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 “共同富裕”，才能 “大国崛起”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当下中国进入一个以民生为政治核心的阶段。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直没有完成的。在民国建立之后不久，人们立即开始考虑民生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具有政治正当性，正是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延续和“恶化”。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社会主义才有号召力。

　　邓小平的改革论中，不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共同富裕。对于邓小平来说，专政似乎是可以改变的，也似乎坚持下去很必要，死死抓住不放很必要。那是党的领导问题，但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很清楚改革时代，已经把社会主义和专政做了适当分离。

　　作为改革的两个终极目标，宪政和共同富裕并没有冲突。造成冲突是因为一些经济决定政治的遗毒思潮，也就说宪政取决于市场经济这个伪命题成立时，才会无事生非造成宪政和共同富裕。市场经济是良好的，并且趋于共同富裕，促进全民而不是单纯是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物质条件完善时，才是宪政的前政治基础。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前政治的，是还没进入门槛的准备条件，而宪政是门槛里面的事情。宪政取决于市场经济，是个伪命题。更有甚者，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对立，那是更虚假的命题（理由请参看我的《资本主义初恋情人是共同富裕》一文）。

　　帕累托拒绝财产再分配

　　大国崛起有一种转移国内政治冲突的意图。一味拒绝财产再分配，单纯依靠经济发展作为出路，肯定走向对外征服的历史。

　　意大利加富尔时期的皮埃蒙特君主王朝，王朝的扩张的诱惑、结合着对底层革命的恐惧，需要一种健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才能供养一只强大的军队，避开社会动荡。经济上的放缓，迫使进行政治上实质性让步，否则堤坝就会奔溃。

　　对于意大利的掌权者而言，他们出于私人目的和所谓的公共利益考量，过于迷恋集权。而且知识分子也把妨碍进步的原因，归咎于民众美德的缺乏。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在于模仿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阶段，创造小经营者和佃农阶级，这一些人具有道德和经济上进行自我改善的动机。这个模仿依赖于这一些人的上进心，与经济发展繁荣的一致性和同构型，如果经济发展趋于停顿，那么这一些人的上进心遭受严重挫折，模仿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理想阶段的心理动力，将不存在。

　　意大利的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不是给予民众财产再分配的真实利益，而是给予自由放任的扭曲性市场经济机会。而自由放任造成民众进一步利益受损，进一步沉沦。尽管他们在和平时刻，能以各种方式思考工业经济时代的立宪条件，意图创造有自由主义特色的政治整合和凝聚模式，并未新兴的工人阶级提供某一些有利条件。但当危机出现，他们就完全同意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底层的政治诉求，并且赞同武力镇压。

　　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金蒂莱说，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们自己说，组织大众阶级战胜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有可能的。制度的支持者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说服这一些阶级，用行动而不是用夸夸其谈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从现存制度中期望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从对未来的梦想中所期待的。

　　著名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和自由主义的优势去指导劳动阶层和那些同情他们的状况的中间阶层。

　　但是帕累托通常反对社会立法，例如引入最低工资和就业保险方案。他认为，在意大利，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增加生产来解决，而上述措施会把资本从更有用的，生产财富的计划中撤走。尽管他也承认，意大利的企业家，并不是从生产投资中中而是国家补贴中获得利润，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对发展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期待。帕累托主张，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而提高工资，而不是重新分配现有小得可怜的蛋糕，才更有可能增加幸福。

　　他把那一些想通过国家干预来改变财富分配的人，称做社会主义者。他非常同情穷人，也承认暴政造就了暴民，富人的奢侈享受，他们的特权给穷人带来的巨大的苦难。但是他还是觉得改善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影响，鼓励将资本投入到企业的生产中去，因为这将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帕累托辩护说，私有制是否具有掠夺性，取决于政治体制是否支持运用私有财产，从政治权威而不是经济投资获得特权。从政治权威的获得特权，私有制具有掠夺性，而从经济投资获得特权，则没有掠夺性。

　　帕累托意识到，社会主义者想用国家收回一些从他们那里掠夺走的财富，他甚至认为这对资产阶级而言可能是一种有益的体验，让他们政治成熟，别短见，被无止境占有财富的渴望，遮住眼睛。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这样的权宜之计，只会对人民的状况产生可怕的影响，无论意图有多良好，任何对财富的计划性再分配，都会减少生产资本，对国家繁荣造成危害、此外过大的权力会造成腐败和滥用，侵蚀人性。

