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观感：我县、我村与新农村


作者：淮生
一，铺陈
人们常说“一滴水可以折射整个太阳”，“一管可以窥全豹”，意思讲的都是：局部的现象可以透露整体的存在状态。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我春节期间在老家农村的一管之见。
今年元旦以来，大陆公众看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部成员率领政治局委员，在电视上频频展开学习、研讨“新农村”建设的新闻画面。中国最高决策层以前所未有、绝无仅有的高频率来研讨、部署同一事情，是为了告别“旧农村”。标准出来了，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面临被冷落了半世纪的、憔悴的九亿民众的局面，改变现状是刻不容缓的。那么，旧农村有多旧？离新农村要求的标准有多远？这需要有千百个中国农村图景的取样，拿出来测评。这个元旦后的春节，是我回农村老家度过的。我想对家乡作一个取样。
和很多不得不流落在城市谋生觅食的人们一样，和自己故乡的父母一起团聚过年，一直不是生活的常态。上一次我在老家的过年，是三年前、2003年的春节。我的家乡在湖北省嘉鱼县。这是一个人口36万、面积1017平方公里、农村人口占八成的无名小县。大多数的中国人要是试图在自己的脑海里搜索它的信息，是不容易的，搜索出的往往只是在它的一次悲情的出场，出场背景是1998年夏泛滥在中国数省的长江洪水。这次被一些作家命名为“世纪洪水”水流，在磕击了嘉鱼境内的一处江堤时，击穿了一段名为“簰洲湾”的堤坝防线；嘉鱼，与那个抱树8个小时而得救幸存的六岁女童江珊连在了一起。
由默默无闻的嘉鱼县那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总是让我联想起鼎鼎大名的香港。从一组简单的对比数字看，同样的大的一片地如果把它的潜力发挥到极至，能够造就怎么的让人惊奇的人间奇迹。
香港版图只有1098平方公里，比嘉鱼稍大一点。如果要考虑香港二十年里通过填海造地方式造就的近30平方公里地这个因素，那么香港的面积异常靠近嘉鱼。并且，被称为“弹丸之地”的香港承载的人口是700万，将近是嘉鱼人口数的20倍。在交通方面：“通江达海”也是两地共同属性：香港领临海，属“天然良港”；嘉鱼临江，比邻“黄金水道”。都有通向世界的天然渠道。在收入方面：2004年嘉鱼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86 元（估计有水分），香港居民人均收入是2.5万美元，至少是嘉鱼农民的60倍。人口政策：与嘉鱼大力度的计生举措、大批大批的劳动力离开本土艰难寻觅生活的出路不一样，相比于嘉鱼人口密度20倍的香港，它从不搞“计生”政策，还向全世界敞开了机会的大门。香港在它大部分的时间里处在劳动力不够用的饥饿状态，吸纳劳工。并且总体上让外来的人们过得舒坦。看到多渠道的消息来源说，等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全部竣工后，最终的年接纳乘客数量将达8700万名。这意味着每天平均进出该机场的人数达24万人次。这也将意味着：香港的机场，将会在每一天的时间里，把相当于嘉鱼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二的人装载在飞机向全世界运上一遍。
我当然知道，每块地方，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巨大的。从事不同发展模式的经济产出对比是悬殊的，用传统的“人力+畜力”与现代“工商+信息”产业之间的经济体不能简单类比，内地与沿海不能简单类比。但是，我有也相信，“人力+畜力”的产业格局并非不可更改的宿命。这里面更多的差异是政策取向不同导致的。在这，我不想作什么结论，只是给世人提供一个线索、一个案例、一个刺激。并且反思大陆的人口政策利弊、资源利用状态、政府决策作为的空间。
人们都常常说，“捧着金饭碗讨饭”，是说人不会利用现成资源导致生活困窘。我知道：依傍长江这一“黄金水道”的条件是天赐嘉鱼、天赐中国的。可嘉鱼在内的许多长江沿岸地方未能稍微有效一点地利用它。作为现在的一个农业县，嘉鱼农民在缺乏廉价外运渠道的情况下，农产品常常只能够在县境内消化。同样辛苦种一亩地白菜、萝卜获取的收益，只有许多地方城郊农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或更少。多少年来乡亲为卖难愁坏了。曾频繁出现卖鱼难、卖西瓜难、卖甘蔗难……什么东西上市的时节卖什么就难。能不能够修一个深水码头把长江水道利用好，这考验着县政府的作为。因为乡亲在受苦，官员不能懈怠。我们知道，如果香港不利用它的水运，就不会有它繁荣的经济，不会有它密集的人口，那么它作为旅客接待量居世界第五的航空运输地位绝不会派生。
