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

作者：林思云   来源：独角兽资讯

　　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网上名人九哥相见，相谈甚为投机。九哥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中国人不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还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生活在中国的朋友，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效应，难以体会到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可是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种体会：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惯用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九哥的话让我产生了应该写一点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为了叙述方便，我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简称为“中华思维”。

　　一、坏人推论篇

　　正在我构思此文的时候，西北大学的同学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们不妨从此事出发，分析一下中国人怎样用“中华思维”来思考此事。

　　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相对地属于“性开放”一类；原因之二，近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已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性宽容。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别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部门严厉打击和取缔脱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该通报说：“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组织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先后查处了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等……，恶劣的脱衣舞色情淫秽表演案件，当场抓获组织及参与人员２１１名。”

　　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最保守的内地农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脱衣舞等极端开放的色情表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老百姓绝不容忍性风俗表演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日本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坏”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

　　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

　　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人会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国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别人也会认为你背后隐藏有坏的动机。有传闻说：一个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说：“那个哥们是想入党了吧”，这就是“坏人推论”的典型表现。中国朋友大约都有被别人“坏人推论”的经历，这里讲一件我本人的经历。

　　前几年我所在的公司新来一个中国人A 氏，恰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不少日本人在吃完午饭后，喜欢买一点饮料或冷饮吃。那天A 氏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我看到A 氏的喝饮料方法，不禁大吃一惊。这种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附有一根吸管，盒顶上预留一个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将吸管从那里插入，很容易饮用。可是A 氏却把纸盒顶端全部撕开，然后把吸管放在里面喝。显然A 氏以前很少喝这种纸盒装饮料，才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赶紧和A 氏说：“这种饮料不是这样喝的。纸盒上面有个小孔，你把吸管从那里插进去就行。”我只不过是想告诉A 氏正确的喝饮料方法，A 氏的反映却让我心里一颤：他以羞恼和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喝法，这样喝更方便。”不过为了证明他的说法，A 氏从此改买铝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饮料，再没有看见他喝过纸盒包装饮料。

　　我后来反思此事，大概是A 氏认为我指出他错误的喝饮料方法，是想在众人面前给他羞辱难堪。当然A 氏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恶意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嫌疑。但他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诉他正确的喝饮料方法，并没有恶意。况且我和他刚认识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想到要羞辱他呢？可是A 氏完全没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对我进行坏人推论，判定我有意当众羞辱他。从此A 氏对我耿耿于怀，我们两人关系一直无法搞好。

　　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店家的手脚。

　　不仅中国的顾客对商店进行坏人推论，中国的商店也对顾客进行坏人推论。鲁迅在另外一篇杂文（《无题１》、热风）中，叙述了他在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店家用手掌罩紧放三明治的盒子，严防鲁迅乘乱偷窃的情景。鲁迅感慨道：“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见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思考方式：遇到一个陌生人，首先假设他是一个坏人，假设他有犯罪的动机，假设他对自己怀有恶意，所以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对策和周密的防范，严防自己吃亏或受害。有人把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总结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从小就被父母谆谆教导，千万不可太相信别人；好朋友也往往会给我们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

　　到日本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别人轻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入国管理局办签证延期手续，交材料时入管局的办事员说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征收票”（相当于纳税证明书），这可是办签证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赶紧说：“源泉征收票我忘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对方却说：“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有很大变化吗？”我说：“没有”。对方没有再向我要“源泉征收票”就给我办了签证延期。

　　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日本人怎么这样轻易相信我没有说谎？中国常说“空口无凭”，为什么在这里“空口”说的话也被人相信了？当然在外国被别人轻易相信的事情，不仅我一个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人来到外国，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外国人比中国人好打交道。外国人比中国人单纯，没有防人之心，他们会轻易相信你讲的话。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好人推论”，而不是“坏人推论”来待人接物。

　　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中华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很难相处。中国人在内心中处处提防，使人和人之间在心理上树起一道高墙，划出一条鸿沟，拉开一段距离。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这其实就是坏人推论的心理在作祟。试想：一个把别人都假设成坏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设防，相互猜忌，怎么会团结一致呢？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坏人推论”的中华思维，中国人假设周围的人都在谋划着算计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来分析判断自己周围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们“算计”了。

　　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虚伪不诚实，爱说大话空话。据说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学教英语，某天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收来答卷后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为社会做贡献”。这位美国教授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人这样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内心深层的想法也是为了提防别人，说一些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话空话，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机陷害。

　　“坏人推论”的心理，不但导致中国人不信任“人”，甚至导致中国人连“神”都不信任。中国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参加生命保险的心理相似。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没有害处；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们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神的生气和报复。到庙里烧香磕头的中国人，大致都抱着这种“保平安”的生命保险心理，虔诚信任神的人很少。

　　据说每年１２月２３日，灶神爷要回到天宫汇报每家每户的行为。于是人们就在灶神像前摆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麦芽糖稀。传说灶神爷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甜”，就会多说几句好话甜话，而到要说“坏话”时嘴就被糖粘住，张不开嘴。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神”也进行坏人推论，对神也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为不这样做神就要说自己的坏话。

