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工程师的生死“越狱”

[我读]一个中国工程师的生死“越狱”

2008年3月2日，西安。在巴基斯坦经历的磨难令张国至今也难以摆脱内心恐惧的阴影。原本性格开朗的他时常不由自主地陷入沉默。

●一段167天的漫长人质岁月

●一场三十余小时的生死“越狱”

●一次国家斡旋营救人质的全程解密

●一个被提醒的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难题

2月19日晚，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中国工程师龙晓伟终于回到了阔别9个月的家乡西安。仅仅在5天前，他的身份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质，身陷囹圄167个日夜。

当龙晓伟坐着轮椅出现时，亲友们不禁相拥而泣。而龙却保持了惊人的克制和冷静，直至2天后在医院与难友张国相逢时，这个憨厚的农村青年才嚎啕大哭起来。

龙、张二人是中国中兴通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派驻巴基斯坦的外包工程人员。2008年8月29日两人在外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被当地塔利班武装力量绑架。

在中巴两国共同开展外交斡旋以营救人质的同时，两位工程师也在求生意志的驱使下，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生死“越狱”。

2008年6月26日，部分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驻地合影（左二为张国，右二为龙晓伟）图/张国

遥远，但发生了

西部农村的困顿和海外工资的优厚对比让他们甘愿冒险一搏。“我们原先也认为，危险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几乎带着踉跄，29岁的张国走进了陕西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6楼病房。此时，28岁的龙晓伟正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话语，两人相迎拥抱，互喊着“兄弟”，哭了。

时间是2009年2月21日，离张国成功“越狱”已近4个月，离龙晓伟获释也仅一个星期。除了后者摔断的右腿，两人被塔利班用乱棍、枪托留下的生理伤痕正在慢慢消退，但在心里，噩梦仍驱之不散。

在和平日久的中国，常人已经难以想象，恐怖分子的枪口和死亡相伴的黑色岁月。“我们原先也认为，危险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张国回忆说。

在2008年8月29日之前，龙晓伟和张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两个出身陕西农村的年轻人，3个月前来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迪尔地区，参与中兴公司在当地援建的一项基站建设工程。

张国记得，那天的阳光不错，一早上班后，他们被派到驻地一百多公里外的47号和51号基站记录数据。两人是工程监理，负责检查验收通讯铁塔。

皮卡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个司机和保安随他们出行。3个小时的行车途中，龙晓伟还给远在宝鸡农村的母亲王乖莲打了电话。

母亲用了一半时间来叮嘱儿子注意安全，龙晓伟则机械地应答着。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仅在两天前，他们就因迪尔地区局势紧张而返回首都伊斯兰堡避乱。多年来，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印巴冲突持续困扰着这个南亚国家。尤其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被美军击溃的塔利班武装力量，越过边境渗透进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斯瓦特（Swat），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隐患。

但对于自认为“只是来工作”的龙晓伟和张国来说，这有点虚幻得像好莱坞大片。如果不来这里，他们将是西安一家普通钢结构公司的技术人员，月薪千元，“饿不死，也撑不着”。西部农村的困顿和海外工资的优厚对比让他们甘愿冒险一搏。出国前，由于疾病、歉收、嫁娶和建房等缘故，龙晓伟和张国两家的负债均超过五位数。而这里“一个月的收入能抵得上国内一年”，龙说。

抵巴后，龙晓伟等十余名中国工程师被严密保护在一座两层小楼里，出入均有护卫。一位广东厨师为他们提供可口的中国菜，除了不能上网和看电视，这里并没有多少异国生活的气息，危险也似乎很远。

当天的工作并不繁重，龙晓伟和张国还悠闲地与保安、司机喝茶和做祷告，下午3时，四人返程。途中一辆本地工程车疾驰而过，要是平时对方一般都会停下寒暄或交流，但这一次却匆忙得反常。

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龙晓伟们足够的注意。在继续开了十多分钟后，一辆突然出现在山体拐弯处的吉普车截停了他们。随后，一个电影式的场景出现了——十多个拿着AK47步枪的蒙面人跳下车围住了他们，用普什图语喊着“下车，下车”。

一个武装分子拉开车门，企图拉扯靠边的张国，张侧身挣脱，结果换来对方一记枪托重击。龙晓伟马上拿出护照，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兄弟。”