我们这个农业县，在全国而言农业发展条件应该算优越，县域内大部分农田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马平川的沃野，并且水道密布，湖泊纵横。农业方面盛产稻米、小麦、棉花、蔬菜、鲜鱼、苎麻等，素有“鱼米之乡”美誉。这里，我把自己在这十余日里观察到的村庄演变至今的状态，作如实记录。出于某种考虑，我依照地名名称取其汉字声母，我称该村为嘉鱼县X镇X村。
二，X村的村容
先把X村的基本情况简要介绍几句。X村原有人口1000余人，现在仅有600人。原因很多，人口迁出、搬到县城的有一些；考取大学后落籍城市有一些；婴儿出生量少；老人故去多；远嫁外省的女孩也呈多趋势。这都是人口减少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X村近30年里自杀者死亡的约有50人；患胃癌等恶性绝症故去这两年居然不下4人。现有人数里，青壮年中的七八成外出打工。这个曾经在方圆数十里人气最旺的一个自然村落，现在被老汉与妇孺据守，并日益朝着荒废、衰落、被遗弃的方向转化。
X村和周围所有村庄完全一样，没有医院、没有公交车站、没有图书室，没有很多城市居民生活里必备的设施。举目四望，村里垃圾与污水沦落到了目光所及的任何地方。随处可见见鸡毛、猪鬃、鞭炮屑、甘蔗皮、落叶、塑料袋、碎稻草、被车轮和人足碾碎沙化的家畜粪便……鬃与毛这是过年杀猪宰鸡遗留的；粪便是散养的猪、鸡遗留的。这个村里人口相当于城市一个街道的居民区，但没有城市常见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没有生活污水排送管道。散落在村里的厕所难以计数，一家一个，X村与其周边村，厕所是这样：大多是一个个直径2米、深1.5米左右的深坑，坑壁砖砌固化。坑面搭一根木条作为蹲位，坑上盖一简易小房用以遮雨。夏蝇在里面孳生，硕鼠在里面横行。千余年前的祖先使用时也是这样吧。蝇与鼠与从来是不安分的，它们有时也会不请自到地光顾到农民的厨房、卧室、粮仓。这样的厕所不仅仅是不卫生、不方便、不舒适的问题。要是非典、鼠疫一类的恶性流行病毒在人际间、人鼠间散布传染，那么这样原始、不设防的卫生设施将不堪一击。资料说，距今九十年前欧洲的一场流感病毒传播曾夺去了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人面临的危险在于：如果放任中国城乡的卫生差距不理，怕是有一天，中国无卫生厕所的农村家庭会连同有卫生厕所的城市居民捆绑在一起，经受同一种悲伤的命运，遭受重创。
在家过年，发现家里供做饭、烧水用的生水是依然是非常不安全的。饮用水的来源是这样的：长江→排灌进入三湖连江水库→通过排灌水渠流入村头水井→经过天然沉淀→进入农民取水的水桶→肩挑进入各家的水缸，中间没有任何人为的处理步骤。从来没有什么机构、什么人来检查这样的水到底是不是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有什么超标。如果有去年末那样的松花江剧毒水进入我们的水库，那么也得饮用它。多少年来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不知道，绝症患者的增多与这样的不安全供水之间，关系有多大。
需要强调：实际上在三年前X村就通上了自来水。镇水站每天仅仅是在早中晚某个固定时间各供水半小时到村。这样不连贯的供水条件会使那些希望开拓农村市场的洗衣机制造商感到沮丧。有意思的是，在乡亲眼中遥不可及的联合国组织，它的作用居然直接影响到了X村。该供水工程就是靠联合国的款项建起来的。似乎还是赠款。乡亲们遗憾的是，这自来水水源取自地下井水。经费短缺的原因使这里不能连通县水厂优质水源。也许是地质原因，老爸说：或许是镇水站在农田区取地下水时把农田里化肥的成分也取进来了，反正这水管里吐出的水有一种什么怪味，家里只用它来洗衣洗菜，不到迫不得已，决不食用它。
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在“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实行标准里对“安全卫生水”和“卫生厕所”普及是有硬性要求的。网络作者赵紫龙引用资料说：据联合国2000年资料，就供水率及排污率的普及情况而言，中国为75%及40%，低于巴基斯坦的90%及62%，也低于苏丹的75%及62%，中国基本卫生设施的普及低于许多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X村和周边所有村的卫生状态为这样的数据作了注脚。无论是解决安全饮水、排污水道，还是建立垃圾处理设施，中国乡村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X村的变化与民主选举