　　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给当时清政府强加了一个涉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不能审判外国犯人，必须由外国领事审判。其实西方的“领事裁判权”未必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国法庭的“有罪推论”判刑，不知道会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国。不管古时还是现代，中国总是有数不清的冤案，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冤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冤案这么多，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因为一个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论为坏人，就要被处刑。

　　现在电视台经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剧，从中也可以看到坏人推论思维方式的痕迹：公安抓来嫌疑犯，犯人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多人，人家为什么不告别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听此话后即无言可答，因为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种办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坏人推论思维，只要有人告发，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可以抓人。宁可错抓一千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对于个人，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把别人往坏的方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亏的。可是坏人推论对于国家民族，却绝对是有害无益的。不少人称赞日本人团结，抱团儿，我现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团结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没有“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把对方往“好”的方面设想，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设防，自然容易搞好团结。中国人要想改变“窝里斗”的恶习，不改变“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二、把恨当爱篇

　　关于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的问题上，总有很多争论。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有学问的人通过留学往国外跑，没学问的人就干脆偷渡到国外打工，所以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也有人说中国人的爱国心特别强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女演员穿了一件看上去像旧日本军旗的衣服，竟然遭人泼粪辱骂；近日更有几个日本留学生的下流滑稽表演，就引发起一场数千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抗日活动，这就是中国人有强烈爱国心的证明。

　　认真分析一下，以上两种议论都有问题：第一，到国外留学或偷渡国外打工，单纯是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问题，与该人是否爱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人是出于仇外心理，与是否爱国也没有必然联系。赞同第一点的人估计会多一些，对于第二点大概就会有人争辩说：仇外不就是爱国吗？外国人欺辱了中国，仇恨外国就是爱国嘛。

　　“仇外”等于“爱国”是中华思维的独特想法。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越痛恨外国，越痛骂外国，就越能说明他是爱国的；相反一个人不骂外国，甚至说外国人的好话，赞美外国人，就一定是汉奸，一定是准备卖国的，绝对不会爱国。所以在中国，爱国的分水岭是看你是否仇外，仇外就是爱国，亲外就是卖国。

　　可是仇外情绪真的等同于爱国情感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个寓言：有一个人家，家庭成员对自己的邻居满怀仇恨，今天骂东邻，明天骂西邻，可是他们对自己家里的一切却毫不关心。肮脏的地板没有人擦，杂乱的被褥没有人叠，对堵塞下水道中流出的污水视而不见。这家人称赞骂邻居最凶狠的人是最爱家的，而号召大家向邻居学一学，把家里的地板擦一擦，污水扫一扫的人，却被认为是卖家贼。这家人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有趣的是，中国人对爱国的看法，很像寓言中的这家人。在外国感受过干净整洁的公共环境的赏心悦目之后，都会深刻体会到中国公共场所的“脏”和“乱”。国家并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观念，国家是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我们周围的街道、广场、公园、草木、以及公共电话等公共设施，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在外国人看来，爱国首先就是爱惜爱护自己周围的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就是保护国家。出于爱国，他们不会做方便自己而损害国家的事，不会在街道上随地吐痰，不会在公园里乱扔垃圾，更不会做践踏草木、弄坏公共电话等破坏国家的事。

　　中国公共场所不堪入目的“脏乱差”，并不是外国侵略的后遗症，而是中国的国民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最近“非典”在中国流行，就与中国公共环境的脏乱差有关，特别是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在“非典”流行后，中国各地政府紧急制订对随地吐痰者进行高额罚款的规定：广州规定随地吐痰重罚５０元，北京规定重罚１００元，上海规定重罚２００元……。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正值非典流行期间，某甲乘坐公共汽车时仍毫无顾忌，随意向窗外吐了一口痰，恰巧飘落到车窗外一个骑自行车的某乙身上。于是某乙奋力骑车追赶公共汽车，一直追到甲某下车，将他当场擒住，并找来警察罚款。中央电视台号召大家以某乙为榜样，不要放过随地吐痰的人。

　　百年前，孙中山就批评国人“随地吐痰，随意放屁”的习惯不文明。百年过去后，中国人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精神文明却似乎没有多少进步，仍停留在百年前那个水平。即使非典过去后，仍看不到中国人有改变随地吐痰习惯的征兆，中国各处的公共场所依旧是痰迹斑斑。中国人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不爱卫生，他们并不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也不在自己家里乱扔垃圾果皮，他们爱护爱惜自己的家。可是一出门，中国人的爱家之心就立即消失了。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家门外面就是外国，甚至还是敌国。他们不仅对公共设施丝毫没有爱惜之心，在吐了一口痰没有被人发现罚款时，还会有抗日民兵扒了日本鬼子的铁路没有被抓住那样的快感。

　　中国人仅仅是不爱惜公共财产也就罢了，可是中国人对公共财产似乎还怀有一种“敌意”。用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方式来污染环境者，还是轻的，严重的就是鲁迅称之为“奴才式的破坏”。鲁迅在７０多年前撰文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７０多年后，我们在中国仍然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奴才式的破坏”，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被人撬走，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割走，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被人撕走，公共电话亭的电话被人弄坏……。

