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大悲之年的记者作为

2008年12月30日 14:32:50 　来源：《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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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注定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年头。概括地说，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言，“今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可以说有喜有悲，甚至不夸张地说有大喜大悲”。
平心而论，“人咬狗”的新闻，确实比“狗咬人”的新闻生动、可读、精彩得多。这大喜大悲间，作为历史草稿“起草者”、“录入员”的新闻记者，激奋起来、行动起来，书写出无数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新闻报道。较之以往如常年份的如常事件，这些新闻无疑更好看、更耐读。而从新闻事业、新闻业务自身的视角考量，新闻工作的作为、新闻记者的表现，也有新的突破。
前些年，在和新华社高级记者、国内部原主任李尚志交往的过程中，常听他讲故事。这位当年的“白宫记者”（意谓采写中央新闻）或曰“下海记者”（意谓经常到中南海采访），说的故事每每和高层有关，和大人物有关，也就尤其耐人寻味，启迪良多。一次，听他说起这样一件往事：
那是1983年1月20日上午，李尚志刚上班就接到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电话，说下午有一个会，胡耀邦同志要在会上发言，要李尚志到会采访。李尚志驱车前往邓力群办公室。邓拿给他一份胡耀邦的发言提纲。当他看到提纲，凭着新闻敏感，立即觉得这是一条重大政治新闻。提纲上有这样的文字：“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思忖，以往都是讲“革命”，现在讲“改革”，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提法不同，意义更不同。当时他就开始酝酿稿件的写法，且越想越觉得此事重要。下午会议一结束，他就写成一篇报道：《中国开始全方位改革》。
当李尚志拿着稿子去给邓力群看时，邓回答说“老班长说不发”（“老班长”即指胡耀邦）。李尚志不甘心，就直接到会议室见胡耀邦。胡耀邦问：“不是不让发消息的吗？你怎么写了稿子？”李尚志坚持让胡耀邦看稿后再说，还“动员”道：“这稿子应该发，因为您是总书记，这个事情关系太大。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发消息。如果不发，那和以前有什么两样？”邓力群说：“这个事情关系重大，中央还未讨论决定，这些都是和小平同志私下聊天聊出来的，这个只是整理出来准备讨论的，等讨论后再说吧。”李尚志建议说，今天就是发个消息，等中央正式文件下来，再发正式的消息。于是，胡耀邦签了字，同意播发这条消息。“中国开始全方位改革”的消息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李尚志因此成为首次报道中国开始全面改革的记者。胡耀邦也因此说他“先斩后奏”。
一个一字之改的动词，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一篇不同寻常的新闻报道，让全国全世界预感到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虽然决策者自有其权衡和主张，但新闻记者的敏锐和非凡判断力，无疑发挥了助推作用。历史的步伐，或许就在这不经意间加快了一拍；历史的草稿，或许就在这偶然中书写下必然辉煌的一页；新闻的史册，或许就在这同时又添加了珍贵而绚丽的一章。有鉴于此，谁能否认在2008的大喜大悲之年，中国的新闻记者不是在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的担当中，也创造着中国新闻史上的新变革？
新闻业的天然属性是实践性、操作性，其变革的驱动力来自首创精神和超越突破。大喜大悲中的新闻实践，显然是走了一条探索式的路径，出现一种爆发式的力量，对往后的新闻工作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信息的空前公开透明，新闻的巨大感召力凝聚力，新闻直播的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多媒体新媒体的大汇流大整合大融合大发展，新闻传媒亲民爱民为民之举的前所未有，新闻管理层的开放明智与收放自如……都已盖上了2008这个特定年份特殊境况的鲜明烙印，并将成为新闻业与时俱进的特有标志。
有据为证。在此仅以一段语录为例：
2008年9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发扬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宣传报道方面的宝贵经验，进一步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健全新闻报道机制，加大媒体服务力度，加强舆论引导，改进对外宣传，繁荣文艺创作，努力展示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健全新闻报道机制”，“加大媒体服务力度”，这样的概念，在高层的指示中尚属破天荒。而其正是基于新闻工作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开创性的努力。
大喜大悲之年，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向人民呈交了一篇篇用心用力用血汗写就的历史草稿，同时也将新闻事业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未来，我们当然寄希望于像善待记者善于纳谏的胡耀邦那样的领袖，更寄希望于法律和制度性的力量；我们要学习前辈同行李尚志那种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敏感的新闻神经，但须知这种本领得力于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也需党内乃至全社会的民主氛围为基本保障。无论大喜大悲，抑或风平浪静，新闻工作都理应大有作为，新闻记者都可以大有作为。
（吕怡然 作者为《新闻记者》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