老爸说这两年，中央的政策在X村发挥了实在的作用，农民得到实在的好处。以前农户家家要交高额的、难以承受的钱粮给国家顶税，交不起的话X镇派执法者来农民家里搬彩电、牵猪牵牛抵“三提五统”什么的，现在这些都统统没有了。义务工也取消了。不仅没有，每年人均还能得到国家拨发的100余元的钱返还到农民手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全村村民。X村的那条直通往X镇的黄土石子路一直是坑坑洼洼的，国家财政出巨资在X村周边修了厚实的水泥路，水泥路已经修到了离X村一公里的地方了，老爸盼望今年水泥路通到村里，因为出门太不方便了。但是不测因素也让他担心盼望会不会落空。
X村规模不久前变大了，因为相邻的另外三个自然村已经合并进了X村。基于X村的规模和中心位置，村名仍然维持称为X村。未合并的时候X村有村干部12人，村合并后干部规模却没有扩大。并且村干部的工资没有再让农民负担。已经直接由国家财政划拨。
我想知道村干部选举。老爸说，包括村支书、村主任在内的干部班子是直接由村民选举产生。这也是新事。我家兄弟仨和各自的配偶，都在离家乡遥远的地方谋生。我们应该有6张选票。多少年来从没有人通知我们参加选举，我们也不了解邻村推出的候选人情况。老爸以他一人的选择意志为他六个的成年孩子们包办了所有选票流向。在X村这个户籍地，我们没有条件参加选举；我们在自己的居住工作地，我们是有选举条件了，最短的居住时间不下三年。可是“暂住”城市不承认我们的选民资格。有农业专家研究的结论说，流动人口是农村人口中受教育较多、更具权利意识、更渴望获得选举权的人群。可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多少年来选举和我们无关。任何级别的选举和我们无关。中国1.3亿的流动人口里，我想，少说该有1亿人面临选举权缺失的问题吧？
四，物权法：你不能抛弃农民对自己的物权的保护要求！
X村有座小学，建于20年前，是当时X村及周边最气派的楼式建筑。当时建校经费，重要来源之一是X村及邻村村民的集资。每个农户均缴纳100元左右，外加历年农户缴纳的教育附加。负担是不小（那时人均年收入才600元。）小学建有教室10余间。学生人数多时达到600人，现在只有150人。现在的全校学生数只相当于过去一个年级的学生数。生源锐减局面在相邻小学也是这样。X村小学一半教室锁着门空闲起来了。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属普遍。手头有份资料、今年1月23日的北京日报透露说：由于生源逐年减少，过去五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从16万的高峰走向8-9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听说，整合教育资源、关闭X村小学已成为相关人士决策的选项之一。如果有一天，学校校舍作为房产拍卖、或者改变使用途径，政府方面会全权处置。我在想：如卖，应不应该把拍卖的一定份额返还给集资的农民？或者用它为村民们提供福祉？对物的权利——这项重要的民法权利今天正在城市人群中被关注、被热议，这就是《物权法》。基于在中国的各种人群里，农民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历来遭受行政性摊派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对自己物权的保障需求。物权法在这方面要有涉及保护农民的条文。物权法草案第一条明确了制订此法是“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此外，类似涉及农民对物权保障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在X村通往嘉鱼县城、通往省会武汉的高等级水泥路，当初的路基是从水田里筑土而起。建路所需的庞大的、海量的土方堆砌起路基，路基工程的完成并不是像城市里公共设施建设流程那样，由政府出资、委托建筑公司完成劳务。而我们这个路，就是当年在X镇镇政府强行摊派X村在内的多个村的村民无偿投入劳力修筑而成，每户投入数十个工作日。本农夫在内的X村村民在此路段上服了十余日的徭役。在烈日骄阳的工作条件下，用人海战术、用原始农具、用血肉之躯修筑而成。这是一种相同于孟姜女的丈夫筑长城那样的繁重的苦役。众村的村民实质上都成了该路的权利人。事情不提也就罢了，问题是政府在这个路段附近设立了一个收费站，本村的农用车每次经过都被要求缴过路费。物权法是不是有必要在类似的事情上，确定农民在自己投资、无偿投劳的物上给予权利认定与追认？