　　以前这种“奴才式的破坏”还局限于个人行为，近年来却有集团群体化的发展趋势。我一个亲戚在国内搞公路建设，他说每当公路修到村落附近，他们就紧张起来，因为稍微看守不严，修路的砖石水泥等建材就会被附近的农民偷走，而且是村干部带领农民开着汽车来偷。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负责修建一座工厂时，每天都要派人站岗放哨，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提防抗日民兵搞破坏一样，严防农民来偷窃建筑材料。即使如此，等到工厂建好后，周围的农民也都盖起了新房，当然这些新房都是用偷来的建材修建的。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东北农民在石油输油管上打孔窃油，山西农民从运煤列车上盗煤等农民集体盗窃国家财物的事例。中国人破坏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要想找到几条中国人爱护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却真是不容易。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公共财产毫不爱惜，甚至破坏，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爱国呢？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邻国日本的爱国例子。日本公共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人对公共财产设施的爱护无需多言。爱国除了爱惜公共财产的“爱物”以外，另一个层次就是“爱人”。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爱国必然联系到爱护关心这个国家的人。１９９５年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死亡人数达５０００多人。地震后商店里的货物和居民的财物撒落遍地，包括很多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对于俯拾可取的财物，日本人都是" 视而不见" ，没有人去拾取，更没有哄抢盗窃的情况。甚至大家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对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都没有人去动。日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是因为日本人拥有强烈的爱国心。爱国的人自然会爱自己身边的同国人，当你所爱的人发生灾难时，你会忍心乘机窃取抢劫他的财物吗？

　　在中国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景象，比如不久前的非典时期，一些药店不顾政府的禁令，乘机哄抬药价甚至乘机抛售假药，发不义之财；一些非典疑似患者从医院逃走，不顾可能把病传染给别人的危险性，行不义之举；在国外的中国人大致都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老板对本国人剥削得更狠，很多人宁可找外国老板而不愿在中国老板那里打工。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同胞，不爱自己身边同一个国家的人。中国人既不爱国家的“物”，也不爱国家的“人”，说中国人有爱国心，又从哪里谈起呢？

　　在中国人为什么缺少爱国心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体制决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因为长期专制体制的压迫造成的；另一种看法是民族性决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来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体制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国，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不是人民所拥有，国家成了帝王一人的私有财产，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人民自然不会有爱国心；民族性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认为中国人不爱国的根源在于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情感中缺少“爱”的成分。鲁迅塑造了“阿Q ”的典型形象，阿Q 是个“恨多爱少”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恨，他既恨赵太爷那样的有钱人，也恨小D 那样的穷人，却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他对吴妈的求爱不过是出于害怕“断子绝孙”生理因素的考虑）。像阿Q 这样对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的人，又如何能指望让他产生爱国之心呢。

　　我赞成鲁迅的民族性决定论看法。中国人感情中“爱”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中国人的“爱”仅仅局限在亲属和好友之间，缺乏对一般人的博爱和泛爱。而中国人感情中“恨”的成分又太多了一些，复仇心理甚重。你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他会长时间耿耿于怀，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你，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于中国人“爱少恨多”的感情特征，在中国很容易发起一场仇外的群众运动，可是却很难发起一场真正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以仇恨为主题的运动，总能召集起大量的民众。义和团、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民众运动，均以“仇外”为基础。１９８９年的学潮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是因为人们对当权贪官的痛恨，也还是在“恨”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申请奥运会成功，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中国载人卫星上天，很多中国人热烈庆祝，这些不都是和“恨”无关的爱国表现吗？其实细想一下，这种欢庆的背后还是牵连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中国人总疑心外国人看不起自己，并且认为外国人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穷，中国科技不先进，中国体育不发达。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夺得奥运会冠军，中国宇航员上天，就是为中国人雪耻了，外国人以后就不再敢小看中国人了。

　　这其实是中国人以己之念，度他人之心。当然不是说外国人没有“小看”中国人，但小看中国之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穷或者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缺少爱国心，或者说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公德。《特区青年报》曾登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中国旅游者在意大利罗马的酒店里，看到墙上贴着加粗笔划的四个中国字“请勿吐痰”，不免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外国，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中国人，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的多半是中国人，插队抢座位的也多半是中国人，这样的人在外国遭到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网上还看到过这样的消息，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明了一种打国际电话不付费的方法：用一根线把硬币穿起来，投到电话机里面打完电话后，还可以取出来再打。这样缺乏基本公共道德的人，再赢得多少个世界冠军，也无法换来人们的尊重。

