了九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们所要搜寻的东西。他们带着发现的珍宝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们一夜之间就声名远扬。
不知道是骑士团敲诈了梵蒂冈，还是天主教会想买通他们，英诺森二世教皇立即下达了一个诏书，赋予“圣殿骑士团”至高无上的权力，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律法”，国王、教士都不得以宗教或政治手段干涉这支有自治权的军代。这样的诏书是史无前例的。
有了这样的新的全权委托书，骑士团的人员迅速增加，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在超过十二个国家都有数量惊人的财产。他们开始向破产的王室贵族借贷，从中渔利。这样他们不仅创建了现代银行业，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
到14世纪的时候，梵蒂冈已经为骑士团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让教皇克雷芒五世下定决心对此采取一些遏制措施。他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联手策划了镇压骑士团、限制其财富扩张的一系列巧妙而有计划的行动，以便将秘密控制在梵蒂冈的手中。在一次秘密的军事演习中，克雷芒五世下达了一个密封的秘密命令给他欧洲的士兵，预定在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才能拆封这个命令。13日早晨，士兵们拆分了命令，开始围歼骑士团并严刑逼供他们亵渎上帝的罪行。那一天，无数骑士团成员被作为异端分子处死。那场悲剧在现代文化中还留有印记：时至今日，人们还认为星期五和十三很晦气。
虽然教皇克雷芒五世捏造了他们的罪行，并竭力要斩草除根，但圣殿骑士团有强大的同盟者，其中一些成员逃过了梵蒂冈的屠杀。教皇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被圣殿骑士团的缔造者——郇山隐修会偷偷地运走了。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调查、揣测这些文献的下落。
197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被称为《秘密档案》的羊皮纸文献，才知道包括牛顿、波提切利、雨果、达·芬奇等众多人物均为郇山隐修会成员。
关于这个秘密的传说，一直光为流传，并演化成寻找“圣杯”，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圣杯”指的是一个人，传承耶稣血脉的女性。“圣杯”的故事无处不在，只不过被隐藏了起来，不容易被发现。波提切利、普桑、贝尼尼、莫扎特和雨果的一些作品，都以隐秘的方法表达了恢复那位被压制的神圣女性地位的希望。列昂纳多·达·芬奇的众多作品，就是完美的例子。
“《圣经》不是来自天堂的传真。”（圣经学者马丁·珀玺语），达·芬奇有两句话也说出了同样的意思：
——许多人故意制造假象和虚假的奇迹，来欺骗愚昧的大众。
——无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双眼吧！
达·芬奇的很多作品，都与《圣经》不符，甚至公然把“圣杯”的秘密堂而皇之地画在了《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理应画的是十三个男人，但是达·芬奇却画上了一个女人，那个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这个明显的异常之处。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许多艺术书籍上的照片是1954年以前拍的。那时这些细微之处被层层的污垢掩盖着，而且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由18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工匠完成了。现在，这幅壁画终于被清理得跟原来一模一样了。
这个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就是从这里展开的。当然，上面所讲的不是故事的情节，但小说是依托这个“秘密”构思的。
这是一本畅销书，它真的有理由畅销。它不仅在悬疑情节的设置上恰到好处，而且在“秘密”的解读上有着更高的内涵。比如大量运用符号学、神秘学的理论，比如关于女性崇拜，再比如关于“文献”和“秘密”的处理意见。
书的结尾有一点牵强，冲淡了全书的意味，对小说的结构的完整性也有伤害，但是可以看出丹·布朗的无奈，他恐怕无法对抗他所面对的世界。
这本书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读前几章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后面的部分则用了两个晚上。
感谢海洛茵，她总是知道我的兴趣和口味！
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关系
《达芬奇的密码》情节：故事中研究达文西遗留密码的历史学家提宾爵士，指耶稣与女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子，后来天主教会指她是妓女欲掩饰真相。