五，辍学潮、民工荒：中国快速进入劳动力供应枯水期？
前面说了：无论对X村小学及相邻小学的微观观察，还是对北京中小学在校学生的量变数据汇总，都显示了在大陆范围内，童年、少年段的国民人数在以一种极不正常、让人担忧的速度急剧减少。另外，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主们为应对“民工荒”局面而焦虑不已。回家发现我的两个外侄，兄妹俩一个在初二、一个在初一相继辍学，在福建打工。他们都是在童工年龄线上下摇摆的未成年人。但是没有任何就业技能的他们居然找到了工作。这从侧面一方面说明农村基础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农村未成年人对教育的枯燥感与其对教育收费的不满意，为他们离开学校产生了推力；另一方面说明企业主对劳动力的需要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饥不择食，找工作比较容易的现实对他们离开学校产生了拉力。辍学潮正融入“民工”队列，正济“荒”补缺。中国有那么多畅销世界、把别国劳工纷纷拖入失业境地的廉价产品。外国工人们不知道，砸烂他们饭碗的竞争对手，许多实质上是一些身体柔弱的中国少年。
中国少年进入劳工界，在前不久CCTV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对此有深入的图像报道。这些还都说明：中国正在过早地透支劳动力。好比是：市场上苹果供不应求，在需求带动下，一些本应该呆在枝头的青涩的苹果，被摘了下来，染染红或者根本省略染色工序立即摆到市场。这个“苹果”就是劳动力，“枝头”就是学校，“染红”就是把少年劳工的年龄拔高以应付劳动检察部门核查（劳工界的“装老”与演艺界的“装嫩”是完全逆反的两种景象。）以符合劳工年龄达标。问题是，和苹果不同：中国恐怕无法像期待苹果在下一个年度获得丰产、获得更大的供应量那样，期待来年有更多的劳动力供应出来。
回首不远的几年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城市普遍用收容所、用繁多的证件、苛刻的门槛、高昂的费用来抵御农村劳动力的进入，用“本市5种行业、103个工种禁止和限制外来工”一类的政府令来抵御那些寻找生路的农村劳动力的进入。在劳工如潮的时候，没有人记得来者是自己同宗的同胞、是一国国民。当年的城市地方当局没有体现最起码的克制。有的只是粗暴和无礼，是短视。当劳工流量大些的时候，他们忙于抵御“民工潮”却不去想办法疏导。这显示了许多城市方面在预见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上的欠缺。他们既没有谋一域，也未能谋一时。把后来被证实为显然是繁荣城市的外来力量，当初预测成了祸水。他们已经错得离谱地评估了上一波浪的来势极其影响。如果无所作为，他们还会错过下一波。
那股以青壮年劳动力汇合形成的劳工潮（史称“民工潮”），它最迅猛的潮头已经过去，而且渐行渐远。中国可供应的劳动力的供应绝对值逐年衰减。看看中国的空荡荡的教室，这样的潮几十年不会来。劳工潮和长江每年涌潮一次的规律不一样。这股潮里澎湃的人流，往前溯：当他们在摇篮的时候，这时是中国的婴儿潮；当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这时是中国的学生潮；往后，他们将掀起中国的老年潮——也就是“银发浪潮”。
中国的人口学家在为不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担忧，并且估计能够维持10 年。实际上看，这个判断也许还是乐观了一些。在李#鹏时代，劳工潮相当于长江江水澎湃的盛夏，要“防洪”；在温#家#宝时代，已逢上的是长江的深秋，水势平稳，流量已略显不足；中国后任执政者的主要精力，恐怕是要“两手抓”：一手防止劳动力流量的冬天、防止枯水期的到来，一手应对白发浪潮的洪峰涌来。短短十三年间，人口变化之大恍如隔世。中国大规模、高力度推行人口计划生育试验与实践，前无古人。计生政策的成效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但它是可贺还是可忧现在尚且难以定论。不用去看人口学家的统计清单，我们只须用的肉眼去清点自己家附近学校的学生数，这就足以发掘真相，判别中央政府那人口干预试验的成效。