　　中国人缺少爱国心的另一个原因，还与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儒家思想教育青少年，可是儒教学说侧重教育个人的品德，或者说重视培养人们的私德，却不重视培养人们的公德。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后，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一提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就是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拜抗日烈士墓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前面已经谈过，中国人的感情本来偏重“恨”，把恨当爱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无助于培养青少年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笔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让老师带学生到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去打扫卫生，让学生拣拾垃圾，擦洗痰迹，这样学生会认识到爱护公共场所卫生的重要性，树立起爱护公共卫生的自觉性，同时也会自觉制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破坏公共卫生的人。另外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培养学生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自满心理，比如强调中国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四大发明，长城长江等“引人自豪”之处，似乎中国缺少了这些引人自豪的东西，就不值得被人们爱了。爱国教育的首要因素是培养起学生对自己周围普通人的关心和关怀。我们在家里感到温暖，我们时刻感到家庭成员对我们的关怀。如果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爱自己家人一样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爱国”拔高成为大人物的高尚品德。我们歌颂孙中山爱国、鲁迅爱国、抗日烈士爱国，难道除了孙中山、鲁迅、抗日烈士以外的普通人就不爱国吗？本来爱国是国民应该做到的基本义务，不过是很平凡的事情，并非只有伟人才具有的高尚品德，因此没有必要特别赞扬伟人的“爱国”情结。

　　另外中国还不时把“爱国”描绘成普通人难以做到的“报效祖国”义举，报章经常赞扬某人向国家捐巨款建学校，某人放弃国外的高薪毅然回国等“爱国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没有条件向国家捐巨款的，或者是没有放弃高薪留在国外的人就是不爱国？当然捐款、回国等事是应该赞扬的，但不要什么事情都往“爱国”上扯，什么好事也戴上一个“爱国”的头衔。这样把“爱国”进行拔高的宣传，不免会让一般老百姓产生错觉：“爱国”是大人物、或者是有身份之人的事情，和我们这些小百姓无关。

　　中国人的“把恨当爱”、把仇外当作爱国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维方式：骂外国的人不一定爱国，赞外国的人也不一定卖国。目前在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最应该做的不是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是培养起人人爱护国家公物的公德，培养起人人对自己周围莫不相识之人的爱心，把中华民族改造成为一个有公德和爱心的民族。

　　三、迷信圣贤篇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挨过多次打，亡过几次国，可是在文化上，却从来没有输过。这就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自满情绪，以为中华文化世界第一，并以此沾沾自喜。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次打进来的“夷蛮”和以前不同。最早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搞起洋务运动，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主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不过那时中国人还没有改变“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想法，光绪二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写了一部游记，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部书传到北京，引起满朝官员的公愤和震怒，人人唾骂，日日奏参，一直到皇帝发出停止争论的圣旨才算完事。

　　等到甲午战争惨败后，国人震惊了：堂堂中国怎么衰败到这等地步？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很多人提出中国的政法制度有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打出“变法维新”的口号。但当时康、梁等人对西洋文化所知甚少，既说不出外国文化好在哪里，也说不出中国文化哪里不足，只是笼统地说：“中国的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然而这个囫囵吞枣的口号，在当时还是发生了很大效力，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后来的辛亥革命，更是在政治体制上激进变革，全盘照搬西方的议会政法体制，以为只要有了西方民主体制，中国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然而仿效西方民主体制的民国建立后，中国人所企盼的富国强兵新气象却件件落空了，人们渐渐废然思返。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还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发起启蒙运动，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出现鲁迅等狠批民族劣根性的旗手。到了“五四”运动，人们又提出中国需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现在有不少人以为当时说的“德先生”是指民主制度，“赛先生”是指科学知识，这就完全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早在民国建立时就已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更是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就开始在中国教授，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已有之物，又何必去“请”呢。其实“五四”提出的中国需要请来的“德先生”，其实是民主精神。“赛先生”则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

　　什么是“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８０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不但没有多少进步，甚至还有退步之嫌。现在人们常说某人的“作风”不民主，而不说某人的“思想”不民主，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办事作风，而不是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根本并不是民主体制，而是民主思想和民主的思维方式。在一群没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思维方式的人当中搞民主体制，就象江南的橘子种到江北变成枳子一样，水土不服。

　　中国沾美国的光赢得抗战胜利后，中国人又开始沾沾自喜起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喊一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更让中国人忘乎所以，以为我们从此可以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中华文化当然也不再有问题了。此后中国人的思想出现一次“大退潮”，五四时代提出的改造中华文化，改造中国民族性的新文化运动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文革等劫难后，人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中国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些人想起戊戌变法时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制度决定论，大力宣扬中国现在的问题结症在于体制，认为只要引进西方式的多党议会体制，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提倡制度决定论的人忘记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人们在痛定思痛后提出的改造民族性口号。二战以后，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都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元首都是非世袭的总统，大多数国家都有国会议会等反映民意的国家机构，表面上看民主体制似乎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没有民主国家的内容，实质上仍是各式各样的独裁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国印度，采用了全套标准民主体制，也有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可是我们无法说印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印度人也无法享受到西方人那样的民主自由。

　　很多国家都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中国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但结果均不令人满意。如此众多民主试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又牵扯到我们的先人在“五四”时期领悟出来的“民主精神”问题。大多数搞民主试验国家的国民缺乏民主思想，却硬生生地引进了民主国家体制，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自然搞不出好的效果。