　　帕累托如果晚生几十年，并且在改革中国思考，肯定还会援引伯克他们对财产权再分配无效的警惕，并且还可以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残忍结果（应该说，支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底层民众，而是底层知识分子，民众始终具有消极的特征，只要满足了生存需求，就不会有攻击性，而底层知识分子则有无止境占有财富的渴望，并且需要更高的主义，用来当作大棒，打到上层知识分子，霸占其女人和财产。对于民众来说，支持其起来斗争的是，生存伦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而对于底层知识分子来说，是妒忌和掠夺的渴望，并且伪造成，混同于民众的生存伦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后者才是无底洞，是二十世纪国内政治灾难的根源）来见证。

　　应该这么说，政治解决对于社会问题和共同富裕，无法根除，但是可以转换困境，使社会问题变为软化。我丝毫不否认政治解决对于社会问题，有一种绝望的困境，但是因此就全盘否定政治解决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政治幼稚的道德愤青，冒充地进行政治思考。

　　帕累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形而上的”或“宗教”理论，用一种种神秘、完全虚幻的关于未来天堂的希望，把人民的注意力，从正确利益上，例如生存权转移开来。用唯心主义和道德来替代物质利益，对穷人进行医治。

　　帕累托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掠夺者的数量，将超过财富的制造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灾难和苦难，社会主义将笑话他小儿科。国有制的实施以及之后的改革，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来就没有实现有效的和公正的，财产再分配。社会主义，不外乎一个超历史长度的掠夺，把民众利益和私有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积累增值之后由官僚权贵阶层瓜分之。

　　与此相比，法西斯主义人道多了，仅仅是过去罪恶的进一步深化，而不像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是加速度地掠夺。

　　财产再分配至关重要

　　当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形成并且要上升，就遭遇到不再有外部殖民地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无从回避，必须重新寻找出路。社会主义的政治思考中，本来就蕴含着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旗号，就有超越帝国主义，寻找“无殖民地”的解决出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这样维系一个崛起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整体的存在。不断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经过螺旋式的发展和上升，是毛泽东在学习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之后，找到的解决出路。

　　发展必须是螺旋式的，要在分享中发展。改革开放到了今天，需要让每个人都分享发展带来的福利。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结构，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和谐的结构作为持续发展的前提，这个和谐的结构，包括起点平等和共同富裕。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的好成果，都不会在共同富裕中而丧失。实现共同富裕，再来重建平等竞争的起点，这是当代的使命。

　　邓小平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形象地说，都是一家人，才能放心让一些人先富，都是一家人相互之间有一种模拟的亲情，一种类似兄弟般友爱的“合伙”之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差别和不平等处于可以忍受的范围，没有尖锐的政治冲突和矛盾。

　　以市场经济的名义拒绝共同富裕，这不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滥用,而且是捍卫恶的成果。好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抛弃,至少可以打折的存在下来。而只有坏的东西，才会裹挟所有美好的名义,来巩固自己的邪恶，并且欺凌美好的东西。反对共同富裕，实际上等于替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解除人类文明底线以下的负担。　

　　如同柏拉图说的，希腊是两个城邦，一个穷人的，一个富人的。贫富分化造成希腊永远处于内战之中，即使帝国主义的冲动也很强大，也有人鼓吹利用着帝国主义冲动，来整合国内矛盾，可是希腊始终无法成为帝国。而罗马就解决了这个矛盾，他的混合共和结构，能把国内的内战渴望和政治对立整合起来，一致对外。每一次罗马的危机，都成了罗马对外征服的动力。每一个成功的新罗马帝国都是如此，英国帝国崛起前夕，正是光荣革命和改革法案在国内进行整合，弥平了国内的内战和危机，成功对外展开殖民。而美国也同，反奴隶战争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福利措施，为二战后的全球霸权准备了条件。

　　共同富裕和财产再分配是无从回避的。前进中的民族国家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舰队，先锋与本营之间，不能断裂。不能先锋是驱逐舰，驶向了纽约，而本营是水排木板，落向非洲。大都市儿子是乡土父亲，拼老命含辛茹苦抚养大的，不能长硬了翅膀就飞走了，而不尽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北京日报2007年2月26日发文《质疑“蛋糕做大就能更好地分配”》，评论说，“只有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分配”，“发展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等论点，真是太天真了。我国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态势告诉我们，由发展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绝不能拖到所谓“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分配”来解决的程度。