对方并不理会，还把枪口高举对准龙晓伟的额头，推弹上膛的摩擦声让他打消了抵抗的打算。武装分子把两人塞进吉普车。保安、司机也同时被押走，就连皮卡的车轮也被拆了下来。

龙晓伟和张国颤抖着，嘴里自言自语：“这不是真的吧？”汽车启动前，龙晓伟试探性地问：“你们会杀我们吗？”对方说：“安拉知道。”说完，两块黑布蒙上了他们的眼睛。

“请转告我们的祖国……”

“我们在这里待了18天了，已经快撑不住了。我们是来支持巴基斯坦建设的，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

吉普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停下。龙晓伟等人被推下车，摘下黑布后，只见这里是一个废弃学校模样的地方，没有门窗的楼房，微弱的灯光和一人高的杂草，以及那些无处不在的机枪和火箭筒。

一块挂在大门处的铁牌标志着这里的地理方位——斯瓦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塔利班武装的控制范围。“我们只是请你们回来做客。”一名摘下面纱的武装分子说，然后指着远处的机枪告诫：“如果逃跑，你们会被打成筛子。”

两个男人当场哭了起来。这并非他们第一次见到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以及邻近的迪尔地区，塔利班都是很常见的武装人员，没有战斗的时候，他们甚至就是普通的农民。

以往外出工作时遇到塔利班，龙晓伟和张国都会退避三舍，倒也能相安无事。现在，不祥的预感笼罩着这两个安分的男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对方再三表示：“我们只是普通人，你们一定搞错了。”

塔利班并没有搞错。据巴基斯坦一电视台报道，塔利班密探早就盯上了这两名中国工程师，看到他们防卫意识不强且没有警察伴随，于是研究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规律，最终得手。

而塔利班发言人曾表示，此次实施绑架的目的主要是报复巴基斯坦政府军以及他们的盟友中国。

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一早龙晓伟和张国被转移到一处河谷山顶上的民宅。这是一座不足10平米的石木屋，窗户被木板钉死，只从缝隙中透出微光。

一向沉默的张国此时却暴躁起来，他以绝食抗议，一个被惹怒的看守士兵踢了张国一顿并把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僵持到了9月2日，一个自称首领的人过来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反抗，就不杀你们。”

也在同一天，塔利班向西方媒体宣布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并说已开列了一份释放人质的“条件清单”交给巴基斯坦政府，其中包括释放在押的塔利班成员和索取巨额赎金的要求，此外还称“将开会研究中国工程师的命运”。

从恐惧、愤怒到悲观，两人的反抗意志在饥饿、孤独和暴力中逐渐瓦解。时值巴基斯坦政府军和塔利班战事正酣，白天，炮弹在屋外爆炸，剧烈的冲击波把墙壁的石块纷纷震落。晚上，惊魂未定的两人又成为塔利班士兵们发泄的对象。他们用木棍随意打骂，或者用枪瞄准人质作乐。“像猫玩老鼠，我们只是寻乐的工具。”张国说。

关押期间，两人无法刷牙、洗澡、换衣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在他们眼皮底下抢夺从嘴边漏出的玉米饼屑，浑浊冰凉的雨水让两人患上了肠胃疾病。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觉得无法支撑的时候，龙晓伟和张国就朝着东方下跪，给父母叩头。龙晓伟更从地上捡了一块丢弃的刮胡刀片，割开袖口藏起来，“如果他们要杀我，我就先割脉自杀。”

看守士兵里，一个17岁的青年让龙晓伟和张国感到短暂的温暖。他会为两人偷偷送上食物和药品，偶尔还会有两块糖。如果不是谈论战争和美国人的时候，纯真会重回对方的眼睛。他几乎没有童年记忆，从小就被穷困的家人送去当塔利班，后者分给他们食物，并教导他们随时为首领牺牲。十多天后，这个青年说真主召唤他去战斗，下山后便没有了消息。

9月16日，BBC记者获准采访。龙晓伟和张国被带到山下，这里是塔利班的营地，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坐着皮卡车穿梭往来。在一间粉刷一新的房子里，龙晓伟用哽咽的声音对外国记者说：“我们在这里待了18天了，已经快撑不住了。我们是来支持巴基斯坦建设的，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请你转告我们的祖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快来救我们。”

向灯光闪亮处狂奔

唯有东南方向，那里山势险峻，敌人布控有限。最关键的是，晚上远处有一大片灯光，估计是城市。

而在中巴两国政府层面，营救行动早已展开。绑架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在中方“全力营救人质”的要求下，巴方召开了迪尔地区的部落会议，依靠当地部落长老的影响力制约塔利班的过激行为。同时，巴军方也以停火示好，创造营救氛围。