　　什么是“民主精神”呢？所谓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维方式。民主的思维方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期。一个原始部落随着人口的增长，周围的动物捕杀光了，植物摘采光了，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进行迁移。可是往哪里迁移呢？有人提出往东方迁，有人提出往西方迁，有人提出往山上迁，有人提出往海边迁，在众人意见纷纭的情况下，这个部落怎样做出最后的决定呢？这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

　　第一种想法是大家意见不一致就干脆“散伙”，愿意到东方的人就到东方去，愿意上山的人就到山上去，各走各的路。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非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于“无政府思想”的人群难于统一行动，无法发展成为巨大的国家，现在山野丛林中散布的原始部落，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后裔。

　　第二种想法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愿意到西方去的人多就往西方迁移，愿意到海边去的人多就往海边迁移，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民主主义”思想，欧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民主主义”思想。古希腊城邦就是尊重大多数人意见的民主国家的原型，现代的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具有民主思想的传统，习惯采用民主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有密切关系。

　　第三种想法是采用部落中最有智慧、最有见识的智者的意见，智者说往东方走大家就往东方迁移，智者说上山大家就往山上迁移。他们认为智者具有常人没有的“天才”，智者的看法最正确，所以多数的庸才应该服从少数的天才。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独裁”思想，亚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独裁”思想，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部落中天才的圣人。现代亚洲国家以独裁政权居多，这同样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的独裁思想传统有密切关系。

　　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和独裁都是从原始人类中诞生出来的不同思维方式，不是什么伟人特别设计发明的，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民主体制是从独裁体制进化发展而来的，民主体制比独裁体制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说法显然误解了民主和独裁的本涵，人类最早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从独裁社会进化演变而来，民主并不比独裁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规律。另外马克思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制度的进化学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进化发展，但他并没有说从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民主和独裁的最根本区别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我们应该服从多数？还是应该服从精英？民主的思维方式赞成服从多数，民主思想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有限，每个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所以应该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针。民主投票时人人平等，不管博士还是文盲，都是一人一票。独裁思想则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很大，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一个天才和一个蠢才作出的判断有完全不同的价值。独裁思想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愚人和庸才，他们无法自己领导自己，所以需要智者为愚者做主，需要圣贤和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家长式的独裁领导。中华思想就是典型的独裁思想，因此中华思想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中华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愚民论”，中国人不相信西方思想中人人智慧接近的“公民论”。中国古来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阴阳家，思想核心都是“愚民论”。中华思想认为大部分人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他们要服从“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及“学而知之”的贤人，平民应该无条件服从圣贤领导。因此在中国，怎样发现具有超人才能的圣贤来领导管理人民，就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中国搞出了一个科举考试的方法来选拔贤人，除了皇帝世袭以外，一般官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与此相比，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不管他的才能如何，每个公民都有当选的平等机会。在中国人看来，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简直是在开玩笑，抽签抽出一个傻瓜来怎么办？

　　正因为中华思想的基调是反民主的，所以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异常困难。在中国要想搞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人必须改变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圣贤”。西方把人按照职业分为工人、农民、资本家，或按照财产分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国传统上则把人按照才能的高低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现在称为“干部”，有时也称“公仆”），另一个是“民”（现在称为“人民”，有时也称“老百姓”）。当官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考试（现在是大学高考）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被淘汰下来的劣才就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对老百姓的歧视性口号：“为人民服务”。那些说“为人民服务”的人，首先就意味着自己是“人民”以外的特殊人，所以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中国的“人民”概念与西方的“公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方上至总统下至黎民，都是“公民”，如果美国总统说“为公民服务”，人们就会奇怪：难道总统本人不是公民吗？西方人可以理解“为资本家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却很难理解“为人民服务”，他们搞不清中国所谓的“人民”是指哪些人。

　　然而“为人民服务”的歧视性口号，竟然大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这就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想。他们毫不怀疑圣贤伟人具有超人的智慧，深信圣贤伟人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中华思想中的“愚民论”有什么问题。中国老百姓自认自己确实就是“愚民论”中所说的愚民，不相信自己有管理国家的智慧与才能。当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只是企盼出现一位青天大老爷赶走贪官污吏，期望出现一位救世明君来为百姓作主，为人民服务。

　　西方人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放自己，法国人作的《国际歌》这样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这样响亮的号召传到中国，却根本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原来中国人革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是为了废黜乱世的昏君，寻找救世的明君。中国人作的《东方红》这样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说得简单一些，西方人革命是为了自己当主人，中国百姓革命却是为了打倒坏主人，换一位好主人，他们并不曾有过自己当家作主的念头。