　　在《占有/分配/生产：一个从Nomos出发决定每种社会经济秩序诸几本问题的尝试》中，施密特重复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生产的每一次增长都实际会让分配变为更加困难。也就是说施密特攻击了“做大蛋糕”的信仰，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让分配成功进行，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性抗争。

　　扩张的限制

　　国外扩张可能获得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更高的生活水准，将主张革命的人，吸引到既存政权这一边，并补偿他们的政治权利损失。对外扩张的帝国政策与改革吸纳的社会政策，是自身力量的两个支柱，国家在海外扩张必须先伴之以国内的进步。

　　英国国家在海外扩张同时伴之以国内的进步，恐怕是误解。英国只有弥平了国内的内战和危机，才能成功对外展开帝国主义。

　　英国工人通过参与一个世界霸权的商业成功进入民族国家，也就是分享帝国掠夺的成果，这种历史经验，已经不再可能再现。德国崛起之后，正好相反，已经再无殖民地，所以必须以国内的进步作为前提。韦伯认为，唯有德国力量的扩张，才能确保德国人民在国内的永久维持生计和进步改善的可能性。这话说得太晚。大英帝国的政治经验，德国已经没有条件学习和模仿。

　　网络上流传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战争正在向我们走来》中说，要争霸权就不能内斗不已，内部要安定团结，英国由于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早早地实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日本从中国撮取的巨额赔偿和市场不仅有利于上层，也使日本下层获得巨大利益。

　　迟浩田说，时代不同了，国情也不一样，但实质没有变，我们不仅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军事、外交问题，更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内部的阶层，阶级利益的调整问题。只压榨剥削本国下层的上层精英阶级，在这处战国时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没出息的，应该被限制，被消灭的。成熟的，智慧的上层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即对内实行“让步政策”，领导下层共同获取海外利益。

　　英国从欧洲争霸战中推出，形成全球商业殖民体系，并且用强大武力支撑之。美国二战之后占据全球商业殖民体系制高点，用不断的金融创新，并且用强大武力支撑之，来掘起全球其他国家的财富。

　　那中国海外扩张依赖于军事占领征服殖民已经不大可能，所以只有依赖于经济竞争的优势，而单纯依赖经济竞争获得霸权，恐怕是历史上笑柄。经济竞争的优势，在政治角力和军事之下，不堪一击。这种优势，就像股票市场中的牛市，在政治和军事面前不堪一击。

　　民众不能仅当炮灰

　　1911年之后，韦伯认识到，领土扩展往往只能提高统治阶层的权利和威望，而且它与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与私营企业和经济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结合的可能性。领土扩展往往只服务于权贵榨取超额利润，其利润增长来对被占领区的剥夺。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爱国主义的影响，而成为炮灰，忽视其真正的利益。韦伯怀疑，社会主义不会对此有所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社会主义膨胀了官僚阶层，扩大了垄断，只会为帝国主义推波助澜。

　　如果光是发展模式，那么不久国内市场就不足以支撑，就要对外殖民和对外掠夺，以转移剩余资本和扩大利润的压力，这时候就要“大国攫取”，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这样的历史进程，是对过去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民众奴隶化的进一步延续和强化，并没有自由和解放的维度，也能够暂时转移国内民众解放斗争的政治压力。可是对于德国崛起之后的帝国主义，已经没法重复英国帝国模式，那么必先改变自身的内部结构，那就是在国内实行财产再分配。

　　没有共同富裕作为前提的大国崛起，没有消除贫富分化和政治矛盾就进行对外扩张。对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看到阻止共同富裕的手段和借口。那么底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在解放战争作出重大牺牲，几乎无偿当了炮灰，没有有效的报答，到了建国之后，又牺牲了几十年，如果在对外扩张，又再次无偿当了炮，那不是亏大了。所以必须首先满足底层共同富裕的诉求，然后再谈大国崛起。

　　 现在“不放血”，将来就要“流血”，如果大国崛起，那么流的是民众的血，如果贫富内战，那么流的是权贵和民众的血。大国崛起那很容易变为“权贵攫取”，统治阶层以国家和人民为牺牲代价，享受穷奢极欲，只能增加大多数人的苦难。