可以下结论的是：即使中国想继续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还说明：中国很快将实施的完全的义务教育，将是在适龄儿童就学大潮远去的背景下、在就学儿童规模相对非常小的背景下展开的。大批未完成基本义务教育步骤的国民已经散落到社会。能够补救的也许是期待政府出台“教育新政”：国家出资，招收那些游走江湖的、低技能性的青少年劳工回炉，对他们免费进行短期如一年或半年的职业教育的锤炼，帮助他们获得游走江湖的本领，以此作为政府在此之前未能提供他们教育资源的补偿。（如果不方便花钱，出政策发小额贷款给有职业培训意向的人们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也是好的。）培训好了，中国的劳动力向世界提供较高质量等级的精品、获得较高附加值的回报。
农家子弟并不天生满足卖体力，卖体力只是无奈的选择。相反，他们学技术的渴望是强烈的，我能感受得到。在X村和一位38岁的老兄聊天，他弟弟在广州管理一栋楼房的修建。他弟对他说：单会干力气活不要；但是你如果学会了电焊帮我干，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没有问题。他想学，但还不明白哪里可以解决问题、需要什么代价解决这问题。我还有一个外甥，打工一年后，感觉没有一技之长在外面混不开。他家境还算宽裕，花大的代价，跨省去湖南学习模具技术去了。而经济困难的家庭孩子，想学就会犯难。
六，消费：买不到一瓶可乐的村庄
3年前在X村过春节的时候，需要买瓶可乐。记得跑遍村里5个小卖店、批发部，哪一家都没有可乐出售。市面上常见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非常可乐统统没有。在一家店里倒是有一种，名字叫“万事可乐”，瓶上包装酷似“百事可乐”。假冒无疑了。事隔三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发现没有供应。这是一个买不到一瓶正宗的可乐的村庄。原因也许有多种。但是反映了X村的消费环境。在中国城镇人群的意识里认为和空气一样容易得到的寻常物件，一旦在我们的农村想得到它，有时有如登天。
X村有一家私人办的诊所。我在大年初二日需要为感冒的孩子买点退烧、止咳、消炎药。到诊所时，按照我的用药习惯，点名要如泰诺、护彤、急支糖浆等几种常见药，发现诊所要么没有要么说已卖光。看看摆的药品种类，太少了。X村是缺医少药的。
七，X村的光棍们
在报纸上曾看到记者对中国农村光棍现象的报道。于是我格外留意了一下。在X村，我至少发现有三位至今未婚的大龄小伙子，分别是生于1968年、1969、1970年。都是逐步迈入不惑之年的岁数了。他们在生理上并不存在任何缺陷。智力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一般。“一般”的意思是指：长得不错，没有缺陷。但是显然，在未来的年月他们基本上没有摆脱单身状态的迹象与可能。作为过着正常生活的成年人，大家会明白这样的婚姻状态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饱受折磨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直系亲属，尤其是他们那年事已高、老眼望穿的母亲。苦难一生的老人们并没有什么奢望。她们只希望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看到她的孩子找到一个伴——只要是一个异性就成。光棍现象在周围村也都存在。村中长者们推测：随着时间推移，男性光棍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在女孩稀缺的严峻态势面前，使得那些家有20岁男青年的家庭的家长们都提前提心吊胆起来。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四处为孩子提亲。没有人不害怕自己的孩子进入那样恐怖的队列。
在适婚人群里按比例来说，单就份额也许不大，2%的样子。但是，在经济条件差的山区农村，这个比例会更大。即使是2%的比例，落到谁的人头上，那么将意味着孤独、苦涩的一生迎候着他。在找不到生命里的另一半的窘迫处境里苦苦煎熬，并且背负着“某某连媳妇都娶不上真窝囊”的世俗恶评被人指点。人世间比这更残酷的事，着实已经不多了。
女性哪里去了？曾经，一批批在母腹里呆了几个月的女婴在经B超查验出来后立刻被取消了分娩于世的可能；在城市，许多“有身份”的男人多占了女性名额。有的占了几个、或者十几个、几十个。贪官败露后、富豪入狱后，这样的事实经常被媒体爆光出来。
在一个社会里，男女不能在数量上大致平衡，大量男人找不到自己的配偶，这个社会很难讲是和谐的。
（完稿于2006年3月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