中国驻巴使馆则打破外交传统，通过联系塔利班的重量级人物穆斯林·汗来软化绑匪立场。

但这些利好信息并不能有效地传达到两位中国工程师那里。他们仍挣扎在绝望的边缘。

6个被堵着嘴的美国人跪在地上，6个武装分子各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慢慢切割人质的脖子。最后，血淋淋的头颅被提在手里，像展示一批战利品……

这是关押后塔利班每天强迫龙晓伟和张国看的录像。他们用这种更甚于肉体折磨的方式告诉人质——如果不合作，将也是这个下场。

这几乎击垮了龙晓伟和张国的最后的精神防线——“如果要这样痛苦且毫无尊严地死去，还不如自行了断。”

这个想法被扭转于劫持后第10天，9月7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获准与龙晓伟和张国通话，安慰他们与对方搞好关系，并为其送去过冬衣物。

9月12日，塔利班又批准他们与家人通话。龙晓伟和母亲在电话两头泣不成声，在短短两分钟时间里，龙叮嘱家人要好好过中秋节，并拜托父亲为明天生日的3岁儿子买一个生日蛋糕。母亲则安慰他说：“国家一定会救你的。”

生存的愿望空前强烈起来，龙晓伟提议逃跑，张国说好。

张国在国内警校的公安专业学习过，方案由他来定。但精明的塔利班似乎早有防备，除了不让两人迈出房门半步，就连厕所也用一条地道与房间相连。

任何一项侦察工作都举步维艰。平日里，龙晓伟和张国装出一副服服帖帖的样子以博取信任，一有机会就互相掩护着透过厕所木板的缝隙来观察地形。

“第一套方案是往北，但那边战火频繁，还有狙击枪；而往南要渡一条三百多米宽的大河，不可行。”张国说，“唯有东南方向，那里山势险峻，敌人布控有限。最关键的是，晚上远处有一大片灯光，估计是城市。”

后来，借着巴基斯坦电视台的两次实地采访，张国偷偷观察了地形，再次敲定了第三套方案，生机就在东南方。

在此期间，释放的消息不时传来，但又一次次破灭。到了10月中旬，从首领及看守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中，龙晓伟和张国估计他们的利用价值已经快到尽头，必须尽快实施“越狱”。

10月16日，斯瓦特地区下了一场大雨，次日迎来阴天。张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白天，他们支开守卫下山帮他们买电话卡，以消耗对方体力。入夜后，龙晓伟假装心脏不舒服，要求敞开门睡觉，对方竟也同意了。

晚上10点，龙晓伟和张国迈过熟睡中的守卫，向灯光闪亮处狂奔。

生死分岔口

龙晓伟第一反应是张国遇难了，他趴在地上，往枪响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最初是我提议逃的，却让人家把命给搭上了”。

夜出奇地黑，两个奔向自由的身影穿梭在山谷丛林中。脚步声惊动了一群狼狗，两人慌不择路，带刺的灌木勾破衣服，留下血痕。

大约跑了一个小时后，在一个拐弯处，张国踩着一块圆石滑倒了，右腿膝盖首先着地，一阵刺痛让他跪地不起。缓过神时，龙晓伟已不见踪影。张国往前追了一段后又返程寻找，他不敢喊对方名字，学了鸡叫又学狗吠，但始终没有回应。“他可能已在前头。”张国判断，于是他拖着伤腿，穿过灌木丛，跑进一片梯田。

而另一边的龙晓伟也在做着相似的努力，他在原地等了30分钟，又往前追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对方。两人彻底走散了。

事实上，两人当时并没有隔多远，他们失散的拐弯处是一条分岔口，黑暗遮蔽了方向，龙选了往下走，而张却选了往上。像分别走在扇形的两条半径上，再也无法重合。

凌晨2时左右，身后响起了喊叫声，灯光也亮了起来。龙晓伟被搅乱了心神，他从山坡高处跳到一栋民宅的屋顶上，脚下一滑，摔了下来，腿断了。

密集的枪声随即响了起来，还有狗吠人声。龙晓伟第一反应是张国遇难了，他趴在地上，往枪响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最初是我提议逃的，却让人家把命给搭上了”。

而在山另一边的张国也听到了枪声，他同样以为是对方遭遇不测，同样跪下磕头，“我该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呢？”

这个误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两个男人的信心，但已经无法回头。站在高处的张国依然朝着灯光的方向前进，而龙晓伟只能拖着断腿匍匐爬向前方的村子。

当他敲开一户农户的木门时，却后悔莫及地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拿对讲机的塔利班士兵。