　　现在一些宣扬民主主义的人说：“搞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这个诱人的口号在中国的老百姓中还是引不起什么反响，倒是“打倒贪官”的口号反响力要大得多。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打倒贪官换清官”有深切的盼望，而对“百姓自己当家作主”根本没有想过。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谓“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不过是一些政客骗人的口号，他们一方面不相信精英们会真正让自己管理国家，另一方面也不认为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在中国搞革命都是一个模式：向老百姓宣扬现政权的残暴和腐败，告诉老百姓现在的苦难都是现政权暴政的结果，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反。国民党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清廷，可是推翻清廷后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共产党又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国民党，可是推翻国民党后老百姓也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现在一些人士还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了共产党后老百姓就能得到他们期待的幸福吗？我看他们再次失望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美国人选总统的心情是为了挑选一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更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搞总统选举的话，老百姓选总统的心情却是挑选一位为自己作主的青天大老爷，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品德最好，最有才能。在美国人看来，更聪明更能干的候选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代表自己的利益，照样不会选他。中国人看来，当然是选一位更聪明更能干的人当总统，才能把国家搞得更好。至于该人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倒是不在思考之列。前些天电视报道了中国一个内地农村民主选举村长的情况，电视记者问一个村民：“为什么选张三当村长？”村民回答说：“因为张三能干。”可见这个村民选村长时，只考虑张三是否能干，并没有考虑张三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中国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其实中国老百姓根本不想要什么民主，即使强加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民主，在中国搞总统选举，最多不过是选举出一个能干的独裁者。目前中国百姓没有自觉参政议政觉悟的情况下，搞民主体制只能搞成一种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日本的民主化之所以能搞成功，与日本人没有“愚民论”思想，重视百姓的思想启蒙，重视一般民众的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的基本精神就是“开发民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政体书》中，提出普及全民的“义务免费教育”和推广西方思想的“文明开化”。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规定了全国普及４年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的《学制令》，到１８７５年日本已在全国建立了２５０００所小学校。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还很贫困，政府还是把普及小学教育放到最优先的位置，力争做到“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据说日本得到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后，明治天皇建议这笔钱全部用来办小学，要让最偏僻的农村也有一所像样的小学。日本义务教育法颁布３０年后的１９０２年，日本小学文化普及率达到９０% 以上，这在当时的欧美各国也是相当高的水平。日本后来的富国强兵，经济腾飞，都是建立在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上。

　　和日本相比，中国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但中国办教育的思路和日本完全不同。在愚民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办教育主要是培养一批精英人才，一般百姓都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教育他们。日本办教育是从办小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一般大众；中国办教育却是从办大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少数精英。从清廷末期、到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中国都是不遗余力地办大学，重点搞高等教育，甚至政府还花费巨资选送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全力培养高级精英人才。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很舍得花钱，而在普及初等教育上，却又十分吝啬。清廷、北洋、国民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到１９４９年中共上台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只有１０% 左右。

　　毛泽东时代中共认真搞过一段普及初等教育的扫盲运动，有过不错的成绩。但很快中共政府又走回到以前各届政府的老路，重视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忽视启蒙开智的民众教育。现在中国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生到外国学校多半有很好的成绩就是证明。可是中国现在还有１０% 左右的文盲，可见中国初等教育的水平之低。尽管中国有不低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但是整体国民的素质就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了。这个低素质的国民，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早在五四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须从大众的启蒙教育入手。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普及初等教育，“开发民智”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普及免费义务大众教育，这是一件功德子孙的好事。政治体制可以一天改变，文化教育却是慢功，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是看不出明显效果的。等到几十年后中国老百姓有了觉悟，有了文化，什么廉政、民主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除了政府狠抓大众教育外，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改变“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不要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不要期盼大救星，要树立自己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自信。同时精英们也应该放弃对老百姓的轻视和蔑视，不再说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为老百姓作主”等把自己放在民众之上的歧视性语言。从打破中国民众“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倡反潮流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助于培养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精神的。

　四、内外有别篇

　　中国有句成语“内外有别”，其含义是：对自己人和对外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给自己人特别的优待和关照。外国人听了此话有点愤愤不平：“难怪中国的宾馆风景点对外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中国人对自己人和外人区别对待，这不是搞民族歧视吗？”内外有别这个词直接翻译成外文，字面上确有歧视外人的意思，但“内外有别”的真正含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了解释“内外有别”的内涵，还少不了举例说明。不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在食堂吃饭，那时学生食堂卖饭的光景是：学生递上饭碗和菜盆，售饭员用一个大勺往碗里盛饭装菜，盛装多少完全由售饭员掌握，这就是售饭员的一点小小的权力。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亲戚是食堂的售饭员，他每次去亲戚的那个窗口买饭，买来的饭菜总要比我们多出一倍。那个同学的饭菜每次多得吃不了，我们和他一起吃饭时，还能分食到一些饭菜，中国人把这叫做“有福同享”。一些同学甚至还把自己的饭盆交给那位同学，请他到亲戚的窗口，为自己也打一份超分量的饭菜。

　　西方人看来，售饭员对自己的亲戚多给饭菜，显然违背了道德良心，更有违公平。不过中国人不这么看，中国人认为“公平”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对“朋友”是一个标准，对“外人”又是一个标准。西方人把“公平”极端到“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公平”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反而不公平。如果对朋友的待遇和外人一样，那么朋友和一般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市面上商品十分短缺，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常用语“走后门”。到肉店去买肉，卖肉的遇到熟人就切瘦肉嫩肉，遇到生人就切肥肉老肉；去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遇到熟人就给中间座位，遇到生人就给边角座位……。几乎每一个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搞“走后门”。现在商品丰富了，以往那样露骨的“走后门”事件减少了，但是各种变相的走后门现象依旧存在。