温德尔在其《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阐述说：最初圣经中耶稣的形象是一个女性的关怀者，且这种关怀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而我们在新约当中也能看到耶稣最初以一个尊重甚至偏爱女性的角色出场——他倾听女性的谈话，和她们交谈，替她们治病，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耶稣对抹大拉的态度上边：他赦免了抹大拉的罪，并使拉撒路死而复生。然而耶稣最终父权制化了，连同《圣经》一道，耶稣的光芒渐渐遮蔽了他身边的女性，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了，这些女性形象都成为耶稣背后的潜台词。 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基督背后的女性形象。在《圣经》的《新约全书》当中，有两位女性与基督的联系最为密切，其中一个是圣母玛利亚，另一个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在圣经中的出现是关键的。她正是那个具有上帝的“子宫”的人，是她的存在将天堂与尘世、神与人联结到了一起。同时她又是耶稣最虔诚的信徒之一，始终以一个信仰者、崇拜者、支持者的身份出现，而且本身又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成为母性、慈爱与宽容的象征。圣经题材的艺术作品，特别是绘画和雕塑作品当中，都把圣母玛利亚描绘为永恒的母亲、圣洁的女性，头上永远是神圣的光辉。然而，圣经当中的圣母形象是有问题的：首先是童贞女的未婚先孕——后来反叛教会权威的人对此提出疑问并获得结论：圣母乃是妓女的化身，（很巧合的是圣母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是同名）。无论是古典绘画当中的格列柯那近乎放荡的圣母形象，还是现代主义绘画当中蒙克那介于邪恶与淫欲当中的圣母，他们都把对于女性的爱与恨、恐惧与厌恶投射到圣母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上，是有其根源的。圣母的形象本身为其埋下了伏笔。而与此同时，即使是耶稣本人，对待玛利亚的态度也是令人生疑的——耶稣并不承认自己的母亲，他所追寻和向往的，恋慕和崇尚的始终是“我在天上的父。”当玛利亚与耶稣的兄弟想见他时，耶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并一手指着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之人都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耶稣又曾对玛利亚说：“你这个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玛利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身份上的确认，她只是耶稣得从降生人间的手段与中介罢了，对于世人或许是神，对于基督来说则只是一个“妇人”，与其他受他医治、救恕和感化的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古典圣经题材艺术当中无可记述的《圣母子像》、《圣母哀悼基督》、《基督下葬》、《将基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这样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将圣母与基督间的母子关系和情感渲染的温馨动人，但人们忽略了圣母与基督间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就世俗的情感上来说。因此，圣母玛利亚实际上是被供上祭坛的第一件活物——是为了主的道而牺牲的第一人。
与圣母同名的另一位女性抹大拉也应成为人们阅读圣经时关注的一个点。在卡扎赞斯基《基督的最后诱惑》中，抹大拉与耶稣成了情人关系，最后竟与耶稣结婚生子。而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抹大拉与耶稣的关系的确也是非常特殊的——耶稣似乎特别眷顾抹大拉。《四福音书》中多次提到抹大拉，仅《约翰福音》中就提到六次，《路加福音》又另外提到一次。抹大拉在圣经当中首先是以妓女形象出现的，后来受耶稣赦免便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最坚定的使徒之一。她侍奉耶稣，听他传道，更重要的是她目睹基督上十字架，而且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此在最初的教会和信徒的印象中，抹大拉是作为使徒之一的重要人物，历史上留下的一些痕迹证明了这一点，一幅《抹大拉任命拉撒路为主教》的画就是如此。但好景不长，这一形象很快就为男权中心的书写所篡改：抹大拉成为继夏娃以来诱惑、原罪与情欲的集结体，之后在文学与造型艺术当中，抹大拉都是邪恶与堕落的女性象征。
抹大拉这种身份的转换，内中包含了更深的含义。由妓女到使徒，再由使徒到负罪之人，这中间的落差之大令人费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变？任然是在《哥多林前书》中，保罗的信件中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性支配女性的思想——这正是它所规定与提示的，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抹大拉身份的转变是必然的因为这条定律发生了效力，“她”必须被置于被支配和被控制之下，从而不能跻身与使徒之列。在这里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践行了这种思想，而与圣经中的这种思想同行，甚至在早于它的古希腊时代里，毕达哥拉斯就将善的本原比做男人，而将恶的本原比做女性，男人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亚里士多德也毫不犹豫的说“女人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中世纪时，圣·托马斯声称“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这些世间的精英，代表了世俗与教会的权威的人都是男性，又都不约而同的将女性置于一个劣势的位置，即使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也还是津津乐道于“男人创造了女人，他是用什么造的呢？是用他的身的一根肋骨，是用他的思想。”因而不管是玛利亚还是抹大拉都成为宗教与世俗联合之下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