张国的膝伤也越来越严重，后来只能走一段爬一段了。身上的巴袍被划成了絮条状，手肘和膝盖也血肉模糊。接近黎明时分，他在最后一个山顶终于看到了灯火已阑珊的城镇。

最后的障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张国下了山，踏着一片麦田走向河上的桥。没有半点预兆，镇子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它们是如此密集，他甚至能听见子弹在他身旁掠过的声音，塔利班发现了他。张国抱头趴在地上，接着迫击炮开始在身边炸响，掀起的泥石像海浪一样四溅，巨大的轰鸣声也让他短暂失去听觉。

张国匍匐爬回原来的山坡，沿着与河道平行的方向往上游翻过两座山。强大的求生意志让他在2月18日傍晚再次尝试渡河。这几乎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已经连续奔跑了近20个小时，随时可能虚脱。

炮声不出所料地再次响起来，更加密集的迫击炮彻底粉碎了张国渡河的计划。他扯了一把杂草绑在身上伪装，沿着河边爬。晚上10时，他来到一座清真寺前。

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对于被触犯了权威的塔利班来说，杀死一个逃跑者几乎是肯定的。

敲门声惊动了三位正在做祷告的伊斯兰教徒。一位长者扶起了泥人般的张国。张国用虚弱的声音重复着：“我是中国人，救我。”

长者站着不动，开始教张国念一段祷告语，大意是祈求阿拉保佑这位异国客人。当天晚上，长者把他藏在一个马槽里，以稻草覆盖。当晚，小镇人声、车声大作，塔利班正在搜寻人质。张国蜷成一团，小心呼吸，在呛鼻的马粪味、寒冷、饥饿和恐惧中，躲过一劫。

2月19日，长者找来一辆没有后挡风玻璃的小车，用毯子把张国隐藏在后座上。小车最终安全抵达一个巴政府军哨所，随后又被直升机护送到白沙瓦一个政府军基地。

至此，前后历经三十多个小时，张国终于“越狱”成功了。在一个军官的浴室里，他几乎认不出镜子里衣衫褴褛的自己。当天晚上，张国被小型飞机安全送回伊斯兰堡。休养了10天后，于2008年10月30日被送回西安。

在巴军方短暂搜寻无果后，塔利班宣布他们重新抓回了该名人质。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对于被触犯了权威的塔利班来说，杀死一个逃跑者几乎是肯定的。

但是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最终没有进一步伤害龙晓伟。只是把当晚疏于职守的士兵抽了30皮鞭，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天时间里，受罚的士兵又报复龙晓伟，不给他药和医疗器具，龙只好找了两块木板，自行包扎断腿。看守们更加频繁地打他，罚他蹲地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医治，他的骨痂成畸形愈合，右脚紫黑，浮肿，且向外弯曲。

陪龙晓伟一起煎熬的还有他在宝鸡农村的家。这个叫龙家湾的村子离市区有40公里，龙晓伟的妻子是一名纺织工，因为丈夫的事情已辞掉了工作。

自从儿子被绑架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开始在一本记饲料账的本子上记日记，这些简单且错字频出的流水账，记录了她每一次与儿子的通话，“希望日后能让孙子像他爸爸一样勇敢”。

而提前回国的张国，在过去4个月时间里，在焦急地等候龙晓伟消息的同时，却患上了抑郁症。“在伊斯兰堡休养期间，我们需轮流看守着他，一点声音和光线的变化都让他如惊弓之鸟。”张国一位巴基斯坦同事说。

回西安后，张国终日将自己关在城郊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除了每周定期去看心理医生，其他时间都用在与记忆做斗争。“我想彻底忘掉它。”张国说，“但似乎很难。”

他数次想联系龙晓伟的家里，但是又怕龙的母亲触景生情，于是作罢。他托仍在巴的同事打听龙的下落，但一直所获甚少。“当时说好一起逃的，却把他给丢了。”一种内疚感时常困扰着他，“如果他回不来了，我会一辈子不安心。”

2009年2月14日，张国的心头大石终于可以放下，在巴基斯坦政府对部落工作做出某些让步的努力下，塔利班武装最终同意释放龙晓伟。5天后，他抵达西安。2月25日，龙晓伟进行了右脚踝复位手术，植入了6块钢板。

手术后，张国拉着龙晓伟的手说：“我们都忘掉过去吧，开始新的生活。”

2009年3月2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病房，病友得知龙晓伟的“传奇”经历后，流露出惊讶和关切。 图/邓小卫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