　　有人把走后门现象简单归因于“以权谋私”，认为搞“走后门”不正之风的人是因为个人品德不好。但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按照现在流行的换位思考概念，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是一个卖肉的，遇到了朋友和熟人，也和陌生人一样对待，也给他切一块老肥肉，结果会怎么样？几乎可以肯定，你这样做一定会把亲戚朋友都得罪光了。朋友愤愤地说：“我专门大老远跑去找他买肉，他居然给我切一块和别人一样的老肥肉，这小子太不够朋友了。”亲戚更是找上门来：“我一直对你那么好，你就好意思给我这样的肉？”

　　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做事方法，在中国不但不会得到做事“公正”的赞扬，反而要到处得罪人，到处挨骂。前些时候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家超级市场打工，有在赏味期限快到期的生鲜食品上贴“半价”标签低价处理的小权力。于是一些留学生朋友就来找他，请他在自己要买的食品上贴上“半价”标签，这样可以节省一半钱。由于日本店员没有给自己熟人贴“半价”标签特别关照的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该留学生也感到不好意思，拒绝了朋友的贴“半价”标签要求，结果自然是得罪了朋友，断了交情。

　　中国人把人际关系称为“圈子”，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把自己周围的人按照亲疏远近来画“圈子”：最里面一圈是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稍外一圈是亲朋好友等友人，再外一圈是邻居同事等熟人，最外一圈就是素不相识的外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遵循“先里后外”的顺序，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给予不同分量的砝码。西方人崇尚人权，人权也就是人们相互平等对待。可是西方的人权观念到了中国就变了滋味，中国人并不主张人人绝对平等，而是主张相对平等，比如对亲人给予九分关照，好友给予七分关照，一般朋友给予五分关照，熟人给予三分关照，这样就“摆平关系”了。如果一个中国人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亲朋好友与陌生人一视同仁对待，没有“摆平”人际关系，就要遭到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朋友不过是可以谈得来、玩得来的伙伴而已。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做生意输了钱，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慷慨地借钱帮他还债；一个人犯了罪，也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仗义帮他作伪证开脱。但是在中国，这些都是可能的，这也是中国人把“朋友”看得那么重要的原因。朋友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朋友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朋友概念，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中国，一个人可以看着一个陌生人因为无钱看病死在自己身边而无动于衷，可是同样一个人，为了帮助朋友看病却舍得拿出毕生的积蓄。尽管这是一个“内外有别”的极端例子，但在中国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机会，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座右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或者朋友太少，那真是寸步难行。

　　刚才说了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的好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一个朋友也可能会增添一份烦恼。来自朋友的烦恼之一就是借东西，中国人讲究朋友之间不分你我，借东西成为理所当然。以前借缝纫机、自行车，后来借录音机、照像机，现在则发展到借汽车了。中国有不少人考取了驾驶执照却没有车，于是就向有车的朋友借车。可是借汽车不像借自行车，万一路上出了事故，巨额的修理和赔偿费用由谁负责呢？然而借车者不管这些。不久前一个朋友赵某买了一部车，买车的喜悦很快被络绎不绝前来借车的朋友带来的烦恼所代替。一次一位好友借车数日，前往外省的亲戚家游玩，等回来一看，车身多处被擦出明显的伤痕不说，一看里程表竟然已跑了数千公里，赵某感到有苦难言。日后又发现汽车的机器出了毛病，修车花去几千元，从此赵某痛下决心：今后不管是谁，再不借车。此后赵某的朋友减少了不少，不过烦恼也少了很多。

　　来自朋友的另一种经常发生的烦恼就是借钱。朋友前来借钱，少则几十几百，多则几千几万，你要是不借，多少年的朋友就得罪了，多少年的友谊也就一笔勾销。外国时而也有问朋友借钱的事，但外国人认为向朋友借钱是自己理亏，朋友不借给自己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中国人却认为向朋友借钱理所当然，借钱的人有理，你不借给他反而理亏。中国人在拒绝朋友的借钱要求时，良心上会有一种对不起朋友的歉意，所以要再三道歉，还要找出或装出各种各样的无法借钱的理由。中国人把这称为“人情债”。

　　尽管借物借钱是来自朋友的麻烦之一，但来自朋友的最常见的烦恼还是“闲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正当你准备干一件要紧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朋友来了。朋友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来找你聊聊天。这时你不得不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陪朋友聊天。你表面上倒茶递烟很热情，心里却盼着朋友早点走，等到朋友起身准备走的时候，你还要假装客气地说：“再多坐一会吧。”遇到“不识相”的朋友，真的再坐下来聊一会儿，你又得心里干着急一段时间。

　　现在中国的电话比较普及了，可是很少有人打电话和你预约聊天的时间，让你事先有个安排准备。突如其来的拜访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会不会影响别人的工作休息？中国人不考虑这些问题。中国人认为朋友第一，不管有什么事，朋友来了就要让位，否则就是不够朋友，不够意思。如果突然到访的朋友来了，你对他说：“我现在有事，请你改日再来。”，那么肯定就要得罪这个朋友了。有时候为了“打发”朋友，往往不得不编造假话：“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马上要去探望，恕不能奉陪。”

　　外国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人却以为时间是用来“消磨”的。所以中国人认为去朋友家聊天，是帮助朋友消磨打发时光，这也应该算是帮朋友的忙。远古的农业社会，用闲聊来帮朋友打发时间还说得过去，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中，遇到未经预约前来闲聊的朋友，真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难怪鲁迅说：“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思维方式，是中式思维的一个很大特点。不能否认这种思维方式有好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其负面的危害远远大于其正面的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内外有别”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中国很难实现西方那样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我们每个人不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而是根据其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公平和公正？

　　外国人待人接物，是根据做事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远近亲疏的人情关系。如果美国老板优先录用了一个陌生人，忽视了一位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中国人会觉得美国人太没有人情了。中国人只要有一点小权，就会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根据人际圈子的里外顺序，对亲戚朋友给予不同的关照。你违反了这个规则，手中有权却不帮亲戚朋友做事，就要得罪很多人，遭遇很多麻烦。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开了一家民营公司，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就是那些失业下岗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找他解决工作问题。该朋友对我说：“你跟他们（那些来找工作的亲戚朋友）说，我是民营公司，是自负盈亏的，他们根本不理会，他们认为我帮助朋友亏损一点也是应该的，不是说朋友之间有福同享吗？”该朋友由于没有接纳他的亲友进公司工作，结果得罪了一大批人，最后连他的亲弟弟也和他闹翻了。原来他只给亲弟弟在公司里安排做一个普通职工，而他弟弟认为他们之间是兄弟骨肉关系，至少应该给他安排一个高级管理职位。该朋友拒绝弟弟的要求后，两人就反目成仇了。

　　西方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靠法律解决问题；中国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亲友，靠朋友解决问题。中国历史上总是克服不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其深层的文化背景也牵涉到“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以权谋私现象是因为中国人特别贪图物质利益，这倒也未必。很多情况下，以权谋私并不是在受贿或贪污等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的，而单纯是为了朋友，为了人情而徇私。这里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一次在北京乘飞机，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一个好友王某。王某和我初次见面，却十分热情（当然是看在介绍我的朋友的面子上）。北京机场排队检票托运行李的时间是漫长的，而王某通过他的关系让我从优先通道直接进去，免去了排队等候之苦；他又通过关系把我安排到头等舱，这是我唯一一次用经济舱的机票坐头等舱。当我舒服地坐在波音７４７客机二层宽敞的头等舱座椅上时，不由自主地感谢王某“够朋友”。王某为我做的这一切显然是以权谋私，但我并没有送他任何东西，也没有给他任何许诺，张某给我特别关照并不是谋求物质上的好处，只是出于“对得起朋友的托付”的人情考虑。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官不能公正处理案件，是人们最大不满之一。很多人以为法官接受了金钱贿赂而“贪赃枉法”，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钱财的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开脱宋江，就拿唐牛儿为宋江顶罪，刺配五百里外。书中的浑城县知县并不是贪官，宋江也没有对他进行贿赂。该知县之所以在宋江案件上不公正执法，不是出于贪赃枉法的物质贪欲，而是出于“救朋友”的人情义气。

　　人们常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这也体现出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中国人习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待人，所以中国人在执法时也不免出现“内外有别”的因人废法现象。法官遇到朋友来说情怎么办？不理会朋友的情面公正执法的话，显然会得罪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得罪好朋友，还是为了顾及好朋友的情面而偏袒罪犯？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后者。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会出现“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

　　另外中国的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朋友很容易骤然转变成仇人。中国经常听到有人恨恨地说：“某某真没良心！我以前对他那么好，他现在居然这样对我。”我们在做事时，没有摆平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周全朋友的情面，就很容易得罪朋友，而在中国得罪了人往往是要遭到报复的。朋友不成就成仇人，这也是中国人要特别慎重处理人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人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也有“在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西方人做买卖是生人熟人一个价，谁出的钱多，就给谁更好的服务。而中国在经济上也讲究人情第一，中国人做买卖时生人和熟人价格就不一样，往往是熟人比生人付出的钱少，却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在西方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到了中国就加入了很多“人情”色彩：既讲金钱，又讲人情；既依靠市场，又依靠关系；既提倡顾客第一，又不忘朋友至上……。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西方人在社会上寻找公平，追求平等。我们看到西方人提出的要求多半与平等有关：妇女争平等选举权，残废人争平等工作权，爱滋病人争平等入境权，同性恋者争平等结婚权……。中国人则是在社会上寻找关系，追求特殊待遇。博士生要求优先解决户口的特殊待遇，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要求优先解决职称的特殊待遇，本地人要求优先被雇佣的特殊待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取平等的运动，中国人非常习惯对每个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区别待遇。

　　今天不少人提出在中国推广“人权”，却较少有人提出在中国推广平等。其实人权的前提就是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然就会尊重人权，而在人人不平等的社会中只能产生特权，不可能产生人权。然而要想在中国推广“平等”，第一个难关就是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应该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生人和熟人一视同仁，朋友和陌路一律平等。”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